“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寫一天就寫一天，能寫一個小時就寫一個小時。我愿意對文學、對寫作，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面對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朋友和益陽本地的文學愛好者，90歲的王蒙坐在講臺，神采奕奕，如是說道。

這是中國作家協會“作家活動周”暨中國作家“益陽文學周”開幕后舉辦的第一場重磅活動——“清溪一課”。“人民藝術家”王蒙來到益陽，為參加“作家活動周”和“益陽文學周”的作家朋友，以及益陽本地的學生、市民、文學愛好者上了生動一課。

中國作家協會“作家活動周”暨中國作家“益陽文學周”開幕后第一場重磅活動——“清溪一課”

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陳彥主持“清溪一課”

在現場，王蒙回顧了自己歷經70年不竭的創作，以《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這邊風景》三部代表作品為例，分享了如何做人民的學生、向人民學習的經驗。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文學講座，是一位鮐背作家的創作總結，也是“人民的學生”的肺腑之言。

向藝術學習

作為共和國的同路人、新中國的第一代作家，王蒙見證并參與了中國當代文學從起步到邁向輝煌的發展之路，集中地體現了共和國文學的精神氣象。

1953年，剛年滿19歲的王蒙開始創作《青春萬歲》。那是何等的激情與驕傲，青春激揚，年紀輕輕便能參與建設新中國，讓他感到驕傲。那句經典的“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不僅是一位共和國青年的激情宣言，更預示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

《青春萬歲》表現了革命勝利帶來的新氣象，寫出了一代人的心靈和情感形式。這既是身處變革中的青年激情的表現，也暗含著一種珍惜的情愫。用王蒙自己的話來說，新中國成立初期那種“狂歡”化的日子不可能永遠持續，他感到自己有義務記錄下那代年輕人的青春記憶。

很少有人知道，這部后來的經典之作，當年卻屢經波折。寫法混亂、沒法出版……寫完整整一年，才有領導賞識，但還是指出其作為長篇小說缺乏主線。主線是什么？王蒙聽了簡直要了他的命，“蒼天啊，主線何在？”還是后來一次偶然的活動，王蒙聽到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才從音樂的織體中明白了“主線”這個概念，順利找到《青春萬歲》的敘事主線。

“人民藝術家”王蒙主講“清溪一課”

向生活學習

“痛苦充滿我的童年生活，這是我的隱痛、羞恥。想到家里發生的事，讓我痛不欲生，如果不把它寫出來，便會痛苦、壓抑乃至絕望。”18歲結婚、19歲守寡，如此生活了一輩子，每天早上一邊梳妝一邊自言自語，背誦詩歌、唱詞，沉醉在怒罵里——“你壞了良心，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殺人不眨眼，這樣的人應該死……”王蒙眼中的姨媽是一幅典型的怨婦形象，怒罵是她每天都要完成的功課，就像教徒每日的祈禱。

這段記憶極其深刻的童年往事，在日久年深的沉積后，成了一部小說的創作靈感。出版于1987年的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取材于此。小說中守寡的靜珍原型正是王蒙的姨媽。小說深刻剖析了舊的社會習俗（比如包辦婚姻）給人帶來的痛苦。

回顧《活動變人形》的創作，王蒙表示，小說其實對五四新文學的精神作了繼承和補充。提倡自由戀愛是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主題，但不合時宜的自由婚姻帶來的很可能不是幸福，而是痛苦。這鮮明地體現在靜珍身上，“自由戀愛使本身無辜的女性變成了封建婚姻的罪惡代表，她們是社會從封建走向現代被迫付出的代價”。

談到自己為何總寫長篇，王蒙表示，在特殊年代想寫真實的生活完全可能，但要懂得合乎時宜地表達，就好像帶著鐐銬跳舞，而要舞出一些意思來，鐐銬不能小。小說的篇幅越大，供作家發揮的空間也就越大，越有“跳舞”的余地，這是受到體量限制的短篇小說很多時候做不到的。

進入耄耋之年，王蒙深入鉆研經書和古籍，稱其為“皓首窮經”。但是為何這幾年，王蒙又重新寫回了小說？用王蒙自己的話說，寫小說的快樂無與倫比，“讓人亢奮，變得敏感，其樂無窮。小說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各種感情、各種思想、各種經驗，無論是真實的還是幻想的，都可以寫進去，好似在欲擒故縱、縱橫捭闔”。那就像重新回到“青春作賦”的歲月。“我寫小說的時候，每個細胞都在跳躍，每個神經都在抖擻。”寫小說讓王蒙重新喚起對文學的愛、對生命的愛、對生活的愛、對國家的愛，“仍然像以前那樣精力充沛”。

認真聽“清溪一課”的大學生們

向人民學習

1963年，已經當上北京師范學院（現首都師范大學）教師的王蒙，家庭穩定、生活幸福，但他直覺感到如果要搞文學創作，生活觸角還是太狹窄了，因此希望能到外地體驗生活。在一次中國文聯舉辦的讀書會上，遇到各地文聯的負責同志，讓他下定決心要扎根新疆，還要把愛人、孩子都帶過去。但新疆地廣人稀，人生地不熟，尤其是語言不通，怎么辦？王蒙覺得不學好維吾爾語不行。“深入生活，是跟生活搞戀愛，很難帶翻譯談戀愛的。”就這樣，在伊犁的生產大隊，他用大量時間學習維語，半年后就能在會議上用維語發言，當年冬天就能自如閱讀維語書籍。

在與新疆各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歲月里，王蒙接受了生活的洗禮；在閱讀少數民族的文學作品時，王蒙受到了教育和感染。談到新疆，王蒙感慨萬千：“新疆人民對我恩重如山。”這段珍貴的經歷轉變為《這邊風景》。小說起筆于1974年，1978年寫成，2012年重讀并校訂，前后歷時近40年，現已被翻譯成不同語言。阿拉伯語譯者貼切地稱呼這部小說是“維吾爾生活的細密畫”，王蒙則認為這部小說提供的是特殊情況下的寫作經驗。

這是“一種生活的經驗，生活得越踏實，越能有一種對生活的忠實、對生活的理解和對生活經驗的積存”。不得不提其中的一件小事。在新疆農村扎根的時候，王蒙住在一間有著4平米土炕的屋子里，兩只燕子飛入他的房間，筑起了巢。維吾爾族村民知道后，認為這是村里來了一位善人，起碼不糟踐燕子。就這樣，王蒙和兩只燕子共同生活了五個月。在這段時期，王蒙與維吾爾族人民打成一片，深入了解維吾爾族的生活，并認識到維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區別，兩個民族不僅做事細節不同，生活習慣也有很大不同。

《這邊風景》是王蒙深入新疆生活、扎根新疆人民的重要收獲，他曾這樣評價：“《這邊風景》記錄了我39歲到47歲之間的人生，就像一條魚的中段，那個時候的我是多么有理想，多么真誠，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上山下鄉，去邊疆去偏遠的地方，到勞動人民中去，到水深火熱的一線基層去扎根，勞動鍛煉自己，讓自己脫胎換骨，成為全新、完美的革命者。”

在現場，王蒙用12個字對這段經歷做了精辟的總結：“做人民的學生，在生活中深造”。這是“人民藝術家”的創作感言，也是肺腑之言。誠如“清溪一課”主持人，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陳彥所言，每一位作家、文學愛好者都應該像王蒙一樣，始終保持文學的初心、人的初心，自覺做人民的學生，向傳統、向時代、向世界學習，尤其是向生活學習，努力拓展生命疆界，在寬闊的生活中深造自己，成為人民的藝術家，成為理想的閱讀者。

活動現場

（攝影：劉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