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月光之下，萬物神秘，既朦朧又清晰。“月朦朧，鳥朦朧，簾卷海棠紅”。外在的物象越朦朧，內在的“心象”可能就越清晰。

《月下》女主人公余文真，以她由表及里的朦朧與清晰，走上了一條既懵懂又清醒的人生路。在不足百萬人口的縣級市月城，25歲的余文真“或趨于成熟，卻仍懷天真”，就連相貌也是“形象含糊”，眼睛習慣隱匿在劉海下，半張臉模糊不清。這是余文真的朦朧之處，如同置身于月光之下，好像與生俱來，斷難改變。加之，被貼上了各方面都不出眾的標簽，她經(jīng)常像空氣一樣被忽略，處處不受待見。因此，她“渴望被看見”。余文真特別奢望愛情降臨，浪漫的“白日夢”做得無邊無際。這些雜念幻想，既是含糊、不自覺的，也是清晰、任性的，為她失衡的人生埋下地雷，飛蛾撲火的悲劇應在意料之中。

章東南獵艷余文真，想必看中的正是她外表斯文、內心狂野的特質，還有單純、隱忍的性格，即使敗露也不會死纏濫打。

很多時候，余文真在用自己的孤獨和敏銳，抵抗日常的熱鬧和麻木。恰似月光朗照下的大千世界，明亮的光彩讓所及之物清晰生動，但也使得物體背后的暗色調陰影更顯濃重與神秘。在清涼寺巷，這個綿長不絕的記憶入口，家住巷底的余文真進出家門，都會面對那些擁擠不堪、令人厭煩的破舊用品，可到了晚上，這些物品輪廓浮凸，影影綽綽，頗具幾分神秘。小說這樣描寫，是在隱喻生活與內心有著共同的指涉，說明這條容納了童年、少年和青春時光的巷子，余文真已厭倦到何種程度，當她有機會逃離的時候，一定會殺伐果斷，毫不猶豫。月光之下，心中有詩和遠方的余文真，一直在對抗她的“陰影”。

二

眾星朗朗，不如孤月獨明。月光之下，萬物披輝，無形化為有形，抽象變得具體；月光之下，外在朦朧隱約，心思透明瑩澈。《月下》的敘述手法，奔著這種感覺而去，具有月亮水銀瀉地般的特征，更具有月光毛茸茸的質感。

洞徹世事、知曉人心，對于作家來說太重要了，只有長久浸泡在生活的渾水中，自己也有了包漿，才可能真正看清底層的秩序，走進底層人的心靈，發(fā)現(xiàn)他們的秘密。生活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源泉，寫作者唯有深挖這口永不干涸的井，別無他途。

“墻角一把梯子，沿著梯子，能進入對面人家的陽臺——也是新搭的，用劣質的空心不銹鋼管圍起來，順著梯子爬上去，你看到另一側的院子，存放了宣示主權的雜物：一只缺了門的碗柜，一張雕花床，沒有床墊。這個院子像一口井放在另一口井里——本來就無法住人，既沒進口也沒出口。余文真不用想也能料到，這背后一定有爭執(zhí)、搶奪、相互恫嚇、幾番磨擦。”日常景物隱秘、瑣碎，與周遭秩序相匹配，這些被我們輕視的日常，微末可遮，卻在作者的筆下，有了魔法和意義。魔法是，如此切近、精細和清晰的景物，觸手可及而又遙不可及，就像密如針腳的月輝，傾瀉大地萬物，視與不視、感與無感，全憑個人。

從更大層面看，小說掃描縣級市月城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交織的成功與矛盾，并存的歡欣與痛苦，也是在與余文真形成彼此映射的處境同構。《月下》有意減少自然環(huán)境的描寫，增加對生活環(huán)境的精雕細刻，是為了與城市化后人們對自然的疏離形成同構。而日常生活少了大自然的撫慰，則加劇了人在社會生活中的精神困頓和心情焦慮。因此，這里有幾重隱喻和象征。

《月下》敘事的著眼點小、顆粒細、密度大，字里行間仿佛下著無數(shù)銀針的月光雨。作者選擇小城市月城結構這部長篇小說，旨在表明生活的普遍性，特定人群的泛眾化。因假想有無遠弗屆的月光照拂，萬事萬物無所遁形，奠定了小說從小處、微觀上敘述的基調，還有瑣細、明朗、飄忽、易逝的敘事特征。陰晴圓缺中，相互映照，起伏輾轉中，直抵人心。

三

寓獨創(chuàng)于普通，共情者眾。一部小說，文字其表，技藝其內，但最本質的是倫理，倫理決定了小說最核心的精神敘事。

寓簡單于精準，表現(xiàn)力強。與李鳳群的諸多小說一樣，《月下》的結構不復雜。簡單的好處在于，能夠將涉及主人公的內容不中斷地敘述，就像舞臺上的主角，始終不離鎂光燈的聚焦，有如此累積，形象越發(fā)鮮明。還原日常生活的本真，寫出潤物無聲的“生活流”，是讀者感同身受的基礎。人物譜系不復雜，《月下》的人物，幾乎到了不可再減一人的地步。他們多是從生活的深井里，打撈出來的社會邊緣人。更為關鍵的是，所有人物的性格，都能前后接榫鉚合，變化亦有其因。

《月下》直面女性對情感的需求，她們面臨的性別鴻溝與世俗壓力，相較于男性，從未如此清晰而又如此沉重。正因如此，在人心的幽微褶皺處，遍布情感的迷惘、撕裂和痛苦。人生的悲歡并不相同，每個人都需要有與撫慰于己者的雙向奔赴。因此，企盼一輪明月高懸于天，時時有清輝遍灑人間。

（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會員、蕪湖市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