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躍文在《文匯報》刊文談《家山》的寫作，他說小說里的很多人物和事件都有原型。這種事后的補述似乎可以增加故事的可信度，但卻不是必需的。《家山》的藝術真實感和感染力奠基于作者對傳統鄉村生活的細膩描摹，以及在此之上為人物及其性格變化創設出的生活情境、命運走向和道德面向，當然也有對民國初年到解放時期歷史變遷的總體性觀照。小說在具體地域和文化環境中寫出了家事與國事之間不可分割的關聯性，實現了合情與合理的高度契合，在張弛有度的節奏中迸發出了打動人心的情感力量。故事是一個近似“大團圓”的結局，但讀者“長舒一口氣”之后卻輕盈不起來，心上仍是沉重的。掩卷深思，佑德公與陳劭夫在“新天新地”中告慰祖宗，貞一在半個世紀后叮囑留在臺灣的念梓“勿忘故土，勿忘家山”，結尾的這些情節讓我們為書中的每一個人物和家與國多舛的命運唏噓不已。

如果沒有記錯，“家山”這個詞只出現在了上述貞一寫給念梓的信中，而且是在全書結尾的一句，“點題”意圖相當明顯。這個古詞本作故鄉講，但在此處的意涵顯然不止于此，王躍文賦予了它以新的、更加豐富的語義。小說聚焦于湘西南一個名為沙灣的小村莊，表面上看是在描寫陳、劉、朱等幾姓之間既有宗族血親又有利益沖突的復雜關系，似乎延續著《古船》《白鹿原》等家族史寫作的傳統路徑。但細究起來，卻又有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是使用敘事空間幾乎不曾轉換的定格視角，在小地方、小人物的煙火日常中見歷史、見時代、見家國，給綿密厚實的傳統鄉土生活增加了詩性。對于這樣一部逾五十萬字的“大長篇”而言，將以小見大這種并不新異的技巧擴大為整個故事的敘事追求，不僅見功力，也更見勇氣。

《家山》的敘事在一個極其狹小的地理空間內展開，視點基本沒有離開過西到豹子嶺、東到齊天界的沙灣村周邊，最遠只到過縣城。貞一、克文等在長沙讀書，劭夫在外征戰，人物離開故鄉的活動幾乎未曾給予正面的書寫；貞一的丈夫郭書坤也只是一個活在眾人口中的人物。但若從時間上看，算到結尾貞一給女兒寫信，時間跨度長約百年。作者雖然在臨近結束時留下了大段的敘述空白，但并不妨礙故事的完整性，因為熟悉當代中國史的讀者有能力在想象中將其補齊。從民國初年到解放大軍到來，作者的筆觸猶如在沙灣上空安裝了一臺攝像機，在相對固定的位置觀察這個“郵票般大小的地方”里百姓生活的變與不變，聆聽“梆老倌”更梆聲里的安穩與俏皮，觸摸一雙油鞋上的人情冷暖……四跛子被迫打死外甥，妻子桃香以一副出口成章的口才贏得官司從而得到“鄉約老爺”的美稱，但仍然將自己剛剛生下的孩子送給姐姐去頂門立戶；逸公好心將空屋子給達公住，最終卻落得個明賣暗送也換不來一句感謝的結果。如此等等這些鄉土生活中常見而又重要的內容，不僅反映出傳統倫理的復雜糾葛，更掩藏著每一個當事者內心深處難以言表的情感揪扯。

世俗生活是小說想象現實的根據，《家山》用帶有田野原生氣息的方言、百科全書般的地方知識和事無巨細的鄉土經驗構建起的民間性，使之顯現出不同于以往此類題材作品的藝術質感。跨越巨大的時間鴻溝，依然能夠令人信服地向網絡時代的讀者講述百年前的鄉土中國及其變化，是因為作者發現了“民間”這個可以承載精神的豐厚土壤。在普通話和網絡話語大行其道的今天，選擇方言不僅意味著用認同傳統和鄉土的方式來對抗今天程式化的生活秩序和消費美學，從而還原生活的生動性，也意味著找到了解開人物與他們身在的山川地理、村莊院落、習俗器物，乃至思維和情感方式之間關系的密鑰。從“揸火”到“種陽春”，從“吃橘子不知道分瓣瓣”到“吃橘子知道分瓣瓣”，讀者的閱讀既有因為沉浸于想象和思考中的深沉向往，也有幽默與風趣激起的會心一笑。對于外界，作者筆下的沙灣是偏僻的，但在靠天地神明和祖先崇拜、宗法制度下的鄉間倫理、以鄉紳威權和保甲制度為核心的鄉村自治、“媒妁之言”和“無后為大”的婚育觀念等建構起的帶有總體性的鄉村生活模型中，精準刻畫出了農民情感世界里的豐富與細膩，也勾勒出了傳統文化由封閉僵化而日漸走向開放的軌跡，“時代變了”是一句常被他們提起的話。可以說，在用扎實的現實主義手法反映傳統鄉土生活的深度和廣度方面，《家山》堪稱近幾年長篇小說中的翹楚。

作者自言，“文學筆法即人間態度”，對社會道德和生活意義的價值判斷也同樣隱含在《家山》的筆法中。在小說里，傳統倫理道德被置于至高的位置上，佑德公的仁厚、善良、智慧與顧全大局，有喜、四跛子和桃香等人的淳樸、勤勞，齊峰、劭夫、貞一等積極投身革命的勇氣，以及沙灣人對知識的重視等都對此做了很好的詮釋。佑德公和揚卿的形象令人記憶深刻，前者作為在鄉耆宿，是傳統道義的維護者，在沙灣人心目中有著崇高的威望；后者留洋學習水利歸來，在縣上主官頻繁更換、地方兵荒馬亂的時局中，不辭艱辛進行水文勘測，以科學的態度主持修建紅花溪水庫造福蒼生，是富有理想主義的傳統知識分子形象。這其中，家國情懷作為沙灣人身上的重要品行被彰顯出來，盡管佑德公聲言“我做老百姓的，只盼好官府，只盼有太平日子”，但在這個樸素的愿望背后，他所信奉的仍然是國泰才能民安的歷史邏輯。正是基于此，逸公臨終叮囑揚卿對抗日要有信心，要“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抗戰勝利時刻，在佑德公的號召下，沙灣五百多人挑著新谷去勞軍；解放前夕，五云寺的滌音師父和平日里“尖小”的修根都出糧出錢支持自衛隊等一切行為都有了充分的合理性。

革命是《家山》的一條重要線索，但它摒棄了宏大敘事對革命的模式化，把革命與沙灣人的日常生活緊密地融合在一起。這不僅使家國天下的情懷有了堅實的生成基礎，更寫出了時代變遷、家族榮衰和個人命運三者之間盤根錯節的共生關系。佑德公行動和觀念的轉變是一個典型。國共合作破裂的消息傳來，他砍樟樹雕菩薩為劭夫祈福；全縣到處都在殺紅屬，他在齊峰的安排下冒險將沙灣十一戶紅軍家屬轉移到齊天界，并在后來的生活中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彼時他的頭腦里并沒有革命的概念，只是認為“殺人總不是好事”；他曾經年年主動封柜繳稅、日本投降后還把新谷交作軍糧，但面對國民黨強拉壯丁和繳不完的苛捐雜稅，喊出了“我屋世世代代做順民，今年我要反了！我領頭做抗欠大戶！”的口號，此時他自己已經不知不覺地成了一個革命者。看似距離這個偏居一隅的小山村非常遙遠的革命，不期然改變了從佑德公到逸公，再到修根、齊樹、朱達望等許多人和他們家族的命運。可以說，《家山》以人民的視角寫出了革命的必然性。對于沙灣人而言，家事就是國事，國事也即家事，這無疑是“家山”不可或缺的詞義。當然，小說里也不缺乏對革命的正面書寫，并且塑造了齊峰、史瑞萍、胡珮、劭夫等職業革命家的形象；尤其是對齊峰的描寫，他出人意料的真實身份被公開的過程帶有諜戰和懸疑小說的特征。

《家山》生動描繪了傳統生活及其衰變的種種細節，時代變革加諸于形形色色的沙灣人身上，每個人的內心又都是一個幽深而復雜的小世界。作者并不通過直接移植外來觀念去生硬啟蒙鄉村傳統，而是讓人物在家族血脈和山河大地的滋養中，在他們所處的自然和文化環境中成長。在種種物質和制度的現實中涵育出的思想情感，構成了家國天下里的世道人心。僅憑這一點，《家山》就已經是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佳作。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

桫欏，文學評論家，河北作協研究員，中國作協網絡文學委員會委員，《詩選刊》雜志主編。著有評論集《閱讀的隱喻》《網絡文學：觀察理解與評價》，網絡文學研究專著《林海聽濤與<冠軍教父>》，散文集《自以為燈》。曾獲第六屆《芳草》文學獎、第二屆孫犁文學獎、第十三屆河北文藝振興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