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再解讀”“重返八十年代”等學術思潮，從不同側面進入正在成型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對當代作家作品進行重新解讀、評價，構成了對當代文學史的補充與修正。

2022年起，何平在《小說評論》主持開設“重勘現象級文本”欄目，至今已對改革開放40余年間幾十部現象級文本展開重勘，并且引發了學界相當的關注和討論。值得關注的是，當代文學的重讀、重返、再解讀等實踐已不新鮮。“重勘”跟重讀、重返有何關聯又有何區別？“重勘”為我們時代的學術提供了哪些嶄新的探索和啟示？

一

一個學術行動能否成為潮流，關鍵在于是否切中時代最內在的文化痛點，使學術實踐與文化轉型形成共振

“重勘”究竟是在學院知識生產慣性中、在以往學術延長線上的創新，還是“重勘”構成了對當代性“嚴重的時刻”的質詢

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重勘關聯著重讀和重返（楊輝）；另有一些學者則認為重勘比重返更有難度（黃平），重返是還原，重勘則需要發明新的語言去創造、尋找和闡釋（楊曉帆）。這些說法都有道理，不過有的側重于“重勘”的學術史維度，有的則側重“重勘”作為一種方法的可能性維度。兩個方面分別對應于“為何重勘”和“如何重勘”，都值得探討。

從當代文學學術史來看，“重勘現象級文本”與“重寫文學史”“再解讀”“重返八十年代”等重要的學術潮流關聯在一起。雖然從目前看，“重勘”的實際影響力尚不能跟“重寫”“再解讀”和“重返”等學術潮流相提并論。但是，這只是著眼于現在，著眼于未來則未必。一個學術行動能否成為潮流，關鍵在于是否切中時代最內在的文化痛點，使學術實踐與文化轉型形成共振。事實上，論“重寫”“再讀”“重返”諸潮流，各自的學術立場和方法頗多差異，甚至大相徑庭，但是它們都深刻地跟時代的文化結構關聯在一起，構成了對時代文化危機或學術困境的診斷和探尋。因此，三者分別成為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第一個十年最具代表性的學術實踐之一。

狹義的“重寫文學史”只是上世紀80年代末《上海文化》雜志上持續時間并不長的經典文本重讀活動，何以如今被視為80年代文學界最重要的學術實踐？因為它意識到時代和文化必須有所改變。每一個時代“逆襲”的秘密就藏在轉型中。不能預判轉型者，只能跟在已成的潮流后面。放眼望去，乾坤已定，井井有條，規矩多于可能。預判并推動轉型者，最初勢必面臨邊緣者的壓力。可是與時間站在一起，當大河拐大彎，時代和文化轉型塵埃落定之后，當初的邊緣便成了新的主流。“重寫文學史”否定的是以庸俗社會學和僵硬反映論為基礎的文學史書寫，它重新召喚的“審美”“啟蒙”“人的文學”其實是80年代文學重要的議題。所以，“重寫文學史”既不是順流而下，也并非憑空而來。它因應時勢而有所開拓，它所秉持的文學立場其實是水到渠成，但它喊出的“重寫文學史”口號卻有石破天驚的氣概。這是它被歷史所記取的重要的秘密之一。

興起于上世紀90年代的“再解讀”，率先對耽于“審美”和“純文學”的內部研究作出反思。“再解讀”不是一般意義的重讀，而是文學觀念和方法的創新。它是以新興文化理論介入文本，借以重新解釋歷史的探索。唐小兵主編的《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1993年出版時并未產生什么影響；進入21世紀之后，《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及其倡導的研究方法引發了一股“再解讀”潮流。究其原因，也是因為它先行一步地預判了“純文學”研究的困境。

2006年前后，程光煒和李楊共同倡導“重返八十年代”，將“歷史化”的方法再往前推進一步，也成為影響深遠的學術實踐。

那么，今天的“重勘現象級文本”呢？它能否又如何才能成為現象級的學術方案？我想，關鍵在于，它在為何“重勘”、如何“重勘”等問題上設定的出發點和目標。“重勘現象級文本”，無疑是非常出色的聚焦對象，但重勘的問題意識何在？是為了尋找一條通往文本的新路徑？是為了理解經典的建構過程？是為了將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結合起來？這些問題意識都不無價值。然而，在我看來，最有價值的，最決定“重勘現象級文本”自身能否成為“現象級文本”的是，能否借“重勘”而直面當下文學和人類最內在的危機？換言之，“重勘”究竟是在學院知識生產慣性中、在以往學術延長線上的創新，還是“重勘”構成了對當代性“嚴重的時刻”的質詢？

二

“重勘”意味著在傾斜的、錯動的文學場中，理解不同時代的“文學”如何成為“現象”；或者說通過不同的“現象級”去反觀當代的“文學”觀念如何消長和生成

對于“重勘現象級文本”，何平有著深入的思考，或者說已有相當自覺的方法論。包括：

首先，在社會史視野下讀文本。何平說：“重勘現象級文本意味著回到文本發生的第一歷史現場，重勘現象級文本諸種力量（權力）作用的文學場域。”文學社會學方法的重新歸來以及社會史視野的重置，是近年當代文學研究中非常突出的現象。與以往文學分析中庸俗社會學的刻板運用不同，這一波文學社會學方法的崛起力圖有效地從文本蹤跡中辨認社會和歷史的總體性信息。強調考察歷史現場，考察文學場域，考察諸多話語力量如何參與現象級文本的生成，意味著“重勘現象級文本”的設計者，充分融合了當代文學研究的前沿理論。

其次，在“長時段”的文學史視野中觀察和反思。在何平看來：“長時段既是將某一時代的現象級文本成為文學史的現象級文本，也包括文本在長時段的流動和旅行。正是文本流動和旅行的客觀存在，有的文本的現象級是慢慢顯現并且持續不斷，比如路遙的《人生》；有的文本的現象級只存在文本發表之后很短的時間，隨著時間的推移則被淹沒和遺忘。”很多文本在時間中流動和浮沉，有的從“現象”級別殞沒而銷聲匿跡，有的則在“沉默”中頑強地成為現象。“長時段”代表著時間的客觀性，也代表著“歷史的”方法論。

此外，雅俗消融、文類越界與“文學性”的重勘。何平指出，“文學與連環畫、廣播、電影、電視、話劇等的跨越邊界、相互聯動推進現象級文本的影響力是現象級文本生成的重要動力”。他留意到90年代的“現象級文本”在“向公共生活拓殖、文學參與公共事件的能力則持續走低”；“今天以IP開發為中心的新傳媒時代審美產品制造，有時候作為腳本的文學反而不如文學的衍生物有影響力”。這種在錯動的文學場中理解“文學”的思維是很有啟發的。

關于“文學”是什么，有兩種主要的思路。一種是從經典作品中預制出“文學”的模具，以之為標準去要求和澆鑄當代和未來的作品；另一種則從當下現實的“文學”樣式中，來理解文學的全部可能性。這兩種思路可能都是不完整的。前者用最高可能性取消現實性，后者則用現實性取消了可能性和理想性。前者在堅持理想標準的時候，忘記了文學是時代中的文學，文學是動態行進中的文學；后者在面對時代和現實的時候，不再相信文學具有更高的、更好的、更理想的可能性。

用“現象級文本”來取代“經典文本”這個概念，意味著何平對那種靜態的、理想的文學標準的不滿，但并不意味著是徹底的放棄和否認。于是，“重勘”便在傾斜的、錯動的文學場中，理解不同時代的“文學”如何成為“現象”；或者說通過不同的“現象級”去反觀當代的“文學”觀念如何消長和生成。

“重勘現象級文本”是由諸多學者共同參與的學術工程，不同重勘者對“重勘”的方法各有理解，各有側重。整體上延續了設計者的意圖，以“現象級文本”為研究界面，挖掘了當代文學的諸多內部景觀。

三

以學術的方式做文學批評已經成為一種潮流，遂有學理性批評。反過來，以真正的批評精神做學術，也應成為一種探索方向。以真正的批評拯救僵化的學術，正當其時。

重勘文本，還是重建批評？這是個問題。

在相當長的時間中，批評被視為低于學術的一個工種，90年代“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背景下，以學術匡正批評成了一種潮流。事實上，既不應認為批評低于學術，也不應將學術和批評對立起來。學術研究和當代批評方法各有不同，但真正有活力的學術和批評卻是相通的，把它們統一起來的是創造性。學術更重史料、考證、方法和規范，批評更自由活潑、隨心適性。因此，學術更具嚴謹客觀的工作程序，也更易流于按部就班的知識生產；批評更能面對當代創造思想，也更容易墮落為無難度、無門檻的口水文，甚至于無邏輯、無操守的惡俗文、反智文等。真正的學術和批評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攜手同行。

近年來，以學術的方式做文學批評已經成為一種潮流，遂有學理性批評。反過來，以真正的批評精神做學術，也應成為一種探索方向。以真正的批評拯救僵化的學術，正當其時。“重勘現象級文本”還在途中。假如沿著當代學術“歷史化”的路徑，它會成為又一個引人矚目的學術個案。與此同時，重勘文本的研究路徑，是否也可能重建文學批評？我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