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說給人的第一印象是經(jīng)常超越“人之常情”，然而科幻小說家在創(chuàng)作中實則流露出對人類在運用科技方面回歸人之常情的渴望，因為科技本身并無倫理之爭，其所帶來的結(jié)果卻值得創(chuàng)造者與使用者進行倫理的考量。科技倫理（Technoethics）這一詞語由加拿大科學與技術哲學家羅奇·盧皮奇尼提出，強調(diào)科技發(fā)展的道德意義、科技使用的道德責任、科技應用的道德風險評估等倫理考量，其終極要義是保護并促進人類社會文明的發(fā)展。在科幻小說中，技術的進步與人性似乎是難以交融的平行線，作者希冀可以找到一個交叉點來審視二者的矛盾沖突，故事的最終走向通常會回歸到其本質(zhì)問題：技術的進步最終會給人類社會帶來什么？

科技倫理意識的覺醒

科學技術自其誕生之初就逐漸與倫理關聯(lián)在一起。蘇格拉底“知識即美德”的觀念將“知識”與“美德”并置，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的宣言高度肯定了科學之于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意義。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科學技術與倫理之間是辯證統(tǒng)一的，科學技術推動倫理道德的發(fā)展，而倫理道德則相對獨立，并反作用于科學技術。長久以來，科學技術都被視為一種正向的推動力量。然而，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納粹分子利用科學技術在人類身上所做的生物實驗開始引發(fā)人們反思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問題，二戰(zhàn)結(jié)束前的原子彈爆炸事件更是撥動了人們對科學技術價值反思的琴弦，點燃了科技倫理誕生的歷史火焰。人與自然、科學與自然等的關系成為現(xiàn)代倫理學關注的重點，并引發(fā)人們不斷追問，應如何規(guī)避和應對現(xiàn)代科技帶來的巨大風險？

“人”與“非人”是否有界？

1818年，瑪麗·雪萊在《弗蘭肯斯坦》中就反思了科技倫理的問題。弗蘭肯斯坦身上沒有科學家應有的正義與理性，而是一個濫用科學技術的魔鬼。他隨意創(chuàng)造生命，卻未能賦予生命應有的尊嚴。他所創(chuàng)造的怪物被拒斥于人類社會之外，而弗蘭肯斯坦本人最終也和他的所造之物一起淪為了科技的犧牲品。

在科技飛速發(fā)展的當下，人類需要重新審視自身與“非人”的關系，重新定位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著名科幻小說家丹尼爾·凱斯的星云獎獲獎作品《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正是圍繞“人”與“非人”的模糊邊界而展開。書中主人公查理·戈登經(jīng)歷了從依靠手術實現(xiàn)智商提升，到珍視生活、實現(xiàn)心靈成長的過程。先進的手術技術讓他體驗到了變聰明的快感，卻依然未能幫助他贏得應有的尊重。書中的研究人員以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為名，讓查理成為提升智力手術的實驗對象，卻從未向查理解釋清楚手術的目的以及可能帶來的后果。查理同實驗室的小白鼠阿爾吉儂一樣，只是任人擺布的“非人”存在，是為醫(yī)生、教授等研究人員帶來名利的工具。

手術后變聰明的查理開始對知識充滿渴望，大量閱讀莎士比亞、彌爾頓、牛頓、愛因斯坦、弗洛伊德、柏拉圖等人的著作，“以及所有其他名字，像教堂的鐘聲一樣在我腦海中回響”。查理想要通過對知識的占有彰顯自己已然成為聰明人，但學習知識卻讓查理付出了巨大代價。他不再相信權威，不斷對權威的論斷發(fā)出挑戰(zhàn)，也自此陷入了社交障礙的狀態(tài)中，人們拒絕與查理交流，甚至曾經(jīng)治療查理的醫(yī)生與教授也不愿與查理再有往來。究其根源，人們懼怕的不僅僅是查理的改變，而是他們與查理之間關系的變化，害怕自己成為被查理管控的對象。在福柯看來，知識就是權力，擁有知識便獲得權力。查理曾經(jīng)的智障讓他失去了擁有知識的能力，成為面包店打工人中的另類、醫(yī)生和教授眼中的“他者”。然而，一旦查理獲得知識，成為掌控話語權力的主體，人們便對其充滿敵意。因此，查理變?yōu)槁斆魅说倪@一變化最終導致他失去了面包店的工作。

當智力增長后的查理獲悉手術最終會失敗，他將像實驗老鼠阿爾吉儂一樣退化回智障狀態(tài)，甚至不得不面臨死亡時，查理陷入恐慌，難以接受智障的自我。先進的科學技術未能使查理將過去與現(xiàn)在結(jié)合起來，反而分裂了查理的自我。查理否認術前自我和術后自我是一體的，而是讓位于一種更碎片化的自我意識，拒絕接受他的智力殘疾。

隨著智力不斷退化，查理開始作為一個獨特的、獨立的個體，來看待另一個智障的自我。“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那是查理，而不是我。他臉上那呆滯而疑惑的表情。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充滿了恐懼，仿佛只要我說一句話，他就會轉(zhuǎn)身，跑進鏡像世界的深處。但他沒有跑。他只是回望著我，嘴巴張著，下巴松弛地垂著。”查理從智力上升、達到巔峰到回落原有狀態(tài)的過程，也是他審視多個自我，并在此過程中開始認識和接受不同階段自我的過程。在小說結(jié)尾，查理要去為殘障人士開設的沃倫之家，但這也是他主動作出的選擇。

科技倫理中的“人之常情”

如今，人與科技間的融合與依存愈發(fā)突顯。若要實現(xiàn)人與技術間的可持續(xù)依存，需要在充分尊重創(chuàng)造之倫理和技術使用之倫理的基礎上才能實現(xiàn)。當代科幻小說家就曾批判科技應用中的人類利己主義。克隆人是僅次于賽博格的第二個最常被提及的后人類例證，賽博格被認為是人與機器的混合體，而克隆人是人類細胞的重建與組合，是純粹的人工制品。盡管組建克隆體的物質(zhì)是人類基因，但其人造屬性使“它”成為有別于人類的非人類存在。但克隆人及克隆技術引發(fā)了人們的一系列倫理思考：克隆人是否應具有人的權利？克隆人應當被界定為何種身份？

2005年，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的《別讓我走》通過講述克隆人的成長經(jīng)歷，試圖闡釋克隆人議題中的一個敏銳話題：人類造物主與其創(chuàng)造物之間的關系如何？石黑一雄并未開宗明義地指明小說中寄宿學校的學生為克隆人，而是以細節(jié)提示讀者，這些孩子的身份為器官捐獻者，其存在目的就是挽救衰萎的人類生命。然而，克隆人卻并非沒有思想、僅有人類生物性特征的個體。書中的克隆人在一次次的器官捐獻中緩慢而痛苦地死去，在石黑一雄的悲涼筆調(diào)中，映射出對人類所作非人道行為的反思，以及對于科學創(chuàng)造尊重人性、擁有人道關懷、回歸人之常情的渴望。

上述作家書寫的故事均發(fā)生在地球之上，而在航空航天事業(yè)飛速發(fā)展的當下，星際關系以及星際合作同樣成為科幻作家的關注重點。當代科幻小說大師金·斯坦利·魯賓遜的《2312》就將地球置于太陽系的背景中，強調(diào)在人類能夠成功運用高科技將荒蕪肅殺的行星轉(zhuǎn)變?yōu)橐司有乔虻?4世紀，即使時空轉(zhuǎn)移、居住星球發(fā)生變化、人工智能高度發(fā)達、機器人與人類共存、科技已經(jīng)發(fā)展到能夠改造人體，人性關懷在任何時空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性依然未改變。

“你們好，我叫斯婉，從水星來。”這是故事主人公遇見智能機器人時的自我介紹，也是作者魯賓遜為讀者描畫的300年后人類生活的縮影。書中來自太陽系不同星球、不同種族、不同性別之“人類”，與以酷立方機器人為首的高度集成的量子計算機之“非人”共存。酷立方?jīng)]有情感，而人類有之；酷立方哪怕披上人皮，內(nèi)心依然無有對社會生活的些許溫情，而人類星球互通、人與非人相互聯(lián)通的24世紀初，依然亟需保有“成為真實自己的機會”。《2312》被譽為科幻小說的拓疆之作，自2012年發(fā)表后斬獲包括星云獎最佳長篇小說在內(nèi)的多項國際大獎，正是因為其中不僅有對人類利用科技謀求一己私利的批判，更有對星際之間相互合作、互利共贏、追求正義、實現(xiàn)各星球和諧共存未來的展望。小說也提示人們，在一個科技似乎可以改變一切的時代，人們對自我身體、星球生態(tài)和生命的尊重，仍然是人與宇宙共存發(fā)展的必要前提。在宇宙中，地球只是“滄海一粟”，正如在地球上我們?nèi)祟愂敲煨≈呉粯印Ｈ祟惖淖阚E可以踏至星辰大海、上天入地，但無論身在何處、與誰相處，人之常情中的道德感應當永存。

在這些優(yōu)秀的科幻小說中，科技濫用的背后，映射出人們所關注的僅僅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短期利益，而忽視了長遠的因果關系。若科技淪為攫取個人利益的手段，則無法造福生命。人類需要科技，但高科技的發(fā)展卻要有倫理為最根本的參照，否則就可能會造成災難性、毀滅性的后果。科技倫理和科幻小說經(jīng)典中強調(diào)的人性與道德感，恰恰能夠給當下投身科技事業(yè)、使用科技產(chǎn)品的人們帶來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