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齊物論》里記載了“莊周夢蝶”這一著名的故事：“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究竟是莊周，還是蝴蝶？是莊周夢為蝴蝶，還是蝴蝶夢為莊周？在這個故事里，夢境與現實的界限被打破和消弭，互為鏡像，互為因果，彼此交融和滲透，成了固液混合態的冰水之辨。

夢境與現實的區隔，原本是極為簡便的，黑夜為夢境，白晝為現實，閉眼為夢境，睜眼為現實。然而拉開一段時間距離，夢境與現實就像悄然爬上窗臺的幽綠色苔蘚一般，令人惝恍迷離。事實上，夢境與現實，雖然有很多形式上的差異，但它們在本質上卻有著極大的相通之處，那就是二者在展開的時候，都是全息性的，故事的演繹密集接續而不留時間縫隙，且時常是反邏輯的。

從戰國的“莊周夢蝶”，到唐朝的“南柯一夢”，再到清代的“紅樓夢遺”，“夢”，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文學傳統的重要意象。杜牧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是對如夢似幻的十余年揚州宴游生活的深沉喟嘆。《牡丹亭》中，天生麗質又多愁善感的杜麗娘在夢中與柳夢梅相識相知，而她對生命與自由的覺醒也是從“游園驚夢”開始的。張岱的《西湖夢尋》和《陶庵夢憶》，率以“夢”名，皆是對富貴溫柔、詩酒風流的前半輩子的慨嘆和緬懷。所謂“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現實與夢境的界限在漫長的時光回溯中消隱了。

熊育群長篇小說《金墟》，共十一章，三十八萬字，著“夢”者少，著“事”者多，而所在皆“夢”也。小說的敘述藝術介于虛構與非虛構之間，但更多地向非虛構傾斜。小說的語法，敘述多于展示，講述多于刻畫，密集的人物，紛繁的事象，宏闊的歷史，砌成了小說的基座。不知是出于現實的顧慮，還是基于文體的考量，小說在敘事過程中，保持了令人驚異的節制和克制。小說刪去了很多“邏輯詞”和“關聯詞”，這當然破壞了我們對小說“起承轉合”的傳統閱讀審美期待，但它反過來卻又大大提高了敘事效率。那些足以令人振奮的戲劇性沖突，在即將展開的時候，很快就被木棉花、紫荊花、簕杜鵑、雨水和鐘聲等意象遮蔽和掩蓋，可說是一種有意味的留白。

“一個黃昏，一條帆船駛入了內河，船上立一面白幡，直接來到了上埠埗頭。有人看到一口黑色棺材，上面蓋了一條棕色毯子，棺材從美國薩克拉門托抬上船，又在舊金山轉輪船，海上漂泊近兩個月，來到了維多利亞港。死者是沙地村人，他的親屬在香港租船把他運了回來。埗頭圍了很多人……”這一段描寫引自小說第二章，引文中至少有兩組詞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其一是顏色詞，“白幡”“黑色棺材”“棕色毯子”，它們營造出了一種特別肅穆的氛圍，而這種氛圍是指向死亡的，也就是說，是指向生命的深度的。其二是地名詞，“內河”“薩克拉門托”“舊金山”“海上”“維多利亞港”“沙地村”“埗頭”，這組詞把遼遠與切近、廣大與逼仄很不尋常又很自然地拼接在一起，營造出了一種紛繁而開闊的氣象，而這種氣象是指向生命的廣度的。

在贊歌與挽歌的反復詠唱中，小說意外地獲得了它特有的敘事節奏和藝術韻律。雖然繁密的人與事、悲與歡導致了小說像一大坨沉甸甸的面團，但縹緲而空靈的嶺南花木、江門水汽卻像酵母菌一般給實心的故事面包帶來了松軟和清透。赤坎新城建成以后，走在廊腰縵回、騎樓相接的街巷上，司徒文倡不得不以全新的眼光打量這座新城，竟對這片故土產生了一種“陌生感”。小說寫到司徒文倡的精神時，說“他一直處在夢一樣的狀態，難以找到真切感”。確實，小說在“脫實向虛”的書寫中，脫落了更多的“敘事性”，生長出了更多的“抒情性”，這讓小說飛離了泥濘而沉重的現實，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輕盈和“詩性”。小說既像一首古老而漫長的詩歌，又像一場恢宏而壯闊的夢境。

所謂“金墟”，“金”當然是燦爛與輝煌的象征，而“墟”，雖然實指“牛墟”這個地名的本義，但在耀眼的“金”字籠罩下，也容易引動人關于“廢墟”的直覺聯想。無論如何，“金”和“墟”，都充滿了內在的張力。這種張力，就像生命力旺盛的藤蔓一般，從題目開始萌蘗，然后悄無聲息地繁殖與攀爬，全面地滲進整個故事的骨架和毛細血管。第一章，悠悠古鎮，飛來巨資，第二章，失意英雄，還鄉造城；第五章，房屋征收，艱難險阻，第六章，堪輿點穴，大興土木；第八章，游手好閑，戲夢美人，第九章，驕奢靡麗，叱咤風云……小說無所不在地蘊含著現代與傳統、歷史與當下、喧囂與寂靜等一系列的辯證關系。小說的敘事節律，就像巨人敲大鼓，高低起落，轉捩只在剎那之間。

小說寫到文璟廬的內部環境時，說神龕右邊掛了司徒文倡的照片，而“司徒譽長得跟他神似”。作為小說中兩個最為重要的人物，代表了當下的司徒譽和代表了歷史的司徒文倡的相似，當然不止于形容舉止，更在于精神氣質。一方面，他們固執、猶疑、怯懦；另一方面，他們又機敏、精進、勇猛。他們都是充滿了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精神的傳統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司徒文倡被人誣告后，人生陷入低谷，孤獨與冷的感覺襲上心頭，他不由地感嘆：“一個人想做點事情怎么就這么難呢？”坦率地說，他想做的事情可并不只是一“點”，因為他想要建造的是一座“夢幻之城”。他最終走向了失意、虛無與落寞，那并不全是因為現實太骨感太殘酷，現實就擺在那里，戰亂頻仍，時局動蕩，人事漂浮，現實本就骨感、殘酷且搖晃不定，只是他此前并未認清。亦或者，他向來都心思透亮，只是“偏向虎山行”罷了。

相比于高祖父司徒文倡，司徒譽顯得還更復雜一些。小說對司徒文倡建造新城的敘事，更接近于“虛構（fiction）”，因為這項工作堪比“古村落的活化”，既要遵循修舊如舊的文法規范，又必須恢復昔年的風采，這對作者的想象力是一種考驗。至于說司徒譽，寫作上的困難可能更多地在于如何對密集而蕪雜的現實進行披荊斬棘的清理和整頓。總的來說，司徒譽比司徒文倡在精神人格上有著更加顯著的分裂感。作為一個鎮長，走在荒涼衰敗的古鎮街巷上，他的目光并不是物質的、經濟的、具體的，反而是抒情的、懷古的、抽象的。與其說他是走在古鎮的空間里，毋寧說他是走在古鎮的時光中，與其說他是古鎮的局內人，毋寧說他是古鎮的局外人。他總是帶著過去的或者未來的眼光，來審視當下的一切，反正，他永遠不會以當下的眼光，來審視現場的所有。這是他與其他同僚的不同之處。至于說到對愛情和夫妻關系的期待和想象上，他好像還停留在古老的從前。熱烈、奔放而現代的妻子伍曉蕾，讓他感到恐懼和不自信，他寧愿躲進所謂“紅顏知己”的孤船夜月里，躲進歷史的磚瓦縫隙中。小說寫到他跟徐芷欣相處時，直言“他喜歡她尊重她，但他不能傷害她”。這種感情道德上的沉悶單調和封建保守，與他的雄心壯志確乎有些格格不入，但細想竟又是內在統一的。

“新與舊”的沖突，或許是小說最重要的主題之一。“新”，代表了包容和進取；“舊”，代表了封閉和保守。新與舊往往是水火不容的。相對而言，關璟娜是新的，司徒文倡是舊的，伍曉蕾是新的，司徒譽是舊的，甚至關氏家族是新的，司徒家族是舊的。除舊布新，鼎故革新，是小說重要的敘事動力，然而在赤坎這里，新與舊卻又并非是完全撕裂的，它們常常很自然地相處共生，并不違和。為了建造新城，司徒文倡請來了堪輿大師李若水。他長須飄飄，一襲道袍，卻坐在一群“穿西裝、打領帶和領結的人中間”，而后者有“一半人去過美國和加拿大”。更有意思的是，“大家對風水依然興趣濃厚”，乃至于有諸多問題要向這位幾乎沒怎么出過遠門的大師請教！

不過，新與舊卻又不是截然兩分的，它們彼此咬合與滲透，展現出了小說更復雜的生態。小說寫到司徒譽在妻子伍曉蕾位于美國的家中時，提到了久別重逢的夫妻倆曾經的一個生活習慣之爭：司徒譽怕熱，容易出汗，不喜歡皮沙發，而喜歡木沙發；但伍曉蕾人瘦，坐木沙發硌人，喜歡皮沙發。為此，夫妻二人曾有過很多的爭執。伍曉蕾出國后，多年來，已沒人跟她爭執了，但她所置辦的家具，卻是以胡桃木為骨架，外面再包上皮套，皮套下的填充物甚至厚得有些夸張。由此可見，雖然她身處異國他鄉，而且融入當地非常順利，但她在情感和心理層面還是很“木沙發”的。

在《挑戰與超越》（見《文藝報》2023.3.24）一文中，作者熊育群坦言：“赤坎歷史和現實的勾連如此夢幻，如果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來寫，魔幻反倒失真了，缺乏力量感。要是以寫實風格寫出魔幻，也許更加震撼人心。”所謂“僑鄉”，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是華僑聚居的地區，“僑”意味著開放、包容和多元，“鄉”意味著封閉、狹隘和單一，“僑”與“鄉”的矛盾和統一，正是上文所述新舊張力生成的重要原因。這種張力，既包含了社會學和民俗學層面，也包含了人類學和心理學層面，是多元而復雜的。而正是在這樣一座生態復雜多元的古鎮里，那一道道充滿了夢幻色彩，但又不失現實主義質地的文化景觀才得以生成。小說在講述“金墟”這座真真切切的古鎮時，事象密實而沉厚，難免泥于史實而難以飛越，但掩卷回想之際，人世紛紜從眼前飄然一過，又恰如大夢一場，“栩栩然胡蝶也”，“蘧蘧然周也”，忽然不知現實與夢境的界限何在了。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葉桂杰，從事小說、評論的創作和研究。小說、評論、散文等作品見于《文藝報》《青年文學》《西湖》《野草》《綠洲》《美文》等報刊。入選第三批浙江省作協“新荷計劃”青年作家人才庫，著有小說集《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