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真泯然于眾人之中，余文真又凸顯于眾人之上。余文真泯然于眾人之中，余文真就是“我們”，她的特點優點缺點，都是同屬于小城女孩的。余文真又凸顯于眾人之上，她雖從身體出發，卻以堅韌持久的掙扎實現了對舊我的精神性超越。

當我們討論愛情的時候，我們在談什么

余文真長時間人生與精神的悲劇，首先始于她不能正確區分愛和欲，更基本地，是因為她混同了“看見”與“重視”。

欲望化時代的余文真雖向往靈肉一致的愛情，但她的情愛觀已經在她自己所不自知的情況下欲望化和物質化了。虛榮、慕強、縱欲，被“我欲”架空的愛情理念中，她沉迷手機信息交流、酒店做愛、肉體歡愉作為內容的隱秘情愛，并以此為參照，形成對身邊男性尤其是正牌男友的貶損。小說中對余文真幾次酒店做愛的感受的細致摹寫，顯示了余文真此種以愛之名的迷失是如何達成的。沉迷于欲望化情愛，僅僅是余文真向愛欲不分邁出的第一步。隨之，在分手失敗之后，她不得不接受對方純粹之愛的理論灌輸而淪為其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情人。最深切的痛苦，源于無意間發現章東南是情場騙子、慣犯，而此時的她已經為章東南付出了數年的青春歲月。

到底什么才算愛情，古今中外多有闡釋。關于現代意義上的愛情，巴迪歐說，愛是有絕對差異性的兩個個體相遇、宣言、忠誠：“我們一同溶入這唯一主體，這愛的主體。透過我們之間的差異性，世界朝向我們展開，世界來臨，世界誕生，而不再只是填滿我的視線。”[1]戀人們相遇、相愛，帶著自己的全世界與對方相擁，這個過程中也許有磨合與試探，有保留與考驗，但必須要通過坦誠、毫無保留地敞開，創造一個屬于他們的新的世界。余文真先后遇到了三個男人，但她既沒有遇到過愛情，當然她自己也沒有給他人提供過愛情。余文真與周雷談婚論嫁同時與章東南的縱享性愛，帶著章東南的傷害嫁給王一明，她渴望與僅共有酒店之歡的章東南建立愛情，都是她不懂愛、不會愛的表現。

渴望被看見，是余文真作為主體長久強烈的主觀意圖。正是這渴求，導致了她甘愿為此飛蛾撲火。余文真渴望被看見，也終于被看見，她把這被看見當作被重視而死死抓住，她為這“被重視”所鼓舞提振、所影響改變、所吸引奔赴，并最終由此假想其為靈肉一致的愛情。卞之琳《斷章》中的看見與被看見，如果想象為如詩如畫的風景中才子佳人的浪漫古典愛情故事，確實諸般美好。而一旦細究標題“斷章”二字所蘊含的哲學意味，便無情掃除了所有想象性解讀賦予的美好。漫長人生中、人類歷史長河中，萍水相逢終將轉瞬即逝，其價值又能存留幾許？更何況捕捉來的三兩畫面，與客觀實際之間可能隔著巨大的被折疊的真相。

從他證/他救到自證/自救

在余文真身上有個循環：最初因渴望被看見而遭遇章東南，最終因章東南的疏離而自閉枯萎渴望躲避。余文真渴望被看見，可是在女性作為客體而存在的現實世界社會關系中，一切都標好了價格。她虛榮、敏感，涉世不深，因此很容易被俘獲，這條路的前面，走著被誘惑而萬劫不復的德伯家的苔絲；她平凡卻又常做白日夢、夢醒甚至破罐子破摔自暴自棄，服毒自盡的包法利夫人艾瑪嘗試過這一條走不通的路；她放縱自我、也不乏自我反思解剖，這類似的心態莎菲在日記里坦誠過的。

余文真平凡、沉默、自私、怯懦、猶豫、長相平平……這樣的余文真為何會遭遇章東南的呢？阿克塞爾·霍耐特的承認理論，給我們提供了恰切地認清余文真人生與心理悲劇的可能性。作為一種群體形成之驅動力的承認，和諧地把“我”吸收進群體性的“我們”之中。主體在兒童期就需要互動伙伴的認可鼓勵、父母穩定的照料這些主體間經驗，以幫助主體通過承認養成自尊、自信、自重。余文真從小因自身的不出眾而在家庭、學校、社會被無視，使她感受到“被拒絕給予認可，他就需要另一種補償性的尊重。”[2]中學城東旅游被遺忘、大學訪學歸來被大巴遺落，都是余文真社會化過程中的慘重失敗。這些被蔑視的經驗，就使個體面臨著把整個人的同一性帶向崩潰的威脅：“蔑視從個人身上剝奪的是一種承認……同時遭到持續毀壞的還有最基本的實踐自我關系，即個人基本的自我信賴。”[3]失去自信的余文真，就會把對她的注目作為關注、看見當作重視，抓住章東南作為拯救自己從平凡、日常、瑣碎、陳舊、局促、狹隘的低處提升的唯一外力，一束救命的稻草。為了獲得他的認可而努力提升與改變自己，為了迎合他而獻上自己。

當明白陷身騙局，屈辱感帶來的憤怒與復仇的沖動，激發了余文真的斗志：“人們的主體間性的相遇的特征是一種相互的期待，他們希望在平等中彼此平等對待，因此當發生違背平等的情況時就必定會發生沖突。”[4]她如母親那般把瘋和狠當作武器進行瘋狂歇斯底里的報復——她活成自己不喜歡的樣子，卻對章東南產生了足夠的殺傷力。在對情人、家庭、單位、甚至自己都不抱任何希望、都徹底放棄的極端心態下，余文真斷然斬斷所有與外界的溝通愿望、退縮進自己的內心。而這毫無疑問意味著對之前的承認謀求的推翻、對自我的完全否定，需要由足夠的他力來幫助她實施補救或者重建。這種力，仍然是承認。

一方面，是宣泄式的報復使得她惡氣消除、恢復理性、獨立思考，于前后對比中照見自我。先是在福祿寺人的欲望與失望下照見自己；后經偶然帶孩子東城游玩，對城市發展與大眾盲從心態的認識讓她意識到，這是“隱約有一雙眼睛幫著她一起打量發生過的一切。”[5]她開始正面使用章東南引領下養成的超越性的視角思考分析，并且意識到自己正在變成他。正是在這些時候，他證訴求被自證能力取代、他救路徑安全過渡到自救。“她看見了自己的模樣；她看見了時間，看見自己為了跳出一個深淵而跳進另一個深淵；她也看到了深淵底部的結構，一點一滴，一絲一縷，現在，她簡直心明眼亮。”[6]進而她反思到自己的迷失、迷戀、白日夢，均源于虛榮下對于“舞臺”的參與的渴望。她自審到懲治章東南是以惡對惡，既非善，也得不到解脫。終于，余文真在自我承認、自我接納中成長了：“愛很重要，接受沒有愛也很重要。比起這兩者，沒有恨更重要。”[7]

另一方面，余文真在兒子的成長、婆婆的無私無畏付出中，看到自己和丈夫的失責，決計不要兒子深陷父母的泥淖。余文真開始接替婆婆承擔對兒子的養育職責，獲得婆婆的認可、關心同時也收獲了一種切實感覺到的個人被其他社會成員承認的自我關系，于是在余文真和婆婆之間產生了可貴的：“‘團結’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因主體彼此對等重視而互相同情不同生活方式的互動關系”[8]在共同的對兒子的愛中：“婆婆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到了余文真的潛質：她將接管婆婆的操心棒，變成一個家的頂梁柱，永無休止地愛著孩子，無論給什么臺面，她都能站上去操作，幾乎永不缺席。”[9]經歷了下沉、翻轉與上升，余文真不斷于回望中反思，于思考中清醒：對結果負責的不應是他人而是自己。

空間：折疊、翻轉、打開

《月下》的上下卷，形成了結構與內容上的互文，實現了對余文真個人的世俗生存與精神成長向度的折疊與翻轉、余文真與章東南二人各自生活空間向度的折疊與打開。

小說上卷對余文真個人的世俗生存、對她的覓愛與沉淪做了充分渲染，她幾乎萬劫不復。下卷中，幾乎不再存有任何生活的熱情與介入的意愿的空心人余文真放任自流，被生活裹卷，一瀉千里。作者在此時為我們打開了“小留”和清涼寺街的空間，從而從內而外為余文真“自我”的復蘇與升華帶來了可能。完全地獨屬于余文真自己的“小留”不夠體面但足夠隱秘與安靜，供余文真為所欲為、為所不欲為、放空自己、舔舐傷口、整憩身心。惟其有小留，一敗涂地、灰頭土臉的余文真才能從社會與世俗生存層面、規定的身份命運與內容形式中伸出頭來透一口氣，不受任何影響地看看想想自己，收留自己。在這里她逐漸面對自己：“她第一次從他人的角度看自己。難道自己就真的無辜嗎？不切實際的幻想，以及不自知的虛榮……她容忍他人來侵犯，歡迎別人來侵犯，唯恐別人不來侵犯”。一步步深入地直面內心，讓她明確：“最重要的是知道問題所在，知道目前的位置所在。”[10]而福祿寺街拆遷事件的起起伏伏及最終的落空，余文真感受著福祿寺人曾經的狂喜貪婪與目下真實不虛的痛苦，作為旁觀者更超越性地看到他們痛苦的根本所在：“唯獨沒人去想一想究竟那么高的期望應該不應該，沒有人愿意往回看，他們全被房子綁架了，他們只看想看想要的那一部分。”[11]這個角度，給了她居高臨下審視自己的可能：對這段感情，對自己對待感情、對自己的命運的態度。她于是脫離了原來的余文真的殼。所以，余文真如何凸顯于我們之上的呢？是沉淪之后的浴火重生，是深度折疊之后的次第打開。

當章東南的坦陳擺在余文真、也擺在讀者面前，令人又驚詫、又釋然。余文真意念中的理想愛人，原來只是個獵艷者。余文真理解的大地方來的大格局的把月城男人尤其是她的前后兩任情感對象比下去的這個人，原來是地地道道的月城人。余文真以為的淵博瀟灑鐘情，其實都是舞臺上的表演。原來并不是余文真的瘋與狠震懾住了他，是他的經歷改變了他。所有想象的都不對，但是余文真原諒了他。當折疊打開，光環落盡，他只是一個矮胖平常的中年男人。他為自己的孟浪付出了代價，他也是在自己的人生和命運中踉蹌前行，他也是“我們”之中的一員。

注釋：

[1] [法]阿蘭·巴迪歐：《愛的多重奏》，鄧剛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版，第55頁。

[2]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我們中的我——承認理論研究》，張曦、孫逸凡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第224頁

[3][8]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為承認而斗爭——論社會沖突的道德語法》，胡繼華譯，曹衛東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第2版，第183-184、179頁。

[4]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承認——一部歐洲觀念史》，劉心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第168頁。

[5][6][7][9][10][11] 李鳳群：《月下》，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283、287、291、308、280-281、282頁。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路翠江，文學博士，魯東大學張煒文學研究院張煒研究所所長。日常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新時期文學、經典作家作品研究。文章發表于《文藝爭鳴》《東岳論叢》《齊魯學刊》《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等刊物。曾獲山東省社會科學成果三等獎、山東省高校教學成果二等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