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我在做些什么？

M，你好！

來信收到。知道你在組里的一切都很好，當然很高興。我已放假一周，在家里看看書，看看電視，和陳川一起去游游泳，大有無牽無掛一身輕松的味道。這次考試成績不很理想。主課英語筆試：良（剛八十分挨上良）。口試：優。歷史：優。政治：優。語文：優。

我到老閔家去過幾回，她也來過我這兒，好久沒在一塊兒玩了，現在遇上真是高興壞了。她也許要去演一個農村丫頭，在《車水馬龍》中的一個角色。愿她也有上帝保佑。

我原來打算去廬山玩的，這樣可以回避一切可惡的社會活動，但是姥姥不讓去，我也只好算了。不過我不管，反正不再搞演員工作了，我什么活動也不去參加，只答應幫影協翻譯一篇文章，這是我十分樂意干的。但是這工作花去我很多時間，卻到現在還沒有完成，太難了。接下去該是去旅游局實習口語，這一定很有趣。下學期我們新開一門課：日語。我在暑假里就開始先學了，挺好玩的，不過以后一定很艱苦。開始憑興趣，以后得有真的刻苦精神才行。我是很愛玩的，這下就苦了。

關于你上戲的事，千萬得斟酌一下。一個戲一演就近一年，整整一年時間得換一些什么才對。我以前也認為，演員只要在表演上自己認為滿意就值得花半年一年的時間，在演技上有所獲就行。但現在我覺得演員需要成功，需要吸引住觀眾，這也是將來更好工作的一種條件。一旦成功了辦什么事都方便。也許我這種想法很錯誤，但我還是說出來了。看完后撕掉，好嗎？

我覺得《大風歌》不一定有太多的觀眾，但如果你在戲中能給人這樣的感覺：“這戲沒太多意思，演×××的演員倒真不錯。”那也值得干。好，不多寫了。

祝

愉快！

陳沖

M，你好！

接到你的信，我很高興。

這些日子我和師大的一幫留學生在一塊工作、學習，說穿了是一塊玩。我們一同去了杭州，他們大部分都是很好的青年，有文化，有教養。但有時他們太傲氣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真有點受不了。真的，平時我并不是什么民族主義者。但是和他們在一起，我就有更強的民族感。

我每次和他們在一塊玩總是挺快活，還可以學習英語口語。但每次回到家里總是那么灰心喪氣。中國不如別人強，別人就看不起我們。有時我跟他們解釋許多事情，甚至還想騙他們，但別人十分了解中國。

有一個外國留學生想留在國內教一段時間的課，但是許多單位都沒有宿舍，就不能留。他說國內有朋友，想住朋友家。另一個朋友告訴他，外國人不能和我們住在一起。他問為什么，朋友說沒有什么為什么，就是不能住。他說這很愚蠢，應該得到改變。是的，說不出為什么，但它就是存在，但愿有人會改變，會問為什么。

我也挺生氣，但是我又能干什么呢？他這個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類似的事情還有許多。當然這也許是他們的偏見，但形成偏見也是有原因的。

你看我說了些什么沒意義的笨話。但每次從他們那兒回來我總是不愉快。我不想再去了，我得抓緊時間學習，以后比他們懂得都多，看他們再傲氣。

但是我現在忙于許多雜事，又因這種環境而不能安心學習，也不知為什么坐著就是讀不進書，這真是最危險的。

最近，上海的“大學生藝術團”要到廬山去活動，姥姥不讓我去，可我心里想去。我想那一定會是十分愉快的。這也會影響我的學習，但是我實在不愿放棄這次機會。我們幾個大學的學生一起去，多熱鬧。如果去的話，十二、十三日可回滬。我的“雄心壯志”還比不上廬山，多差勁！

老閔昨天來我家，在家里住了一夜。天導演和她一起搞的那個本子基本上好了，她昨天給我，讓我今天讀，明天一早給她的，但我還沒看哩，多對不住朋友。她到底還是去演《車水馬龍》了，希望她成功。她會的，我想。

你的戲一定拍得很順利吧？祝你成功。我覺得男演員最主要的是內涵，深沉，穩得住。男子漢的魅力就在于此。當然也要個性、激情、火花，但火花只能閃一下、兩下。我不太喜歡《他倆，她倆》中的那個角色。男子漢如果老是活蹦鮮跳的，別人大概不會喜歡。（這只是個人意見。）

夜深了，不多寫了。

陳沖八.四

廬山——我恍惚看到那片霧蒙蒙的青山綠水，聽到淅淅瀝瀝的小雨，還有嘩嘩的瀑布……

翻出四十多年前在那里拍的照片，一群朝氣蓬勃的青年，在山澗、樹叢、巖石旁嬉耍，我的身邊經常站著個大眼睛女孩，我們有時拉著手，有時摟著肩，笑得像盛開的花朵。看上去，我們一定分享過非常歡樂的時光。她是哪個大學的學生？叫什么名字？我們都聊了什么？一點都不記得了。記憶如此薄情。

離開的那天，我在九江的輪船碼頭被影迷圍得水泄不通，警察開道才終于登上了回上海的長江客輪。我注意到，有一位同是“大學生暑期藝術團”的人，一路都在默默觀察著我。好像在快到上海的時候，他跟我說，其實你生活得并不好。我很震驚，沒有別人會這樣跟我說話。我也因此跟他交換了聯絡地址。

我在這里就稱他為Z吧。“文革”十年停止了高考，所以當年的大學生中，有不少三十多歲的學生，Z就是這樣一位高齡大學生。他和幾個復旦、師大文學系的男生，常在吃飯的時候談論“存在主義”“意識流”那樣神秘而引人入勝的話題。后來到西影廠拍《蘇醒》，導演滕文驥和編劇徐慶東也經常提到“存在主義”和“意識流”的表現方法。回想起來，“存在主義”的哲理——尤其是個人自由、個人責任和自我等核心概念——在當時集體主義的中國風靡一時。

Z借給我和哥哥一些書籍，其中有卡夫卡的《變形記》和泰戈爾的《飛鳥集》。這些今天的人可以隨便找到的書，在一九八〇年是極其珍貴的——有新書到的日子，消息傳開來，新華書店還沒開門，外面就開始排長隊了。Z翻開《飛鳥集》中他折過的一頁，給我看“道路雖然擁擠，卻是寂寞的，因為沒人愛它”。這句話擊中了我的心，它為我莫名的孤獨感找到了語言和畫面。Z還跟我引用了一句伏爾泰書里的話，“我們必須開墾自己的園地”，在那之前，我不知道自己不可名狀的欲望，原來是想“開墾自己的園地”。

《變形記》令我徹夜不眠，或者用現在的話說，它令我腦洞大開。一個很普通的早晨，一個很普通的年輕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殼蟲。我從來沒有想象過這樣離奇、荒誕和悲哀的敘事，但是本能地認同其中的異化、疏離、內疚和孤立的感覺。

朋友不知從哪里翻找出一篇我寫的短篇小說，叫《女明星》，我差點忘了有這么回事。一九八二年二月發表的時候，作者簡介寫了：“陳沖，女，二十歲，電影演員，這是作者的處女作。”

幾十年后重讀，我仿佛看見“妹妹”趴在桌上，鋼筆握得很緊，頭向左邊歪著。她寫得非常幼稚，也缺乏文采。這一事實并不讓我驚訝，那是理所應當的，但她的企圖讓我有些好奇，這是她本能的敘事，還是有設計的嘗試？故事沒有什么“情節”，女主人公“她”的外在動作是晚飯后走路去看某個神秘的“他”；路上遇到的一切，都只為了勾起“她”的思緒——“她”的“意識流”；在兩站公車的路程里，她描寫了“她”與周圍環境、人群的異化和疏離。

當時我是外語學院的學生，主演過三部電影。為什么突然寫短篇小說？之后又為什么不寫了？知道這事的朋友也問過我同樣的問題。坐在電腦前，我半天也想不出個合乎邏輯的答案。

順手問了一下GPT4，為什么在處女作后我幾十年沒有再寫？它一秒鐘內回給我六個可能性，并一一解釋:

1.缺乏動力[……]

2.缺乏時間[……]

3.害怕失敗[……]

4.寫作障礙[……]

5.缺乏靈感[……]

6.個人或健康問題[……]

這個人類AI的里程碑真的挺無趣的，不過我發現它的中文進步了。

我接著說：我覺得那是我與寫作的一段“廬山戀”，你懂嗎？

它說：我理解您說的是您與文學之間的特殊情感，這種情感可以被形容為“廬山戀”……

算了，不為難它了。它沒有參加過一九八〇年的“大學生暑期藝術團”……

不久前，我偶爾看到英國詩人W.H.奧登的話：“卡夫卡對我們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困境就是現代人的困境。”廬山濕漉漉的山水浮現在我的腦海，我們曾經如此需要文學，如此熱衷地談論過文學。

姥姥說：記得前幾天我帶你去蔡上國家嗎？我說：記得。她說：他家的那個女人不簡單。我當時一心專注在他畫的靜物里，根本沒有注意到有什么女人。蔡上國的景物有法國自然主義的風味，和我們當時受的蘇派的教育方法不一樣。我隨口說：可能是他老婆吧，姥姥說：不是的那，個女人不簡單，你就不懂了……

——陳川筆記

那個時期，我們家是一盤散沙，父母在美國進修，我常出外景、參加社會活動或在外院上課，固定人口只有姥姥和哥哥。也許姥姥感到自己作為唯一家長的重任，對我和哥哥管頭管腳，但我們年輕氣盛，把她的話全當耳邊風。偶爾，姥姥的朋友來家里時會問到陳川陳沖，她就叫我們去陪客人坐坐，我們只好去應付一下，聊兩句。

我那只價值連城的白玉手鐲，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收下來的。

我有這樣一個印象，姥姥坐在書桌旁抽著香煙，一位老先生坐在小沙發上，茶杯冒著熱氣。我們寒暄了些什么？完全忘了。老先生拿出一個小小的錦盒，打開給我看，說，這只手鐲四百年老了，你到美國留學實在需要錢的時候可以賣掉。姥姥沒有什么特別的表示，好像這件禮物并不比一塊火腿或一支鋼筆更貴重，我也就沒把它當回事。好幾十年以后，我才會留意到它的美與獨特——橢圓的形狀有一點點方，神秘的顏色隨光線變換，雕刻的雙龍戲珠精致而抽象。我到美國后搬了許多次家，馬馬虎虎丟失了很多東西，有些也是很珍貴的，比方史家祖上傳下來的銅鏡、外公從捷克帶回來的水晶煙灰缸、景泰藍的百花獎獎杯，而這只手鐲倒是幸存下來了。

我仿佛能看見一位老人儒雅的身影，逆光坐著，但無論如何也看不清他的臉。姥姥認識不少有名望的文人，年輕時跟沈從文、巴金都有交往，她曾去探望他們，但我不記得他們來過家里。

這位老先生到底是誰呢？哥哥說，我覺著是蔡上國，他有時來會來找姥姥講章（聊天）。我問，除了他還有什么老人可能送這樣的古董？他說，要么是程十發，他送給我一張他的畫，我覺著畫得噶戇（很傻）的，要它做啥，后來也不曉得被啥人拿去了。程十發不是姥姥的舊友，他先認識的是哥哥。哥哥有個叫王青的畫畫朋友，住在程十發隔壁，有時候他去找王青，家里沒人，就坐在程家等，這樣幾次就熟悉了。我說，那天姥姥房間里的肯定不是他。哥哥說，程十發出身比較清貧，不太像會做這種事的人；蔡上國出身在富貴人家，這種東西大概沒那么稀奇，應該是他送的。我也許永遠都不會知道這只手鐲的來歷。

我們年輕的時候，對物件的金錢價值都很無知和麻木。我們當然知道大餅油條、菠菜、帶魚的價格，也體會過沒錢買東西吃的難受，但那是具體的生活。手鐲的價值，對我們來說太抽象了。

哥哥第一次想努力掙錢，是為了送給我一件貂皮大衣到紐約時穿。那時他剛剛被分配到上海交大美術系教書，工資很低，從我開始辦理留學手續，他就開始畫連環畫掙錢，然后把所有的錢都用在了那件大衣上。當時我不知道貂皮大衣要好幾千塊錢——在那個年代是個天文數字。在我箱子整理到差不多的時候，他交給我一只鼓鼓的布袋子，跟我說，這是貂皮大衣，紐約的冬天比上海要冷得多。我抱怨，這么大一包，怎么裝啊？我又要重新理箱子。

我在電話里跟他說，這件大衣到今天還油亮松軟，四十多年了，跟新的一樣。他說，我在交大有個學生是從東北來的，他家里精通皮草，從當地挑了最好的貂皮帶到上海，我再去南京路的“第一西比利亞”去訂制的。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大衣上費了那么多心思。

……

（全文見《上海文學》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