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藍地人首馬身紋緙毛布。 　　

中國國家博物館供圖

“漢代的木弓長這樣”“1000多年前的芝麻小馕太可愛了”“這幅畫里的卷毛小狗就是今天的哈巴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交融匯聚——新疆精品歷史文物展”現場，觀眾饒有興趣地欣賞一件件珍貴文物，領略新疆歷史文化的多彩魅力。

此次展覽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指導，中國國家博物館聯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文物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博院共同主辦，生動展示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故事，實證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區，新疆各民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血脈相連、命運與共的重要成員，中華文明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根本所在。

東西交流 歷史悠久

新疆地處中國西北邊陲、亞歐大陸腹地，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交融匯聚之地。數千年來，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國人民共同開拓了中國的遼闊疆土，共同締造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

此次展覽展出新疆精品文物209件（組），其中一級文物達52件（組），包括彩陶、青銅器、玉器、金器、木器、錦繡服飾、簡牘文書、毛罽氍毹、繪畫雕塑、印章錢幣、碑銘刻石等品類，多件展品為近年在新疆考古發掘出的重要歷史文物。

“展覽分為‘亙古悠長’‘萬里同文’‘互鑒融通’‘交相輝映’四部分，前兩部分講述新疆的歷史，后兩部分展現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互鑒，凸顯新疆文化和中原文化之間血脈相連、息息相通的關系。”中國國家博物館策展人、副研究館員陳克雙說。

先秦時期，新疆地區就同中原地區保持著密切聯系。距今約4000年—2200年，新疆各地先后進入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通過天山廊道和草原，東西方文化交流頻繁。展柜里陳列著商代到戰國時期的新疆彩陶器，明顯受到甘肅、青海地區彩陶文化的影響。

新疆和田等地發現的商周時期玉斧、玉權杖頭與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戈、玉刀并列展示，訴說著兩地玉文化的緊密聯系。研究人員對殷墟婦好墓玉器進行科學分析，認為其玉料很可能來自新疆昆侖山。

獨立展柜里展示著一件戰國時期的銅武士俑，反映了當時新疆地區的金屬冶鑄技藝。它是用紅銅磨鑄而成，頭戴頂附彎鉤的高頂遮沿帽，上身赤裸，腰間系短裙，左腿屈起，右腿下跪，雙手環握，手中各有一孔管，原先應有物件插入，雙目凝視前方，顯得威武有力。陳克雙說，此武士俑形象很可能是生活在新疆地區的塞人，作為游牧民族，塞人在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設官置府 疆理西域

從漢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內的廣大地區統稱為西域。公元前60年，漢王朝在烏壘城（今新疆輪臺縣境內）設立西域都護府，將新疆地區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從此拉開了歷代中央政府設官置府、疆理西域的歷史大幕。

焉耆回族自治縣黑疙瘩墓地出土的漢代八龍紋金帶扣體現了漢王朝對西域的統治權威。金帶扣由黃金模壓捶揲成型，鑲嵌多顆寶石，扣面凸顯1條大龍和7條小龍，紋飾繁縟，制作精湛。此類金帶扣流行于漢晉時期，出土龍紋帶扣的地區既是該時期中原王朝的郡地，如焉耆國、樂浪郡，也是受漢文化影響的地區，出現漢式穿云紋、浪龍紋、群龍紋。此帶扣上的掐絲、金珠等工藝和寶石鑲嵌手法，應是受到北方草原民族金銀工藝的影響。

漢代“君宜高官”銘文銅鏡、漢晉時期“德宜子生”銘文錦帽、東晉—北朝時期紅地共命鳥龍鳳卷草紋刺繡覆面等文物，都反映了中原文化對新疆地區的輻射。

鄯善縣洋海墓地出土的《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籍》是國內現存最早的紙質戶籍文書。該文書拆自女性墓主左鞋，由兩鞋面和一鞋底組成，內容涉及5戶人家的情況，為研究十六國時期高昌郡戶籍面貌提供了直觀的實物資料，填補了魏晉十六國時期戶籍制度的史料空白。

“過所”是吏民用于關卡通行的憑證，自漢代開始沿用至宋代。展廳里展示了唐代瓜州都督府發給“西州百姓游擊將軍”石染典的過所，此文書記述了石染典主仆3人從安西到瓜州經商之事。從過所上的文字內容可知，出入境商人申請過所，必須申報同行人、攜帶行李貨物情況，經過鑒證、勘查過所方可通行，并可入市交易。這件過所不僅生動展示了絲綢之路上的貿易過程和手續，也證明唐代中央政府的政令得到有效推行。

清乾隆時期土爾扈特銀印見證了清代土爾扈特蒙古諸部回歸祖國的重要歷史事件。此印為方形，鑄有蹲獸印紐，造型精巧，頗具動感。印面用滿蒙兩種文字刻出印文、監造機構，鑄造年號及編號則用漢文楷書刻于印側。

土爾扈特部是中國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爾扈特部在渥巴錫汗的率領下，沖破沙俄的重重阻撓，跋涉萬里回到祖國。清政府賜渥巴錫“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里克圖汗之印”，“烏訥恩蘇珠克圖”意為忠誠、忠順，“卓里克圖”意為英勇、勇敢。其他東歸蒙古首領也分別封爵賜印。此印為其中的“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北路盟盟長之印”。

絲路繁華 文化互鑒

漢代和田馬錢、貴霜王朝金幣、薩珊王朝銀幣……一組新疆出土的錢幣反映了絲綢之路商貿的繁華。新疆地區是絲綢之路重要廊道，使者、商賈、兵卒、僧侶、移民等往來如織，四方物產匯聚于此，各民族文化互鑒融通，形成多元薈萃、精彩紛呈的歷史畫卷。

漢代藍地人首馬身紋緙毛布色彩鮮艷，極具異域風情。此件原為一幅大型壁掛的局部，后被裁剪成一條褲子，兩褲腿已分離。上部為藍色地，由四瓣花組成的菱格內織出人首馬身的“馬人”，雙手持一長管樂器作吹奏狀，身披獸皮向后飄揚；下部是在紅色地上織出手持長矛的武士形象，武士深目、高鼻、厚唇，黑發卷曲垂肩，身著飾花帶的紅長衣。陳克雙告訴記者，這種緙毛織物所采用的通經斷緯織造技術是由西方傳入新疆的，對中國唐宋時期緙絲工藝產生了深遠影響。

北朝綠地對雞對羊燈樹紋錦是絲路織錦的珍品，具有多元文化特征。此錦為夾緯經二重平紋織物，以綠色為地，顯白色、紅色、黃色花紋。圖案以燈樹為主體，樹的基干如臺座，枝葉呈塔形，6只燈分3層作塔式排列，宛若帶笑的人面，周邊顯白色光芒。燈樹上部空隙填以向樹而立的對雞紋，樹下兩側為伏臥的大角雙羊，羊頸部系綬帶。這種對稱的動物紋飾在中亞地區織物上很常見，以雞羊寓意“吉祥如意”則是漢文化的體現。

唐代人首微笑牛頭陶飲器造型很有特色。此器上部是人首，頭頂為平寬沿口，下部是牛頭，牛嘴撮攏成小圓孔，上下兩部分內腔相通。陳克雙介紹，這種飲器造型源自“來通”，即末端為動物形或人首形的角杯，是小亞細亞和地中海地區流行的飲酒器具。

吐蕃文木簡、粟特文摩尼教徒書信長卷、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殘片……多種語言文字書寫的文獻記錄了絲綢之路上多元思想的交流和多種宗教的傳播。

吐魯番市英沙古城外佛塔出土的晉代《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殘卷是現存最早的《三國志》抄本之一。此卷殘存40行，約570字，中有殘缺。專家根據字體判斷，此抄本應為西晉時期的作品。陳壽的《三國志》寫于3世紀末，成書后幾十年間就傳入新疆，可見當時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區傳播速度之快、影響之深。

唐景龍四年（710年）西州高昌縣一名學生抄寫的《論語鄭玄注》長卷吸引了不少觀眾駐足端詳。此卷為12歲的學生卜天壽書寫，內容為《論語》中《八佾》《里仁》《公冶長》3篇以及《為政》部分，卷末還寫有《三臺詞》《千字文》和其它詩句等。有意思的是，卜天壽在寫完作業后，寫下了兩首充滿童趣的絕句：“他道側書易，我道側書難。側書還側讀，還需側眼看。”“寫書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遲）。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生歸。”這些隨手寫下的文字，讓這份古代長卷有了鮮活的氣息，千年前西域學堂里倦于抄書的頑童形象如在眼前。《論語鄭玄注》在唐以后就失傳了，卜天壽的這個抄本是現存殘本中保存較好且最長的卷子，為古代民間書法藝術和儒家經典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展覽的最后，來自吐魯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的兩幅伏羲女媧畫像相映成趣。其中一幅為絹畫，伏羲女媧高鼻深目，頗具胡風；另一幅為麻布畫，伏羲女媧的相貌和服飾為漢人風格。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形象是漢代中原喪葬藝術中常見的題材，考古工作者已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群、哈拉和卓墓葬群、交河故城陸續發掘出上百幅伏羲女媧畫像，年代集中在晉唐時期，體現了中原與西域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