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文學研究起步不久，發展迅速。以“網絡文學”為篇名關鍵詞檢索知網，最早的研究文章出現于1999年，此后幾乎逐年遞增，成為文學研究的重要論題，相關專著、史論等成果相繼涌現。其中一種常見的研究思路，是以傳統文學觀念進行研判，或在“口頭傳播文明”“文字印刷文明”“電子傳媒文明”序列中作比較研究，或援引相應文論針對網絡文學的具體文本進行解析，從而形成多角度、多樣化的研究格局，也產生了一些頗具張力的議題，如“網絡性”與“文學性”的關系、“泥沙俱下”與經典化的矛盾、社會功能與消費屬性的平衡，等等。

網絡文學的傳播媒介日益更新，其生產機制、文本類型、敘事結構也迅速發展變化，新的文本實踐催生理論更新。近年出現的以“數碼原住民”為主體的研究，立足文本及具身經驗，力圖創建概念、更新范式，提供了一種頗具理論生產性的研究路徑。“北京大學網絡文學研究叢書”業已出版的兩本著作——王玉玊著《編碼新世界：游戲化向度的網絡文學》（2021，以下簡稱《編碼新世界》）及高寒凝著《羅曼蒂克2.0：“女性向”網絡文化中的親密關系》（2022，以下簡稱《羅曼蒂克2.0》）——就是其中的成果。

正如叢書的“總序”《那些偷偷讀網文的孩子，他們長大了》所言，這一批研究者的成長與網絡文學的發展同步，網絡文學是他們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產品。題目中“偷偷”一詞道出一個事實，即在傳統文學尚且占據主流的文學格局中，網絡文學處于“邊緣”，更多作為一種“亞文化”存在，曾為師長所蔑視甚至視其為某種“禁忌”。這些讀者成為文學研究者后，選擇將網絡文學作為研究對象，或許多少具有為之“正名”乃至“命名”的動機。成長經歷和閱讀經驗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與深入文本肌理進行闡釋的便利，但這些網文讀者/研究者顯然遠遠不滿足于此，而是力圖創建新的理論話語，觸及更具普遍性的思想議題。

“虛擬之真”是《編碼新世界》與《羅曼蒂克2.0》共同論及的一個議題。在《編碼新世界》中，作者敏銳地發現，“virtual”一詞只有在計算機術語中才被翻譯為“虛擬的”，而在其他情況下，含義為“實質上的”“實際的”，與“真實”相關。由此，可對“虛擬現實”作一種辯證理解，即“虛擬現實”看似與“實”無關，實則表達“真”之訴求。《編碼新世界》由重新闡釋“真實”這一傳統文學的基本觀念入手，重構了“真”與“實”的關系。在具體論述中，該書選取“游戲化”為關鍵詞，對網絡文學的生產機制、敘事結構、接受心理、文本類型等逐一闡發。其中，既對“羈絆”“二次元存在主義”等情感結構加以理論闡釋，又深入文本肌理悉心細讀，甚至親自下場，重新結構作品，通過“創作”式的示例來呈現網絡文學敘事機制的精微之處。

《羅曼蒂克2.0》則以作者獨創的概念“虛擬性性征”為抓手，分析網絡文學中的“親密關系”的“虛擬之真”。該書在“虛擬化”與“商品化”的辯證關系中，揭示了“女性向”這一網文類型所構建的“親密關系”看似“虛擬”實則出自閱讀者情感上的“真實需求”，并追溯了其現實根源。同時，該書對生產這一關系的消費主義機制保持警惕。通過對潛藏的數字勞動、資本邏輯以及具體的網站規則等環節的解析，該書對網絡文學的情感結構及生產機制進行了批判性分析。

兩部著作都力圖闡釋的一個議題，就是一種新型情感關系如何經由網絡文學得以構建并產生真實效力，無論是“羈絆”還是“親密關系”，雖系“虛擬”，但“真”而有效。支撐其有效性的，即是網絡文學之“虛擬之真”的敘事機制。或許并非巧合的一點是，兩部著作都提及堂吉訶德這位文學經典人物，他對心上人一廂情愿的情感投射，以傳統文學視角來看更多是荒誕的、悲劇性的。但通過兩位作者的闡釋，在網絡文學“虛擬之真”的機制中，文學正典里屢屢受挫的情感需求不僅可以被理解、被體諒，而且有可能憑借數碼媒介得到實現。

對“虛擬之真”的需求，有其社會根源。兩部著作都對網絡文學的主要接受者即“數碼原住民”所處的時代語境作了闡釋。獨生子女身份、經歷互聯網時代來臨和中國社會轉型、宏大敘事缺位，如此種種，是“數碼原住民”成長的大背景，對他們而言，網絡并非虛構、虛假之物，而是真實的生活空間，這是“虛擬之真”的現實根源。

但兩部著作并未停留在探求一種實現情感需求與精神寄托的可能性，而是力圖解答更為普遍的議題，即“數碼原住民”一代面對新的歷史語境、新的經驗現實，如何處理與他人、與世界的關系。

無論是《羅曼蒂克2.0》中改寫性別關系的“女性向”，還是《編碼新世界》中超越血緣和家庭關系的“羈絆”，都涉及主體與他者的關系問題。這一理論觀照，與20世紀以來的批判理論有共通之處。以兩性、家庭關系為框架建構主體，是精神分析理論以來的一種理論設定。主體建構須以他者鏡像為參照定位自我，成為理性的人。但這種參照并不是實際的存在，而由想象、符號建構而成。因此，主體并非獨立自由的個體，而受他人、意識形態乃至語言符號所支配。為突破這一結構，還主體以自由，理論家提供了不同方案，其中一種是通過語言符號層面的拆解，喚醒主體，激發潛能，刷新自我。這一批判，從邏輯上看是自洽的，所描繪的自由解放之途也堪稱美好，但在實踐上不易操作，往往在語言層面用力過多，較難觸及現實層面的改觀，比如茱莉婭·克里斯特娃創建著名的“互文性”概念，即認為可以借助“先鋒文學”引發“互文性”革命，破壞語言結構，進而引發主體解放。但因為所依托的“先鋒文學”大多晦澀難讀，因此理論家所設想的“詩語革命”更像是個人精神層面的信念，而就其影響范圍而言，則更多囿于精英色彩的理論家與藝術家。

《編碼新世界》與《羅曼蒂克2.0》同樣觸及主體建構這一議題，不同的是，兩本著作在網絡文學這一大眾文化形式中發現了主體經由“虛擬之真”機制，重新定義“真”與“實”、刷新自我與他者關系的嘗試。或許，我們可以將網絡文學視為中國當代的一種“先鋒文學”，它突破了傳統的人際關系乃至性別設定，提供了在數碼時代里面如何安置自我、如何重建一代人之情感結構的可能性，因而可被視為當代社會轉型時期的典型敘事，《編碼新世界》與《羅曼蒂克2.0》則及時、貼切地提煉出了這一敘事的結構、機制與動力。

當然，兩位作者并非自覺繼承批判理論，而是經由新生的文學實踐，追問與解答一種普遍性議題，正如《編碼新世界》在論及“二次元存在主義”時所指出的，“‘二次元存在主義’之興起，絕非某些精通存在主義哲學的人將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引介到二次元而引發的后果，而首先是二次元人為應對自身困境進行思考而得出的生存信條”。對于筆者這樣成長于傳統文學時代、非“數碼原住民”的研究者而言，《編碼新世界》與《羅曼蒂克2.0》提供了遠不止認知、理解網絡文學的啟發，而是連接到如《編碼新世界》序言中所說的“人們如何理解自身與世界、如何看待文學與敘事”這樣普遍、久遠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