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那個春夏之交，我有幸作為魯院吸收的第一個海外學子，走進第十三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與祖國內地五十多名專業作家同窗學習，交流和提升的同時，我暗暗揣著一個執念：將二戰時期為躲避納粹迫害而逃往中國，與中國人民并肩抗戰、生死相依的傳奇故事訴諸筆端，創作成一部長篇小說。

那個時候，我還不會寫小說，更沒有能力撐起一部長篇。

魯院結業，回到維也納之后，我以文化沖撞和跨國婚戀為題材創作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說，而后過渡到呈現和挖掘海內外底層女性的生存困境、情感困惑以及不同國度不同境遇之下人性的走向和裂變。如：中短篇小說《處女的冬季》《不戴戒指的女人》《斯特拉斯堡之戀》《魔笛》《夜蝴蝶》《花粉》《13號地鐵》《男人的咖啡》《法老的石雕》等。當我的小說發表和轉載于《作家》《作品》《十月》《人民文學》《北京文學》《香港文學》《小說月報》等累計超過百余萬字時，我感覺夢寐以求的長篇小說，呼之欲出了。

為了以文學手法呈現這部長篇小說《到中國去》，我踏踏實實奮斗了十年。

之所以傾注如此漫長的光陰，是由于主人公所牽動的歷史背景、宗教信仰、戰爭歷程和情感波折，沉重、龐雜而宏闊，橫跨中西，縱橫南北，并且延伸到盤根錯節的中東、死海一帶，內容涉及兩次世界大戰、德國法西斯崛起、猶太人遭遇世界性驅逐的命運和誘因，乃至猶太復國主義導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不共戴天的恩怨情仇。

正如我的魯院老師、小說家和詩人邱華棟所述：

方麗娜歷經十年沉淀，以冷峻筆觸構筑的長篇小說《到中國去》，書寫二次大戰前為躲避納粹迫害而逃往中國的奧地利猶太精英，在世界動蕩中與中華民族并肩抗日，生死相依，由此而連綴起上世紀40年代風云際會中，以迥異姿態融入中國大時代的近20位國際友人，他們的生命軌跡、精神輻射、情愛追尋、命運沉浮、身份歸屬……

《到中國去》再現了一個特殊的群體，一支活躍在中國大江南北的浩瀚的國際友人眾生相，透過他們飛揚的浪漫和深沉的藍眸，反觀中國的百年滄桑和中華民族的心靈史，回望、追溯一個個鮮活的中國領袖人物，他們的視角、眼界和獨有的智慧非同尋常。撥開塵封的記憶，讓我們看到那段不堪回首的崢嶸歲月，而歷史的宏大善惡、跌宕起伏，終究掩蓋不了個體生命的紋理。在大時代的風暴中，他們的命運曾如枯葉般脆弱凋零，不堪一擊，卻在大起大落中堅守自己的信仰，義無反顧地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追逐那遙不可及的理想之光。

小說從來都不只是簡單的文學享受，它所蘊含的是一個民族最真實、最隱秘的心靈變遷史。站在今天的時間節點上，回溯八十年前這些已然成為歷史的可敬可愛的國際人士，那段特定的歲月，特定的生態，特定的情感與抉擇，以及無法言說的身世痛楚——歷史與歷史的碰撞，人與人的交集，風雨飄搖中他們對同族的眷戀，對異族的體恤，深情、悠長、悲壯，構成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音符組合，一曲中國乃至世界風云際會中的華彩樂章。

但我創作這部小說，不是為了還原歷史，而是執拗于人性的發掘和情感的弘揚，以及文化觀念交集并存的世相繁雜和人情冷暖。主人公波瀾壯闊的經歷中有我們這個民族最真實的過往，那些鮮為人知的民族記憶，彌足珍貴，不應被今天的我們遺忘。

江蘇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的劉秀珍老師，一天內讀完這部小說，連夜發來了評論。作為一名熟悉蘇北新四軍歷史的鹽城學者，她寫到：

我敢斷言，這部小說，必將成為海外華文文學史留存的重要作品之一。文中涉及眾多真實的歷史事件、人物、文化地理，談及鹽城革命根據地時，與我熟悉的蘇北新四軍歷史一一吻合，甚而令我驚異于作者史料應用的精確熟稔。想來作者必定苦心孤詣，無數晝夜與孤燈典籍獨語……

我要特別感謝已故奧中友協常務副主席、奧地利著名漢學家卡明斯基先生及夫人在原始資料方面的無私支持，以及魯迅文學院師友們給予我的激勵與厚愛，沒有當年在魯院汲取的文學滋養，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就在《作品》雜志不失時機地推出這部小說之際，我的腦中不斷閃出艱苦創作的十年間，我的先生奧地利Wolfgang Stelzl親自伴我前往奧地利毛特豪森集中營、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和電影《辛德勒名單》的拍攝現場，探訪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隔離區、焚尸爐的情景，除此之外我們還實地考察了耶路撒冷、約旦、巴勒斯坦以及死海等地，這些孜孜不倦的行走和觀摩，都成為小說細節可靠而堅實的依據。

這個春天，注定不同凡響。西班牙、馬來西亞、新加坡、法國、巴西等各國元首紛紛到中國去，被外媒譽為“萬邦來朝”，此情此景怎不叫我回想并緬懷80年前那批奔赴中國的國際友人呢？！

2023.6于維也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