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周立波走上革命和文學道路的重要驛站，也可以說，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周立波脫離自發的愛國青年的激憤情緒，成長為真正自覺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和革命作家的起點。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學求學之時，周立波已濡染大革命的氣息，受到當地共產主義活動的外圍影響。但真正令他有了矢志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投身無產階級革命文藝寫作的自覺的，還是“備嘗了艱苦和歡喜”的10年上海生活。

對于這段既“艱苦”又“歡喜”的人生經歷，既為周立波同鄉，又與其長子長時間共事的研究專家胡光凡，在所著《周立波評傳》當中，提供了一份頗為翔實且可信的記載。

在他看來，周立波在上海所品嘗到的艱辛，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蟄居亭子間的困窘生活，以致不得不撰文、譯書等以維持生計；另一方面是提籃橋牢獄之災。后者既令他數年間失去人身自由，同時也激發了他對構陷者的憤恨。由此，或因旅滬生活的拮據而有志愿擺脫羈絆的筆名——立波（Liberty英語“自由”音譯），也便有了另一重新意。

但與此同時，上海也是周立波的人生“歡喜”之地。1928年夏來到上海不久，周立波也在求學的初衷之外，發現了自己濃厚的文學興趣。而在其時，有著“東方巴黎”之譽的上海，恰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鎮。特別是大革命失敗前后，一大批當時在中國文壇上有著崇高威望的文藝家，如魯迅、郭沫若、茅盾、葉紹鈞等，齊聚于此。滬上文藝的繁榮，以及對革命事業受挫的省思，極大地推動了文藝干預社會現實的力度。周立波也在此期間初露才華，于1929年11月29日在《申報·本埠增刊》上發表了自己的處女座——散文《買菜》，就此揭開了他文藝創作的序幕。1934年10月，第三次返回上海的周立波，經周揚介紹，正式參加“左聯”，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從此踏上了一條為無產階級革命及其文藝事業奮斗終生的赤誠之路。

迄今，正如現有研究所示，周立波早期文學活動的相關研究，仍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遠不及其中后期文學活動的相關研究。這種不充分，自然有這一時期他的文學創作、理論與批評實踐，還相對顯得不夠純熟的因素，并且也多少同周立波早期文學活動現存相關原始文獻資料的缺乏有關。但這并不意味著這項研究本身不重要，畢竟上海自一開始便是其走上革命及革命文藝道路的歷史起點。

正如周揚在回憶文章《懷念立波》的文章里所寫的，周立波投身革命的經歷并非一帆風順，起初清貧卻懷著救國熱忱的周立波，也曾在“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影響下”，遭遇過革命道路上的成長挫折。因此，身陷囹圄的個人苦難，也成了鍛煉他作為革命者的考驗。

借助《麻雀》《紀念》等5篇小說，我們可以看到，失去自由的監獄生活，既令周立波看清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互相勾結、沆瀣一氣的丑惡，也讓他從自己身邊的共產黨員獄友們身上感受到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者堅定信仰、勇于犧牲的偉大情懷，更讓他明晰在苦難的中國，真正的自由從來都須以鮮血和生命去斗爭和奪取的。在此意義上，誠如莊漢新所言，周立波“共產主義的一課，是在敵人的監獄中上的”。

至于周立波出獄后參加“左聯”文藝活動方面，研究者如胡光凡、吳肇榮、皮民輝、丁曉原、季水河與劉中望等，大多注意到了他在文藝理論與批評、蘇俄文學翻譯方面的用力。胡光凡甚至認為，上海時期的理論與批評探索，已然促使周立波成了名副其實的“新現實主義理論的探索者”。這些，以及周立波在此間的早期散文和詩歌寫作等，均為其日后的文藝寫作提供了前期的儲備。而這也意味著，上海時期的周立波研究，不論從作家個人寫作還是從中國紅色文藝的發生來看，依舊有著尚待繼續深入乃至全面開掘的革命史和文學史意義。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