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一中變”的歷史規律，基本上構成了中國文化之心法

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從天文和地理——宇宙——演變的角度講了天道運行的規律，結合以往的大事件論及天道對人道和歷史的影響，總結出“天人之際”的規律。他說：“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他認為只有完備地了解天人演變之規律，才能通古今之變。

用今天的環境說、進化論、系統論等學說來講，人類這個物種的興衰與地球乃至宇宙的興衰規律是有相關性的。我們暫且借用現代物理學的方法，認同宇宙誕生于138億年前，地球產生于46億年前，而人類這個物種最多產生于兩三百萬年前，人類成為文明的人最多也就一萬年。在人類產生之前，無數的物種生滅無常，其實都是地球與宇宙這個大系統相互作用的結果。進一步說，恐龍的滅絕以及人類的產生都是地球和宇宙的演變導致的，而不是單純地由地球自身所能決定的。同理，人類的命運也是在這樣的演變之中。人類不可能超然存在于地球或宇宙的變化規律之外。如果我們把這樣的地球與宇宙交互變化的規律稱為天道，那么，人道就是在這種天道中尋找自洽的方式。中國人從上古時代觀象授時，認識天道，并在伏羲至黃帝時確立了天干地支的時間觀念和陰陽五行的時空運行規律，以此確立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并用這樣的理念來認識自然規律、生命規律以及人類的歷史規律。在《史記·天官書》中，司馬遷用的就是上述思想，可見中國古人的思想與我們今人的科學世界觀是高度一致。

約成書于公元前1世紀的《周髀算經》，算是真正的數學經典。在這部著作中，作者采用簡便可行的方法確定天文歷法，揭示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這就是“天人之際”的變化之道。所以說，“中國沒有科學”和“中國人的思想缺乏科學基礎”這樣的說法都是錯誤的，是對中國文化的誤解和淺見導致的，自然也是“五四”時期為了接引西方文化而采取的一種遮蔽方法，但后世的人們不應該信以為真。中國古代有著發達的天文學，很多文人都首先要學習天文、地理，然后才能“中通人事”。這是一種系統知識，反而是現代以來我們文科生基本上放棄了科學學習而進入一種純思維的活動。這是分科導致的。

以司馬遷的天人合一的觀念來考察中國歷史之變化，幾乎吻合。自周公至孔子五百年，孔子至司馬遷、董仲舒五百年。這是《太史公自序》中講過的。自其后五百年間，是佛教進入，要找一個經師作為代表，大概就是鳩摩羅什了。鳩摩羅什是積極促進佛教中國化的知識分子，他翻譯的佛經深切中國文化的精神命脈，他創造了一系列新的詞匯，豐富了中國人的語詞，并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心性與日常生活。此后再五百年，是程朱諸子興起，理學重振“圣教”。再五百年，是王陽明。再五百年就到了現在。恰好又是西學已入良久，中國文化確實到了大變革的時期，是要整合世界文化而重整旗鼓的時候了。

若觀近現代以來中國之變化，也是一目了然。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單說文學的命運，我們有現代文學的三十年，此后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和改革開放后三十年，加上一些過渡期，便是百年。這便是司馬遷所講的“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一中變”的歷史規律。中國古人也總是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可見，這基本上構成了中國文化之心法。

百余年來，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積極引入西方的科學、人文，同時也注重從傳統中汲取智慧，使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當下正處于強起來的過程之中。新時代文學的發展壯大正值中華文明復興之際，進一步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便是中國文學乃至文化之變的大背景。

文學將或宏觀、或微觀地講述時代巨變中的人類境遇，這就是世界文學的內在性之變

很多人可能認為，司馬遷與《周髀算經》中的這樣一種演變規律只適合于中國，不適合用來分析西方乃至整個人類歷史。但如果我們認真去對比中西方的歷史節點，就會發現歷史規律甚至進程驚人一致。每隔500年發生一次文明時代的大轉折，這在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那里得到了有力的闡述。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分為上下冊，上冊是公元1500年之前的歷史，被定義為陸地文明的歷史，所以絲綢之路是人類文明交流的偉大通道；而公元1500年以來則是海洋文明的發展史，地理大發現、大航海等都是這五百年的事情。最為重要的是，在一段時間里，歐美主導著歷史的敘述，亞非處于被殖民的狀態。所以，在薩義德看來，西方世界普遍存在對東方世界的妖魔化觀念，于是他寫了《東方學》，呼吁人們與歐美中心主義世界觀、歷史觀、文化觀進行抗辯。事實上，二十世紀以來，東方世界的崛起，是伴隨著對西方世界五百年來積累的歷史慣性的反抗、革命和改變。

如今，用司馬遷的觀點來看的五百年一大變的大變局已然來臨，整個世界由此也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東方世界之前被西方世界強行殖民或半殖民化過，但也自覺學習過西方文化，各種文化的融合在東方世界已經成為一種大趨勢。東西方的沖突，主要是因為西方世界對東方各國的發展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警惕。這說明東方世界在強力崛起，西方世界在竭力維持一種歐美中心主義觀。

但是，這種沖突、融合與變革、新生將不僅僅發生在大國之間，也將發生在各種團體之間，甚至也會發生在單位或家庭內部；從文學和哲學的視角來看，也將發生在每個人的心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場變局不限于一時一事、一國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闊的時代之變”。世界變革的車輪在滾滾而過，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這列車上。每個人都將在這列車上尋找適合的位置，并不斷地調整姿勢，平衡自我與世界的關系。文學必將要描寫這種現狀并暢想未來，這也就意味著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都將或宏觀、或微觀地講述時代巨變中的人類生存境遇。這就是世界文學的內在性之變。

上述對于中西方社會和文學歷史的梳理，不是以我們慣常的政治經濟學的方式，而是以文化道德的方式，亦即司馬遷開創的一種史學模式。這種模式是基于把人定義為一種文化道德的存在，這也是人之為人的真正尺度。這種方式不再以某個政治人物或歷史事件為標志，而是以某個對人類道德文化發生有著極為重要影響的圣人或哲人為標志，或者說以某種文化轉向為標志。用這樣一種方式就可以清晰地考察文化的變化，亦即“通古今之變”，而這種“變”是真正的人之為人的精神之變，是禮儀道德的生、旺、衰、死和再生之變，是人心之變，是歷史的本質之變，是歷史更替的內在之變。

中國將迎來一場偉大的文化融合運動，文學將在這樣的運動中繼續擔任先鋒的使命

對于中國文學來講，過去百年大多是在西方文學的觀照下進行的創造，即使是社會主義文學也帶有蘇聯文學、歐洲文學的一些印跡。改革開放以來的先鋒文學、現代派文學、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新寫實主義文學等都是在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下生成的。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們說，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而走向深入的，時代的文化與文學藝術又何嘗不是如此。但過去十年顯然只是一個開始階段，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必然是伴隨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創新和吸納世界文明的和合胸懷而展開的，絕不是簡單復古。如此，我們便會想到唐代韓愈引領的一場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在那場運動的背后，是另一個外來的文化——佛教的強力展開，儒道文化尤其是關注世俗民生的儒家文化被抑制。如果我們有時間看看唐人編的《廣弘明集》，就可以從其序言中看出一端。對佛教的尊崇，對儒家和道家的極力貶斥可謂開宗明義、顯而易見。這便是唐時為什么會有韓愈重新提倡儒家學說，在文學上則表現為古文運動。

如今，來自整個世界的各種文化資源，包括西方的、東方的，都在這一百多年里在中國這個廣闊的場域展開，被我們一個個認識并吸納，我們已然像雅斯貝爾斯說的那樣“心懷世界”，有“世界公民”之理念。在這種廣博的吸納中，中國人從站起來到開始富起來，成為世界矚目的國家，但與此同時，中國人的精神道德、社會生活乃至家庭和個人生活，也像西方世界一樣，出現了一些問題。此時我們會想到還有一種文化一直被很多人有意識、無意識地忘卻，這便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越是發展，中國人就越是懷念自己的文化之根。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一種文史哲乃至科學不分的綜合性文化，是一種感性與理性共通的文化，仍然是一種陰陽合和的精神統一體。我們很多人對它的認識大多停留在“五四”時期要革其命的那一刻，只認識到它的缺點、不足、僵化的一面，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發展到末端的表現，并未認識到它的另一面和諸多優勢，更未認識到它的全貌。所以，中國古代文學在進入現代以來也被西方文化和文學進行了一次長達百年的格式化處理，在分科以后就與歷史、哲學乃至科學分道揚鑣了。在一些人那里，文學只剩下修辭，沒有思想，沒有世界觀和方法論，只有自我的感思。而這些恰好與近現代西方的文藝思想吻合，大家就都用西方文藝理論來進行批評，并指導當下的文學創作。這就是說，評論文學的尺子都交給了近現代以來的西方文藝理論。這是我們近百年以來的一些文學狀況。

但是，隨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全面復興，隨著我們對中國文化中的世界觀、方法論、倫理觀、自然觀、家庭觀以及生活觀的進一步理解、認同，百年來引進的西方文化與文學將會融入這場洪流，那么，中國將迎來一場偉大的文化融合運動，文學將在這樣的運動中繼續擔任先鋒的使命。此時，我們也許會想到歐洲文藝復興。那也是歐洲被外來的基督教文明掌燈一千多年之后，歐洲人重新發現了古老的羅馬文化，看到了優美的拉丁文，最重要的是看到了古希臘文化的光輝與蓬勃的生命力，于是，一場向著復古之路而進行的文藝革新就此開始了。但是，我們要明白，五百年之后，這場運動在徹底解構傳統的一切價值之后，將西方人推向荒謬、虛無的精神荒原，西方文化也在極力尋求新的文明之路。近百年來從尼采、海德格爾、波德萊爾、薩特、加繆、卡夫卡、貝克特、艾略特的哲學與文學可以看出，西方精神世界出了巨大的問題。此時，東方的思想，尤其是復興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將能回答來自西方世界的問題。

顯然，當我們論述到此時此刻，已經不能簡單說我們在用中國史學的方法理解世界，中西方的歷史進展驚人地向我們顯示了它的共通性，顯示了司馬遷講述的天人之際的規律性。從西方的歷史來看，人們把重修辭的文章歸為文學，而把重義理的文章歸為哲學，把重事實的文章歸為歷史。這種分類在中國古代文學這里得以綜合。《三國演義》開篇有言：“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文學也一樣。中國文化從天地人的宇宙世界，到國家和社會，再到家庭和個人，一直是一個大一統的局面，是尋求陰陽和合、物我合一、靈肉不分的整體性文化，只不過在這種整體觀中，文學常常表現為質與文（亦即義理、事實與修辭）的偏重不同而異，始終在尋求一種中庸之道。

或可預見，一場文學、歷史、哲學乃至各個學科的新的敘事變革將從此展開，一種新的整體性文化將再次集合而走向未來。文學，將凝聚中國人乃至全人類的情感、理想和觀念，用古老而簇新的修辭重新去發現世界、重建世界。

（作者系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