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莉，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第五屆“最受研究生歡迎的十佳教師”。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副主任。著有《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1898-1925）》《小說風景》《持微火者》《我看見無數的她》等。主編《暮色與跳舞熊：2022年中國女性文學作品選》《比時間更久：2022年短篇小說20家》《霞光映照之地：2022年當代散文20家》《我們在不同的溫度沸騰》等。獲得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中國女性文學優秀成果獎、華文最佳散文獎。

新鮮風景與故人山河（節選）

張 莉

“別開生面”

一九三六年，二十三歲的孫犁離開家鄉安平，在安新縣同口鎮教書一年，雖然只在那里生活了短短的一年，但白洋淀的生活讓他難以忘懷。一九三九年，在太行山深處的行軍途中，孫犁將白洋淀記憶訴至筆端，寫成長篇敘事詩《白洋淀之曲》。詩的故事發生在白洋淀，女主人公叫“菱姑”，丈夫則叫“水生”。他們和《荷花淀》中的年輕夫妻一樣恩愛，但命運不同。在這首詩中，水生犧牲了，菱姑喪夫后拿起了槍：“熱戀活的水生 / 菱姑貪饞著戰斗 / 槍一響 / 她的眼睛就又恢復了光亮”。《白洋淀之曲》寫得并不成功，只能說是孫犁對白洋淀生活的嘗試寫作。那一年，孫犁二十六歲。他熱情洋溢，但文筆青澀。——白洋淀的生活如此刻骨銘心，可是，怎樣用最恰切的藝術手法表現？此時年輕的孫犁還未做好準備。

孫犁重寫白洋淀故事，是在延安。一九四四年，孫犁來到延安工作，他聽說了故鄉人民經歷了空前殘酷的“五一大掃蕩”。一九四五年，他遇到了來自白洋淀的老鄉。他們向孫犁講起水上雁翎隊利用葦塘荷淀打擊日寇的戰斗故事，孫犁的記憶再次活起來。多年后，孫犁回憶起當年聽到老鄉講故事的心情：“我離開家鄉、父母、妻子，已經八年了。我很想念他們，也很想念冀中。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信心是堅定的，但很難預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鄉。”“《荷花淀》等篇，是我在延安時的思鄉之情、思親之情的流露，感情色彩多于現實色彩。”因為雁翎隊員們的講述，也因為孫犁本人對家人的思念，孫犁連夜寫下短篇小說《荷花淀》。

《荷花淀》中的人物依然叫“水生”，故事依然發生在白洋淀，依然有夫妻情深和女人學習打槍的情節，但小說的語言、立意、風格和早期的《白洋淀之曲》迥然相異。題目“白洋淀之曲”改成了“荷花淀”，用“荷花淀”來稱呼“白洋淀”顯然更鮮活靈動，讀者們似乎馬上就能想到那荷花盛開的圖景——這個題目是講究的，借助漢字的象形特征為讀者提供了想象空間。《白洋淀之曲》中死去的水生在《荷花淀》里活了下來。故事情節的重大改動是否因為他對妻子與家人的掛念，是否因為他渴望傳達一種樂觀而積極的情緒？

完成《荷花淀》那年，孫犁剛剛三十二歲。哪一位丈夫愿意打仗？哪一位妻子希望生離死別？但是，當戰火燒到家門口時，他們不得不戰。當作家想到遠方的妻子兒女，想到家鄉人民時，他要怎樣書寫生活本身的殘酷？沒有人知道戰爭哪一天結束，這位小說家/年輕的丈夫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紙上建設他的故鄉、掛牽和祝愿。于是，小說家選擇讓水生成為永遠勇敢的戰士，而水生嫂，則可以在文字中享受屬于她的安寧和幸福，哪怕，這幸福只是片刻。

時任延安《解放日報》副刊編輯的方紀后來回憶說，讀到《荷花淀》的原稿時，他差不多跳起來，“大家把它看成一個將要產生好作品的信號。”談到孫犁作品給延安讀者帶來的驚喜時，他多次使用了“新鮮”：“那正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又經過整風，不少人下去了，開始寫新人——這是一個轉折點；但多半還用的是舊方法……這就使《荷花淀》無論從題材的新鮮、語言的新鮮，和表現方法的新鮮上，在當時的創作中顯得別開生面。”把《荷花淀》視作孫犁創作生涯的分水嶺是恰當的，此前，他是作為戰地記者和文學工作者的孫犁；此后，他是當代中國獨具風格的小說家。

一九四五年五月，《荷花淀》先在延安《解放日報》首發；緊跟著，重慶的《新華日報》轉載；各解放區報紙轉載；新華書店出版單行本；香港的書店出版時，還對“新起的”作家孫犁進行了隆重介紹。——這篇不僅寫給自己，也寫給親人、寫給“理想讀者”的小說有如長出了有力的“翅膀”，安慰著戰亂時代離鄉背井的人們，也安慰著那些為了和平不得不戰的戰士們。尤其令人心生喜悅的是，《荷花淀》發表三個月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軍隊宣布投降，水生和水生嫂們對安寧日常生活的愿望終于不再是愿望。自此，中國文學的版圖上，有了名為“白洋淀”的文學故鄉，自此，那里成為新的“中國風景”。

冀中新景

《白洋淀紀事》是孫犁影響廣泛的一部作品集，收錄了他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八年間的小說散文及紀實性作品共計二十六萬字，先后在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二年出版過兩個版本，到一九六四年，印刷了六次共計十八萬冊。今日重讀，有許多角度可以討論《白洋淀紀事》的魅力。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你都不得不承認，孫犁以《白洋淀紀事》構建了一種新的中國文學風景。在孫犁筆下，冀中平原的自然、風光與人民相互映照，成為中國文學史的標志性所在。

《白洋淀紀事》勾勒了冀中平原四季風光，生動、真切，有如臨其境之感。春天來了，“春天過早挑動了小桃樹，小桃樹的嫩皮已經發紫，有一層綠色的水漿，在枝脈里流動”。（《正月》）“太陽照著前面一片盛開的鮮紅的桃樹林，四周圍是沒有邊際的輕輕波動著就要挺出穗頭的麥苗地。”（《游擊區生活一星期》）“這一帶沙灘，每到春天，經常刮那大黃風，刮起來，天昏地暗人發愁。現在大雨過后，天晴日出，平原上清新好看極了。”（《光榮》）到了夏天，“滹沱河在山里受著約束，晝夜不停地號叫，到平原，就今年向南一滾，明年往北一沖，自由自在地奔流。河兩岸的居民，年年受害，就南北打起堤來，兩條堤中間全是河灘荒地，到了五六月間，河里沒水，河灘上長起一層水柳、紅荊和深深的蘆草”。（《光榮》）秋天，“滿天滿地霜雪，草垛上、樹枝上全掛滿了。樹枝垂下來，霜花沙沙地飄落。河灘里白茫茫什么也看不見”。（《正月》）到了冬天，“村里村外，只有些小小的莜麥秸垛，蓋著厚雪。街道上，擔水滴落，結了一層冰。全村只有一棵歪把的老樹，但遍山坡長著那么一叢叢帶刺的小樹，在冰天雪地，滿掛著累累的、鮮艷欲滴的紅色顆粒”。（《蒿兒梁》）

孫犁使用的詞語是家常的，他喜歡用逗號和句號，句子短而凝練，有一種奇妙的音樂性和節奏感。所寫當然是自然風光，但書寫自然時，他有意寫下明亮之色，厚雪與結冰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一叢叢累累的紅色果實；大黃風之后緊接著是大雨過后天晴日出，似乎也只是陳述所見，但這些風景并不給人荒蕪感、孤獨感。“田野里，大道小道上全是忙著去種地的人，像是一盤子好看的走馬燈。”（《“藏”》）“常常發水，柴禾很缺，這一帶的男女青年孩子們，一到這個時候，就在炎炎的熱天，背上一個草筐，拿上一把鐮刀，散在河灘上，在日光草影里，割那長長的蘆草，一低一仰，像一群群放牧的牛羊。”（《光榮》）

“要問白洋淀有多少葦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葦子？不知道。只曉得，每年蘆花飄飛葦葉黃的時候，全淀的蘆葦收割，垛起垛來，在白洋淀周圍的廣場上，就成了一條葦子的長城。女人們，在場里院里編著席。編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漲滿，有無數的船只，運輸銀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莊，就全有了花紋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爭著買：‘好席子，白洋淀席！’”（《荷花淀》）

勞作的人們與自然在一起，構成了冀中平原上最為日常的鄉土生活。他寫人如何在自然面前生存，同時也寫人如何創造環境。戰爭對日常風景進行了破壞，大地上突然出現了炮樓，像“闊氣的和尚墳”，“再看看周圍的景色，心里想這算是個什么點綴哩！這是和自己心愛的美麗的孩子，突然在三歲的時候，生了一次天花一樣，叫人一看見就難過的事”。戰爭對生活進行了摧毀。“自從敵人在白洋淀修起炮樓，安上據點，搶光白洋淀的糧食和人民賴以活命的葦，破壞一切治漁的工具，殺吃了鵝鴨和魚鷹；很快，白洋淀的人民就無以為生，魚米之鄉，變成了餓殍世界。”（《采蒲臺》）“生活史上的大創傷是敵人，在炮樓‘戳’著的時候，提起來，她們就黯然失色，連說不能提了，不能提了。那個時候，是‘掘地梨’的時候，是端村街上一天就要餓死十幾條人命的時候。”（《織席記》）他寫炮聲就在不遠處，“東西北三面都有了炮聲，漸漸東南面和西南面也響起炮來，證明敵人已經打過去了。”甚至，炮聲來到了家門口，“當大娘正要轉身回到屋里的時候，在河南邊響起一梭機槍，這是一個信號，平原上的一次殘酷戰斗開始了”。（《正月》）但是，鄉村并沒有被真正摧毀，人們拿起槍，“這一村的自衛隊往大場院里跑步，那一村也聽到了清脆的口令”。

《白洋淀紀事》里，孫犁將筆觸延伸到戰爭年代的“毛細血管”，寫下戰爭對每個人、每個家庭的毀滅，更寫下冀中村莊的勇氣和反抗。當然，盡管他站在百姓角度感同身受，但是，他畢竟不是農民，而是革命干部，他有作為革命者的自覺。事實上，《白洋淀紀事》里的敘述人，是一位渴望改造世界、對未來有著必勝信念的寫作者。于是，從他的自然風景里，你能清晰聽到一位革命作家的聲音，意識到小說里的風景某種意義上是革命者的心理映射。“在外面的大地里，風還是吹著，太陽還是照著，豆花謝了結了實，瓜兒熟了落了蒂，人們還在受著苦難，在田野里進行著斗爭。”（《“藏”》）“許多高房，大的祠堂，全拆毀修了炮樓，幼時記憶里的幾塊大墳地，高大的楊樹和柏樹，也砍伐光了，墳墓暴露出來，顯得特別荒涼。但是，村莊里的血液，人民的心卻壯大起來了，一種平原上特有的勃勃生氣，更是強烈撲人。”（《囑咐》）

這樣的視角和眼光，帶著改造和建設一種新世界的信念，也影響了其所見。風物常常是希望的隱喻：“太陽剛剛升出地面。太陽一升出地面，平原就在同一個時刻，承受了它的光輝。太陽光像流水一樣，從麥田、逍溝、村和樹木的身上流過。這一村的雄雞接著那一村的雄雞歌唱。”“我望一望那明亮的三星，很像一張木犁，它長年在天空游動，密密層層的星星，很像是它翻起的土花、播散的種子。”雄雞、星星、翻起的土花和播散的種子，都來自于一位戰士的心靈風景，是主觀化的自然。在這里，貧窮是暫時的，饑餓是暫時的，恐懼也是暫時的，信念感在每個人心中。對必勝信念的確認與確信，成為《白洋淀紀事》一書的靈魂，也是打動萬千讀者的隱秘動因。

戰爭、自然、人與時代如何在孫犁筆下構成風景？以《荷花淀》里的故事為例：“后面大船來的飛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這幾個青年婦女咬緊牙制止住心跳，搖櫓的手并沒有慌，水在兩旁大聲嘩嘩，嘩嘩，嘩嘩嘩!”與之前輕劃著船“嘩，嘩，嘩”不同，鬼子來之后，“水在兩旁大聲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已經不再只是象聲詞，它還是情感和動作，是緊張的氣氛，是“命懸一線”：

“往荷花淀里搖！那里水淺，大船過不去。”

她們奔著那不知道有幾畝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無邊際的密密層層的大荷葉，迎著陽光舒展開，就像銅墻鐵壁一樣。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來，是監視白洋淀的哨兵吧！

“銅墻鐵壁”和“哨兵”是比喻，但也是所處風景的態度。荷花荷葉和人一樣，都是有生命、有氣節的，成為作品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孫犁筆下的風景是心靈風景。景色當然是真實的存在，更是白洋淀人民不屈意志的投射。“一切景語皆情語”，他要寫下的是反抗的決心、勝利的決心。

“所謂風景，乃是一種認識性的裝置。”柄谷行人說。這句話用在孫犁小說的風景上也是合適的。《荷花淀》的色調是明朗和樂觀的，那是作家對戰爭前景的認識。而這種認識早已滲透在他血液里。早在一九三九年《論通訊員及通訊寫作諸問題》中，他就談起過一種必勝的信念。“我們可以寫我們要勝利，因為我們一定能勝利。”“我們的通訊里，應當流露著樂觀，興奮，頂多是悲壯；因為實際上是這樣的。”“要使自己感覺到并訓練為一個民族解放斗爭火焰之發動者。”從青年到晚年，這是孫犁不斷重申的寫作職責：“我的職責，就是如實而又高昂濃重地把這種感情瀉染出來。”但這樣的職責并不意味著某種高蹈。孫犁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成為解放區文學的優秀代表，在于作家“所見者大”而“所記者實”，而著墨于細微，在于他樸素、日常、切實的美學觀。即使他深知要用高昂、渲染的筆墨，但落在筆端時，他依然從“小”著眼，寫身邊所見之人、所見風物。于是，棗樹、野花、桃樹、荷花、葦子地，呼呼的從遠方刮來的風構成了冀中平原富有生命力的大自然之景，既是故事的發生地，也與主人公的命運和精神、情感相互交織。正是他筆下這些真切的花草、真切的天地、真切的人事，最終構成了他魂牽夢縈的土地和家園，構成了他終生熱愛的“中國的幅員”。

寫作時的孫犁，將“自我”完全浸入了革命戰士的角色之中。作為抒情者，他與作為革命戰士的“自我”和后方百姓的“自我”融為一體。正如研究者們都認識到的，《荷花淀》之所以擁有如此多的讀者，在于他在壯烈的抗日故事里含有迷人的柔軟的情感內核，即夫妻之情，天倫之樂。與其說《荷花淀》是一個故事，不如說是孫犁以小說形式寫就的一封充滿思念之情的家書，這封信里有著一位丈夫 / 戰士最深沉的情感。

新現實與新人

“不應該把所謂‘美’的東西，從現實生活的長卷里割裂出來。即使是‘風景畫’吧，也應該是和現實生活、現實斗爭，作者的思想感情，緊緊聯系在一起。”一次，談到風景畫時，孫犁這樣說。這樣的“不割裂”，也貫穿在他的作品里，他之所以構建了新的風景，就在于這個新風景里有新的現實與新的人，在他的作品里，人物和時代長在了一起，從而他才能為那個時代畫下新的風景。早在一九四一年創作《文藝學習》時，孫犁就敏感地意識到，作為一位作家，要意識到自己將面對一種迥異于傳統中國的“新的現實”。要看到新的人，也要意識到人和人之間新的關系；要看到社會風俗習慣的改變，倫理道德觀念的改變；要看到新環境和新景物，也要聽到新的語言和詞匯。所以，一位優秀作家，要用筆記下，用筆畫下，要用筆刻下時代的“復雜的生活變化的過程”。《荷花淀》里出現的少年夫婦，《白洋淀紀事》中美好的少女和正派善良的老人們，其實都是孫犁所理解的新人。尤其是他看到了那些作為文學風景的女性形象，她們早已被無數研究者反復討論。事實上，孫犁也坦言：“我在寫她們的時候，用的多是彩筆，熱情地把她們推向陽光照射之下，春風吹拂之中。”

水生嫂們成為了孫犁筆下新風景的重要構成——她們與以往小說中圍著鍋臺轉的、呆板而麻木的農村婦女迥然不同。她們怎么可能只是柔弱的被保護對象？怎么可能是只會干家務？孫犁筆下，她們開朗、明媚、樂觀，有膽識，也有承擔。——每一位讀者都能在小說中聽到她們爽朗的笑聲，感受到她們的力量，而就在水生們去抗日的那年秋季，“她們學會了射擊。冬天，打冰夾魚的時候，她們一個個蹬在流星一樣的河床上，來回警戒。敵人圍剿那百頃大葦塘的時候，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出入在那蘆葦的海里”。這是能獨當一面的女性，她們和男人一樣有責任感，是時代的新生力量。

孫犁以一種有情的目光打量著這些農村女性，他凝望她們，目光中充滿了贊賞和疼惜。要寫下她們的善良、勤勞、爽快。一如淺花，“這個女人，好說好笑，說起話來象小車軸上新抹了油，轉的快叫的又好聽，這個女人，嘴快腳快手快，織織紡紡全能行，地里活賽過一個好長工。她紡線，紡車象瘋了似的轉；她織布，挺拍亂響，梭飛的象流星；她做飯，切菜刀案板一齊響。走起路來兩只手甩起，象掃過平原的一股小旋風”。還有那位硬朗的大娘，也是如此令人難忘。“大娘受苦，可是個結實人，快樂人，兩只大腳板，走在路上，好象不著地，千斤的重祖，并沒有能把她壓倒。快六十了，牙口很齊全，硬餅子小蔥，一咬就兩斷，在人面前還好吃個炒豆什么的。不管十冬臘月，只要有太陽，她就把紡車搬到院里紡線，和那些十幾歲的女孩子們，很能說笑到一處。她到底趕上了好年頭，冀中區從打日本那天起，就舉起了革命的紅旗！”（《正月》）

她們是“別開生面”的人物形象，這些女性農民形象在以往的文學作品里幾乎是被視而不見的，現在，她們來到了他的筆下。我們得以看到新時代里她們的生活。環境塑造著她們，她們也改造著環境。她們就這樣與新的環境互相映照著，呼應著。不是誰的妻子，不是誰的女兒，她們在逐漸長成她們自己，這是解放區女性身上所發生的重要變化，被孫犁捕捉到了。比如吳召兒，她在險峻的風光里成長，但是卻有著戰勝險峻的勇氣。她勇敢美好有如精靈。“吳召兒笑著，一轉眼的工夫，她已經把棉襖翻過來。棉襖是白里子，這樣一來，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頭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聰明的、熱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她登在亂石尖上跳躍著前進。那翻在里面的紅棉襖，還不斷被風吹卷，像從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當我們集合起來，從后山上跑下，來不及脫鞋襪，就跳入山下那條激蕩的大河的時候，聽到了吳召兒在山前連續投擊的手榴彈爆炸的聲音。”（《吳召兒》）

誰能忘記《鐵木前傳》呢？那里的現實帶給讀者新的驚喜。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孫犁寫下的代表作。他寫下鐵匠傅老剛和木匠黎老東的友誼與疏遠，也寫下許多年輕人的精神面貌，寫下鉆井隊到來的新變化，寫下社會變革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巨大影響。兒時訂親的九兒和六兒的情感也因時代巨變發生了改變，女青年九兒發現，愛情的結合，和童年的玩伴意義不同。“愛情，可以在莊嚴的工作里形成，也可以在童年式的嬉笑里形成。那分別就像有的花可以開在風平浪靜的水面上，有的花卻可以開在山頂的巖石上，它深深地堅韌地扎根在土壤里，忍耐得過干旱，并經受得起風雨。”九兒沒有陷在情感的旋渦里，她看到了更廣大的天地和世界。

《鐵木前傳》寫的是時代，其中有時代的影子，但更多的是人的處境，人的艱難和人的歡樂。那個小滿兒，今天看起來也依然那么可愛！我們看到她一個人走到路上，“她忽然覺得很難過，一個人掩著臉，啼哭起來。在這一刻，她了解自己，可憐自己，也痛恨自己。她明白自己的身世：她是沒有親人的，她是要自己走路的。過去的路，是走錯了吧？”我們聽到她對那位干部說：“你了解人不能像看畫兒一樣，只是坐在這里。短時間也是不行的。有些人，他們可以裝扮起來，可以在你的面前說得很好聽；有些人，他就什么也可以不講，聽候你來主觀的判斷。”——孫犁帶領我們看到了小滿兒身上的弱點和缺陷，看到她性格上的沖突，但并不試著擦去、抹平。他的作品忠直地保留著那個時代人身上的不和諧。他記下那些性格沖突的人物，這些人物使我們感受到愛、恨、懷疑、驚訝、憂傷、不安，還有難以名狀的同情。這些人物帶給我們新異和刺激。這些人物的誕生，使人們注意到，孫犁筆下，有多種多樣的女性，她們身上潛藏著人之所以是人的復雜性。

《鐵木前傳》是明朗的、明亮的，帶有一點點憂傷的氣息。這部深具濃郁詩意氣質的小說在《人民文學》發表后引起廣泛影響，也被后代讀者傳誦至今。即使歷史條件已經變遷，那熱火朝天的氣象、人與人之間的真摯情誼、青年之間的情愫暗生依然有著穿越時光的魅力。我們能跨越時空和他們相遇，我們能從這些文字里辨認出每個人的痛苦和熱愛，以及悲喜。

孫犁在歷史特殊時刻，總能準確感應并描繪出大變革時代普通人民的心理期許。那屬于一位革命作家的敏銳。無論是《白洋淀紀事》還是《鐵木前傳》，他的小說內在里有一個懷抱美好期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他渴望以自己的方式和他的時代同頻共振，他渴望以個人聲音寫出一代人的心之所向。換言之，孫犁作品里有專注于情感抒發的“個我”，他所要表達的情感是發自內心的；與此同時，這個“個我”也是一個“公我”，他的聲音同時又是廣大中國人民的心之所愿。“個我”與“公我”情感與價值取向的高度契合是優秀革命抒情作品成功的關鍵，也是孫犁作品歷久彌新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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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節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3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