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追尋藝術有如朝圣，然而現實生活充斥著無奈與殘酷。生活在夾縫中的“我”和同伴，就這樣在一日日重復的工作中展開了迷茫而又神秘的青春歲月……

朝圣

文｜李曉君

1

我從不安中醒來，聽到門外竊竊私語。我的意識稍微恢復，但身體受制于漫長旅途的疲憊和對黑夜的習慣性沉浸，仍處于深度睡眠中。也許門外的竊竊私語是我的幻覺；或是我之前幾個小時，從火車站到達這個村莊，在旅社登記入住時第一眼直觀印象的強化和疊加。我為什么會出現在這里？在幾天前都是毫無預兆的。那時我在南方中部省份一個縣城度暑假，手中搖著蒲扇，腳上穿著藍色拖鞋，周圍的人和我一樣，臉上是唉聲嘆氣的表情——炎熱的夏天雖司空見慣，但仍不能使人適應。白茫茫的蒸汽般的空氣里，熱浪無處不在，足以烤化一切。人在這種季節里是最沒有耐性的。突然地，洋出現在我面前，他的黑色身影遮擋了部分陽光，使身體輪廓周圍的光亮更加刺眼。他像一個自帶光環的天外來客，突然出現在我家廳堂。奇怪的是，他身上還背了一個竹躺椅。洋臉微黑，幾近于僧侶的短平頭，方唇、高顴骨、眼窩深陷，沉默訥言是他給人的強烈印象（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他穿一件黃綠色的被汗水浸透的短袖襯衣，下身是條深藍色寬松短褲，腳上的涼鞋穿出了點草鞋的味道。簡言之，他給我的感覺就像歷史書上的玄奘法師畫像。

第二天，我就被洋帶上了北上的列車。他仿佛是來拯救我脫離火海的高僧。火車上的悶熱比之室外更甚。我不知道為什么那么多人在暑假涌向北京，仿佛是去布達拉宮朝圣的虔誠信眾。北京西站周圍到處是揮舞著小旗子的旅行社工作人員，他們接待一撥撥來自全國各地的人。人們懷著異常興奮的心情來到祖國的心臟。不停地有人提醒注意秩序：車站工作人員、公交車售票員、站臺戴黃帽子吹口哨的大媽……在那個年代，人們亂哄哄的看起來像是盲流。寬闊的長安街上，誰是北京人，誰是外地人，是一眼就能看出來的。

——這一切，是我日后的觀感。事實上我隨洋到達北京西站時是深夜。我們在車上站了三十多個小時。這樣說也許不準確，我們分別在兩節車廂之間的銜接處、在座位間的過道上坐過若干個小時。當人迷迷糊糊坐在擁擠的過道上，有人經過提醒你小心迎面而來的腳時，是極不舒服的。起初我們還驕矜地背靠座椅站著，裝作不屑和同情地望著車廂里席地而坐的農民和務工者。降溫全靠頭上的電扇，有人粗暴地抬起窗玻璃，從窗外灌入滾燙的風。人們前胸貼著后背密密麻麻地擠在這“蠕蟲”的空間里，高速運行在鋪著枕木、鐵軌的大地上。有那么一段時間，我似乎還尋得了座位下的一片空位，擠進去，短暫地、結實地趴在那里睡了幾個小時，以對抗疲勞帶來的困頓和無力感。洋始終小心地保護著他的竹躺椅，他找到合適的空間把它塞進去了，而沒有利用它本身應有的價值。我也許記錯了，他也可能為它辦了托運。時日太遙遠了，已經無法確切地去核實。總而言之，洋出生在一個長滿竹子的山鄉——這種南方的植物，根本就不需要人栽種，它們自己會在丘陵和山地之間拔節生長，一個春天，便長成一副老成的模樣。那些偶爾遭遇雪害的竹子倒在地上，腐爛在那里，并無人疼惜。

綠皮火車像一根倒伏的巨大竹子，它空洞的竹節內，人們像米粒般塞得滿滿當當，已經快要煮熟了。在燦爛夏夜的星空下，半寐半醒的人們，偶爾會有片刻對陰涼的幻想——那是虛脫的身體麻木后的遲鈍反應。我第一次坐這么遠的車。出遠門的興奮感漸漸消失，逃離南方火海的熱望也在身體的極度虛弱中被澆滅。頓感前景不那么美妙。一種外省青年的焦灼開始在體內蔓延。這種感覺在到達北京郊外的村莊時更加強烈。

因為到站是深夜，我們沒能第一眼見到雄偉、壯麗的北京城，而在漆黑一片中上了一輛黃色面的。洋指揮著面的師傅去往給定的地址。不知是出于不信還是什么原因，總之，洋的語氣和神態顯得比較焦躁。到達西八里莊又一村時，我們下了車，拖著行李走進寂靜的充滿西瓜腐爛味兒和公共廁所腥臊味兒的胡同。洋并沒有帶我去往他的出租房，顯然出于怕深更半夜打擾房東的心理。我稀里糊涂跟著他在村里兜轉。他也不想解釋什么。終于尋到一家旅社，叫醒了昏睡中的服務員。住宿價格顯然超出我們心里的預期。現在是暑假，京城一鋪難求，到處是來京旅游和務工的人。從下火車到旅社登記住宿的過程中，一直是洋在主導。他在我面前扮演著一個有經驗的先行者角色。而這過程中，看得出來他思緒的混亂和盲目。我充分信任他，像跟隨玄奘去往西天取經的猴子，但忘記了，我們其實是同齡人（他僅長我兩歲而已）。我們是同學。這層關系是幾年前在本省一所中部師范學校締結的。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初涉社會的年輕人，沒有多少經驗可言。我之所以感覺混亂，是因為洋無意中顯示出一種“大哥”的狀態而實際上肩膀孱弱。甚至，在登記入住時，他曾用眼神暗示我。我雖遲鈍，但還是領會了他的意思。只是服務員報出那個高得離譜的價格讓我嚇了一跳。在來不及表達疑惑的時候，她兇橫地瞪了我一下——那針蜇般的感受，永難忘記。

2

洋將竹躺椅作為禮物送給了房東。他用這種淳樸的熱情爭取她的好感。確實，竹子是種過了長江便難以生長的植物。用上一張來自南方的純手工做的竹躺椅，有種不一般的新鮮感受。顯然這是在房子租賃費用之外附加的（而它也出乎房東的計劃）。我當時覺得，洋這種萬里送竹躺椅的行為，足以讓人感動，但其實不具有必要性。

房東是個女胖子，齊耳短發，膚色偏黑，說話的聲音像唱歌（我的意思是情緒會反映在她的聲調里），眼神空洞卻也犀利。她從工廠下崗在家，成為純粹的家庭主婦。丈夫是個瘦高個（一星期后周末我才遇到），長臉，鍋蓋頭，見人一副討好的表情——顯然是家庭地位形成的條件反射。他在天津一個工廠上班，只在周末回家。他們有兩個女兒，大的（好像叫王琨）在首都一所大學讀二本，小的（王珉）正在讀高中。后者我們幾乎沒有機會見到。與我們打交道的都是女房東本人。她始終有種對外地人的防備和警惕。洋的竹躺椅是為了化解她的防備的彈藥——一開始是奏效的，她露出半是客氣半是真誠的驚訝，喜滋滋地收下了這份禮物，說：

“小謝，你太客氣了！有什么需要盡管對大姐說就是。”

我暫時看不出有什么需要她出面的。這是我不懂世事。實際上辦理暫住證什么的，還真的需要。警察會時不時地到出租屋來檢查，對于未辦理暫住證者會毫不客氣地驅趕。我老家有不少來自西南某省的農民，他們承包山區的稻田，在磚瓦廠務工，從未聽說他們要辦暫住證。但這里是北京。我年輕時總是少見多怪。

女房東短暫的熱情過后，便重新架回了冷冰冰的設防的面具。這是一個小四合院的前間，有扇門通往院子（平日關閉著）。房子約二十平方米，除了一張床、一個冬天取暖的爐子，便無其他。我到來后和洋合租。我們的關系，在同學時便被人稱道。我們屬于那種被認為學習用功、成績出色的人。我情愿這種說法用在洋身上，而自己則會覺得害臊。我其實是個內心不安定的人，沒什么追求，一切順其自然，唯一有點模糊的想法，就是想從事與藝術有關的精神活動。這也是我痛快地答應洋與他一起來北京的原因。

洋與我一樣，起初是個鄉村中學老師。他在《美術》雜志上看到北京卡瑪美術公司招聘畫師，成功應聘了。半年后，利用請假回來處理私務的機會，前來邀我攜手“創業”。是的，他用的“創業”這個詞。這個含糊的表達足以掩飾內心的真實想法：成為一個出色的職業畫家（那時他的偶像是靳尚誼、楊飛云）。若不濟，就利用才智發點小財，使父母擺脫貧困的境地。當然，他的期望一直寄托在前面這個選項上。

卡瑪美術公司租用北京外文印刷廠大樓某層。足有上千平方米。樓上樓下都是大型油印設備喧響的印刷車間，新鮮的油墨氣息無處不在。這層樓原先也是印刷車間，出于某種原因，成了卡瑪公司——它的總部在韓國，北京因為勞動力價格優勢、美術人才的豐裕以及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天然影響力，取代了原先設在韓國首爾的公司，成為在京注冊的外資文化企業。某天，我出于好事者的無聊，在百度上查找，發現這家公司還在。顯示公司現在位于：通州區宋莊鎮小堡村佰富苑工業區×號院內。同時看到的，是一則北京通州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它與一家藝術品有限公司有一樁租賃合同糾紛。在另一則相似的信息里，原告撤回訴訟，他們之間和解了。

應聘環節，就是給定一張油畫照片，在規定時間內畫出來。不到半天時間，我完成了“考試”。過程很順利。起初已經淡忘的面孔在作此文時，清晰地浮現出來：一張圓臉、小眼、平頭，說一口流利朝鮮話，三十歲不到個子中等的男人（長得有些像年輕時的陳佩斯），以主管身份出現，穿一件橫條紅藍相間的T恤，牛仔褲，尖頭皮鞋。他姓崔，來自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在韓國的李先生不在時監督日常工作。李先生每月來一次，一次待幾天，負責驗收畫師完成的作品，逐件過目，入庫或者打回重畫——對后者，他總會裝作慍怒似的舉起翻畫的手杖去打那位不合格者，周圍的人則在緊張中報以輕松的笑聲。小平頭作為我的主考官，對我進行了測試。他看了看我的畫，又看了我一眼，嘴角露出半是滿意半是譏諷的微笑算是測試合格。

當我走進畫室，一種藝術工業氣氛撲面而來。目測之下，足有二百多位畫師，在一排排大木板隔成的位置上，熱火朝天地干活。廣播里放著單田芳的評書《隋唐演義》。在這聲音的灌溉下，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專注得仿佛石像般沉浸在某種特定空間和情境塑造的形式感里。

3

我又回到了集體生活中。盡管事先有所想象，但眼前的一幕還是讓我有些意外。空中掛滿了晾干的畫布，因為涂著鮮艷的油彩而有些像萬國旗：古老的中世紀歐洲貴族狩獵游戲、宮廷浮華虛偽的生活、質樸的田園風光、宗教意味濃烈的《圣經》故事、印象派風格的風景畫、玻璃器皿閃閃發光的靜物（總有無辜死亡的野雉倒在一旁）、袒露雪白胸脯手拿折扇豐腴的貴婦人、丘比特以及在秋千上纏綿的年輕戀人……此景，又讓人想起張藝謀電影中習慣運用的色彩刺激的高高掛起的染布、帷幔。

洋告訴我，畫師不少畢業于美術學院，有些還是大學老師。似乎想刻意忽略商品繪畫這一事實，而有種走向藝術理想的虛幻感受。

兩百多個畫師中的大佬，是一個據說來自吉林藝術學院的老師。與主管一樣姓崔。這個滿臉絡腮胡子的家伙，自始至終不發一言。他所有的激情，似乎只在面前的畫布上，畫作在歐美市場很受歡迎。他作畫方式傳統、古典：起稿、鋪色、塑造、收拾，都一絲不茍。他的冷漠和專注讓人產生一種是在為藝術獻身的敬畏感。

“他是個真正的畫家，”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他很了不起。”

我表達了憂慮：“他雖手上功夫好，但這與真正的創作好像不是一回事……”

洋擅長臨摹以光影著稱的倫勃朗。他筆下的倫勃朗自畫像及《夜巡》之類的作品，惟妙惟肖，幾可亂真，也獲得李先生的激賞。每次驗畫時，李先生邊用鋁制手杖小心地翻著一張張一模一樣的倫勃朗憂慮的醬油色頭像，邊發出“呵呵”的笑聲，像是一個成年人不小心在地下室翻出童年時的寶貝一樣開心。李先生長相比較富態，但不像那種腦滿腸肥的商人，而有幾分儒雅和幽默。他長著一張典型的韓國人的臉。

洋臨摹倫勃朗的情景是這樣：將十來張四開的畫布一字排開，采用流水線作畫的方式，同時完成十件制品。又快又好。這種作畫方式在我們公司是僅有的，別人想學學不來。有個自稱四百年才出一個的口出狂言的家伙，相貌堂堂，在國畫界有很大的名氣，據說也用這種方式畫畫。洋在他面前算是小巫見大巫了。

其實從第一天開始，我就認清眼下的工作與自己想從事的某種精神化的職業相去太遠。我的想法有些虛無縹緲，不著邊際，其時已經發表不少詩歌，一直在為從事繪畫還是寫作而搖擺。北京，也許是可以實現夢想的理想之地，但我從來不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甚至對那種看起來信心滿滿、志向篤定的人稍有反感。我是個相對主義者，對未來缺乏規劃，甚至內心深處向往把自己置于一種不安定的情境中，仿佛一切皆有可能。幾個月以后，我大致在心里有了選擇：更傾向成為一個詩人。

這個志向，其實在教書的鄉間完全可以實現，不必跑到北京來。北京也許更適合流浪畫家、音樂人和紀錄片導演之類——他們需要更多景觀性刺激和表演（展覽）機會，以及國際人士的欣賞和推介。而做一個寫詩的人，孤獨和遠離都市的喧囂反而更加有利。當然，洋以為我的想法和他一樣，還在為成為一個職業畫家而努力。他大概是這樣想的：先扎下根來，等到有合適的機會再去深造，或者考研。總之，在這里只是一個過渡。

我隔壁是個來自河南商丘的小伙子，個子瘦長，膚色枯黃，頭發潦草，看起來像是農民工，嘴里總是念念有詞，有時不小心爆出幾句來（戴著耳機聽崔健搖滾樂）。他搖頭晃腦，身體似乎要隨著音樂蹦跳起來。我忍受不了他的畫風，貌似是在用油畫顏料繪制工筆畫。他對色彩缺乏基本的敏感，畫作與其膚色相仿佛：枯黃、黯淡，就像一塊燒焦的干渴的土地。其實，公司的顏料全部來自進口，色彩艷麗、純凈，飽和度高、品種多樣。有專門的工人推著四輪車，給畫師加顏料。車上的顏料如一罐罐美食，被侍者分到你的“餐盤”中。掌握這個推車似乎就握有某種權力。當她熟練地將一勺勺艷麗的顏料擱到你調色盤上，仿佛對你是種恩賜，是種褒獎。這項工作的微妙之處在于，要掌握畫師的脾性、作畫進度，顏料要分得恰恰好，既夠用，又不造成浪費。

從事這項工作的，是個子嬌小、纖瘦、俏麗的裴姐。她是大佬崔的妻子。他們有一個六七歲活潑的男孩，一家三口舉家來到北京。小男孩不時跟在媽媽后面，與畫師們打得火熱。這樣的組合在公司是僅有的。裴姐看起來嚴肅、不茍言笑，但她白凈、明麗的臉龐仿佛冰層裹著火焰，有種微妙但銳利的激情在蕩漾。危機似乎在他們身上隱現：這從裴姐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來。她年輕、漂亮、有知識，原以為隨丈夫來到北京，開啟的是個朝向浪漫、充滿前途的旅程，誰料想是在京郊一家國有企業喧囂的廠房內部，日復一日從事一種枯燥的、需要耗費大量體力并且絲毫沒有改善可能的工作。這份工作隨便一個女工便可勝任。那份屈才的不滿在裴姐憤怒的眼神中噴射。況且，他們唯一的孩子已到學齡，假使是在延邊，大可以上一所很好的學校，現在卻仿佛失學兒童，混跡在一個被“囚禁”的成人的世界。因此，我理解崔的沉默不語。那一定是來自下班后出租屋里的埋怨、爭吵甚或冷戰。

我注意到一個來自長沙的女孩，個頭挺高，涂著鮮艷的口紅，年輕但有一種意大利演員莫妮卡·貝魯奇般成熟、艷麗的美感。午休時，以她為中心，幾個畫師玩踢毽子游戲。這個總是喜歡穿牛仔裝的姑娘，有種吁請澆灌、渴求般的熱烈眼神和情欲過度或未曾滿足的蒼白臉色，因而使她的紅唇顯得更加醒目。午休是一天工作難得的閑暇，不少畫師靠著椅背打盹，那幾個總是固定的玩伴則開始一成不變的游戲。

我身后是個畢業于新疆師范大學的帥小伙阿里木。這是個充滿激情的樂天派，畫風介于俞曉夫與何多苓之間。

就他的畫，我和洋展開過討論。

“提香說，沒有臟顏色，只有擺錯位置的顏色，阿里木就是明證。”

“阿里木也許不錯。但他的風格過于奔放，不夠精微細膩。”

洋是唯美主義信徒，在他的精神譜系里，永遠供奉著諸如弗雷德里克·萊頓、康拉德·基塞爾、沃特豪斯的諸神（都以精細的寫實著稱）。他的趣味停留于甜膩的視覺愉悅和照相寫實。

至于我，在我們這個可憐的小地方，在一個師范學校受到的淺表藝術熏陶，還不能讓我完全欣賞“野獸派”“立體主義”“波普”等現代藝術，我的審美在印象派、后印象派之間。那些表達主觀情緒的繪畫，如凡·高、高更、塞尚的作品我很喜歡。

中午我們偶爾會在印刷廠周圍轉悠，但不會走太遠。午休只有個把小時，必須到點打卡，以避免遲到帶來的經濟處罰。

印刷廠外是灰漠的大街，幾個快餐攤我們經常光顧。偶爾見到一輛馬車停在樹蔭下，趕車人臉上蓋著草帽靠著車轅休息，手中的鞭子被風輕輕吹動，連同秋天的葉子，在輕微的瑟瑟抖動中，有種無言的悲愴之感。

……

精全文見《當代》2023年3期

李曉君，本名李小軍，1972年生。江西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散文集《時光鏡像》《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個南方鄉鎮的日常生活》《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暫居漫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