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6月15日，著名學者、文學史家楊義先生逝世，享年77歲。楊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研究員，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楊義先生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等多個領域均有成果問世。主要著作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三卷）、《中國敘事學》《中國古典文學圖志——宋、遼、西夏、金、回鶻、吐蕃、大理國、元代卷》《楚辭詩學》《李杜詩學》《重繪中國文學地圖》《20世紀中國文學圖志》《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讀書的啟示》《感悟通論》《現代中國學術方法通論》以及《楊義文存》（7卷10冊）等40余種，著述量在900萬字以上；主編《顧毓琇文集》（16卷）、《古今名篇》（上、下）、《文學研究所學術文選（1953－2003）》（五卷）等18種67冊；發表論文500余篇。日前，《中華讀書報》發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劉躍進文章《楊義先生的學術理想》，對楊義先生的治學方略加以梳理歸納，我們今日發布這篇文章，以表紀念。

楊義先生（1946年—2023年6月16日）

楊義先生在學術研究方面充滿理想，積極開拓，在近半個世紀的學術追求中，出版了《中國現代小說史》《20世紀中國文學圖志》《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國敘事學》《中國古典文學圖志》《楚辭詩學》《李杜詩學》《讀書的啟示》《文學地理學論集》以及《楊義文存》、“先秦諸子還原系列”等60余種圖書，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刊物上，發表論文500余篇。主編《20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顧毓琇全集》《中國文史經典講堂》等書籍19種，逐漸實現自己“從古今貫通到激活先秦諸子智慧”的夢想。

總結楊義先生的學術理想，可以用“三通”概而言之，即古今文學的貫通、中華文學的融通、中外文學的互通。

古今文學的貫通

楊義，1946年生，廣東電白人。1965年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習，1970年分配到北京石油化工總廠工作，工人、宣傳干事。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攻讀文學碩士學位，在唐弢、王士菁等先生指導下，以魯迅為研究對象，撰寫了二十多萬字的碩士論文。1998年在香港推出《魯迅作品精華》。擔任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后，楊義對該書所有點評進行脫胎換骨的修訂和深化,點評的篇幅,由原來的三四萬字拓展為近20萬字，2014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推出，還原真實魯迅,揭示了魯迅思想和文學的精髓。此外，還有《魯迅文化血脈還原》（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等。

1981年8月，楊義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當助理研究員，1985年為副研究員，1989年為研究員。在這十年間，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國現代小說史，為此閱讀兩千多種小說。經過十年苦功，最終完成150多萬字《中國現代小說史》。這部著作成為楊義先生的成名作。

在這以后，楊義先生試圖突破古今文學研究分家、“隔行如隔山”的模式，開始研究并寫作《中國古典小說史論》等。《構建返本還原的古典學——檢視我在〈文學遺產〉上的足跡》中說：“1991年發表《漢魏六朝雜史小說的形態》。從現代文學轉治古典文學，我選擇的第一個切入口，是古典小說，而且按照魯迅寫小說史先檢視《漢書·藝文志》‘小說家’的作法，首先返回中國‘小說’一詞的原本。因而提出中國小說發端于戰國的判斷。于是從《山海經》《穆天子傳》以及散布于諸子書的《伊尹說》片段，考察中國小說發端期的原始形態。《漢魏六朝雜史小說的形態》在文體形態的脈絡上，是上接《穆天子傳》的。在具體的思路上，我運用了文化學、敘事學的方法。”最終完成了《中國古典小說史論》等論著。作者意猶未盡，認為中國古典學若不言及詩騷詞曲，可能會頓失精神，因而在研究古代小說史之后，楊義先生又轉入古代詩學領域，陸續寫成《楚辭詩學》《李杜詩學》。

進入新世紀，楊義先生開始對孔孟、老莊、墨韓、《孫子兵法》《呂氏春秋》以及群經、秦漢文獻、出土簡帛，進行窮搜博覽，陸續從知識發生和生命還原的角度，寫出一批文章。長達四萬余字的《諸子還原初探》，最初由新創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2008卷刊載。不到一萬八千字的《〈論語〉還原初探》，發表在《文學遺產》2008年第6期上。這篇文章探討了《論語》由孔門弟子后學編輯成書的復雜過程，還原其中呈現出來的教育體制、編纂義例、修辭觀念、文樂思想、言詩法式的多重關系，追尋導致“儒分為八”以及演化為漢學、宋學的最初的隱微蹤跡，為研究先秦諸子文本的編撰體制、成書過程及其思想體系的成形，提出了一些新見解。在此基礎上完成了《老子還原》《莊子還原》《墨子還原》《韓非子還原》（均為中華書局2011年版）以及《論語還原》等，另有《兵家還原》6卷170萬字也將由中華書局出版。這里，作者提出三種“方法綜合”：一是對本有生命的復原性綴合，二是對戰國秦漢書籍制度的過程性辨析，三是對大量材料碎片進行全息性的梳理整合。

在《還原中國思想原創的“黃金時代”》（《野望文存》2018年10月27日）一文中，楊義先生指出：“我們對‘黃金時代’學術史、思想史，對早期文本研究的方法，第一個是綴合碎片，還原古人完整的生命形態，進行古今思想的直接對話。第二個就是看到戰國、秦漢的書是一個過程，存在歷史地層的疊壓，解決‘真偽’和‘原委’的難題。”“諸子文本研究，關鍵不是匆匆忙忙地判斷真偽問題，而是透過盤根錯節的文化脈絡辨析其‘原委’問題。諸子書是怎樣發生的？ 為什么出現了這樣那樣的變化呢？ 它在哪個地域、受哪個學派影響？ 滲入了一些什么東西？ 這樣的文本研究就更像學術史的研究，變成人的歷史的研究。我們這代學者，不能用崇圣的心理去研究前人的涂飾。孔夫子是一個被歷代涂飾的人物：漢人給他涂飾了，宋人也給他涂飾了，清人又給他涂飾了。我們搞研究不是研究涂飾，而是超越涂飾回到原貌。”

不僅如此，楊義先生還有《紅樓夢精華箋證》3卷134萬字，即將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中華文學的融通

楊義先生曾說：“我本人有一個夢想，就是希望畫出一幅比較完整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或文學的地圖。這個文化地圖是對漢族文學、50多個少數民族文學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進行系統的、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精心繪制的。”1998年底，楊義先生被任命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他還擔任《文學評論》《文學年鑒》主編，全國《格薩（斯）爾》領導小組組長，2006年成為中國社科院首批學部委員，2007年被聘為國家社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這就為實現他的夢想，提供了歷史的機遇。他曾對《格薩爾王傳》《蒙古秘史》《福樂智慧》《突厥語大詞典》《苗族古歌》都做過認真的研究，提出“邊緣的活力”“江河源文明”“史詩形態學”等一系列話語，陸續推出《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中國古典文學圖志——宋、遼、西夏、金、回鶻、吐蕃、大理國、元代卷》《通向大文學觀》《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讀書的啟示——楊義學術講演集》《現代中國學術方法通論》《文學地理學會通》等，積極推動少數民族文學進入文學史的主流寫作。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專題文集”之一的《文學地理學會通》最具有代表性。該書系統分析了文學地理研究的十大命題，如充分關注少數民族文學在整個中華文明發展中的“邊緣活力”，確定《格薩爾王》等史詩為“江河源文明”的代表,剖析長江、黃河兩大流域所構成的“太極推移結構”為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動力所在，巴蜀和三吳為太極的兩大“風暴眼”，前者是用武的關鍵———誰得巴蜀，誰得一統；后者是弘文的根基———泰伯開吳成為華夏入蠻夷、蠻夷歸華夏的文化共同體形成形態的杰出典型。

在《風卷紅旗過大關——<文學評論>創刊六十年論文選序》中，楊義先生自豪地指出：“把諸多古民族和少數民族的書面文學與口傳文學納入中國多民族文學多元一體的總格局，探討其豐富多彩的成就和相互關系，探討其中心的凝聚力、輻射力和‘邊緣的活力’，探討其融合成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精神歷程。包括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回族、滿族、壯族、哈薩克族、彝族、傣族在內的各民族，都第一次寫出自己的專門文學史。尤其是史詩學和各民族文學關系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從根本上打破了‘中國是史詩貧國’的不明家底的缺陷。”

中外文學的互通

楊義先生在《風卷紅旗過大關——<文學評論>創刊六十年論文選序》中指出：“在鑄造和滋養現代大國的學術文化風范中，文學研究以堅實的步履展開國學的視野，旨在為全面振興的民族傳承文化血脈，充實精神元氣，開拓原創學理，發掘民族生命力、凝聚力的根源，發放一張與世界進行堂堂正正的文化對話的身份證，從而在全球化環境中為人類文化多姿多彩的互動提升貢獻大智慧。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更新中國人的觀念，給中國人以一幅新的面向世界的精神圖譜。愈來愈多的深刻的學者開始新的思考和新的精神譜系的建構，在全球化條件下，探索中國學術和中國文化應該做什么、怎么做。”如何還原，如何融合，1992年他撰寫的《中國敘事學》，采取“回到中國文化的原點，參照西方現代理論，貫通古今文史，融合以創造新學理”，即“還原—參照—貫通—融合”，受到讀書界的關注。

還有一個歷史契機。2010年4月27至29日，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中文系在澳大舉辦“近代公共媒體與澳門、香港、臺灣地區的文學經驗國際學術研討會”，楊義先生提交的論文是《西學東漸四百年祭》。作者從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來華傳教士利瑪竇之死，說到《四庫全書》，討論了四百年來中西文化的對撞、互滲、選擇和融合的過程。

此后，他任教于澳門大學，在潛心研究之余，不時到全國乃至世界各地講學，從本質、內涵、方法上探討文學地理學的基本問題，并在眾多領域，涵蓋中國多元的地域文化、漢族和少數民族文化，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以來四百年的西學東漸過程，中韓日相互影響的東亞化，以及從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老子、莊子、屈原，到唐代的李白、杜甫，直到近代的魯迅、沈從文等一系列思想家、文學家的典型個案，進行深度的文學地理學的分析，提出了許多原創性見解，在諸多領域豐富了學術史和文學史的敘述。這期間他出版的專著有《文學地圖與文化還原》（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文學地理學會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國學會心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文學哲思錄》《文學賞心錄》（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年版）、《尋找大國學術風范：楊義自選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等。此外編輯了《先秦諸子還原四書問學錄》（澳門大學2011年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1949—20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等，積極倡導大國學術風范，并身體力行之。

作者認為，文學史的寫作不僅要把握文學是一種生命體驗這一要義，同時需要樹立起“大文學觀”的理念，從文化表達的層面創建現代中國的文學學理體系。因此，可以從如下三個層面來重新考察中國文學的歷史：一是精神層面的內外相應，即個體生命與歷史時代命題的交互作用；二是文化層面的雅俗相推，即文人探索與民間智慧的互動互補；三是跨地域民族文化的多元重組，即中原文學與邊地少數民族文學的相激相融。

結尾的話

回顧楊義先生半個多世紀的研究工作，不論是古今文學的貫通、中華文學的融通，還是中外文學的互通，我們發現，他的學術興趣永遠在變化中，沒有絲毫守成的意思。他在總結《文學評論》創刊60年的歷史經驗時說，60年的落腳點是開拓，這又何嘗不是他的特點呢？ 他說：“在學術上，我們應該把一般性的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創造，對外來思潮加以消化吸收，借鑒選擇，而不能代替自主創造，更不能用它來貶抑自主創造，不能給自主創造的腦袋套上‘緊箍圈’。我們需要一個體制讓學者為我們這個時代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博大精深的學術，更多、更好的原創性的學術話語、學術體系和學術流派，在世界的思想文化領域發出洪亮的聲音。我們已經做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探索，但是用我們的現代學術超越困境、走向全面振興的標準來衡量，還應該創造出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派，使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不僅要成為經濟上的巨人，而且要成為思想上的巨人。”

這也可以說是楊義先生的最高學術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