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樂縣志》（《收獲·長篇小說》2023年夏卷），是80后作家顏歌繼《平樂鎮傷心故事集》、《五月女王》、《我們家》之后又創作出版的一部關于“平樂鎮系列”的長篇小說。

這部小說與她以前小說的最大不同，就是給人一種寫法上的“往后大撒退”，從頭到尾都給讀者一種“三言二拍”的感覺，呈現出一副明代話本小說的敘事腔調。或“諸位看官”，或“說句公道話”，不時布列文中，而且像“萬般都是天注定，何必碌碌爭前程。螻蟻棲在芻草間，能得將息便將息。”“說哀怨來嘆哀怨，聰明反被聰明誤。不問影樓照倩影，何以千里配姻緣。”等好多詩詞曲、打油詩、俗語、古語，以及對仗工整的警句等頻繁插入，天道人心式的各種“道德勸誡”似乎對小說中的當代人當下的生活做著分析和判斷。這種在現代小說中虛構和設計的說書人為聽眾講故事的“模擬語境”，不僅是一種“對面對面講述的模仿”，而且也是一種“面對面接受的模仿”，但是，它能否使小說從一方傳達至另一方，使作者與讀者達成愉快接受的默契？作家可能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可能，作家要的就是這種“距離”，也就是布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里說的人物與隱含讀者的道德、智力標準間的距離。

這部小說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從始至終，一直貫穿著另一個敘事聲音。這就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縣志辦副主任傳祺紅的日記。小說共有十四章，《傅祺紅日記》就在前面十三章的結尾附錄，除最后一章例外。整部小說是從故事發生的時間2010年開始，因為這一年，縣政府家屬院傅祺紅、汪紅燕的兒子傅丹心和縣天然氣公司家屬院陳家康、葉小萱的女兒陳地菊在東門外的三元農莊辦了結婚喜宴。倒推至1980年6月25日，因為這一天傅祺紅與妻子汪紅燕開始認識。這就有意思了。小說敘事時間是從2010年開始，一直向前發展，直至傅祺紅大把吃藥自殺、陳地菊逃離平樂縣到澳大利亞讀研。而小說從開始到結束附錄的《傅祺紅日記》片斷，則是從2010年1月13日，倒敘至1980年6月25日。前七章的末尾所錄，依次分別是寫于2010年1月13日、2009年11月16日、2007年8月10日、2005年12月12日、2001年2月8日、1999年9月27日、1997年6月7日的日記，是傅祺紅正式接手編寫縣志的穩定階段寫的日記，內容分為“今日工作”、“今日學習”、“今日膳食”和“今日瑣記”四個部分，給人一種大顯身手、蒸蒸日上的感覺。后六章末尾所錄，則依次分別旦寫于1994年6月5日、1992年3月20日、1988年4月5日、1986年12月9日、1981年5月29日和1980年6月25日的日記，這是傅祺紅大學畢業后被分配至廣電局、政府辦、后調至縣志辦的日記。日記內容沒有具體的分節。這些日記體敘事與小說的主體敘事相映成趣，拓展延長了小說所展示的時間長度與時代風貌，再加上傅祺紅在縣志辦三四十年所編寫的《頂上生花——永豐縣美發行業十年考察》《計劃生育1996－2005年十年數據》《永豐縣志1986－2005》《永豐美食地圖》《1993－1995年鑒》《1996－1998年鑒》《永豐縣中醫院百年發展（暫定名）》等篇目，以及傅祺紅在好些報紙期刊所發表的文章題目等等，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內含豐富、意義復雜的“縣城文化”的信息場域特征。

再聯系作家在小說中借人物傅祺紅的口吻所說的一段話，“整一個長篇出來，以他個人這一輩子的沉浮來折射我們國家這五六十年來的蓬勃變化，還正好可以利用他縣志辦這些年積累下來的觀察和數據，真正做到包羅萬象，寫盡眾生百態，寫透人情世故——每一回，一想到這里，傳祺紅再是消沉的意志也要被振奮起來，胸口里頭激蕩起少有的昂然。甚至，他連書名都想好了，不如就叫《大志》，而他也仿效前人取個筆名，類似于：平樂孤翁。”我們就可以體會到，顏歌這部名為《平樂縣志》的長篇小說，首先是想要以司馬風骨寫出一部《史記》意味的中國小縣城的眾生百態與世俗風情。

二

的確，《平樂縣志》從始至終充滿了小地方濃郁的世俗風情，充滿了小地方的人情世故，充滿了小地方的文化格局與潛在規則。一開筆，就是陳家康的老婆、陳地菊的母親葉小萱的風情登場。這位風韻猶存的中年女人一上場就是站在東門墻下頭跟人說哀怨，嘮嘮叨叨，婆婆媽媽，一會一個蔣大哥，一會一個蔣大嫂，貌似著急發愁，卻是顯顯擺擺，炫炫耀耀，號召大伙兒趕緊為她那“也不傻，也不丑，該長的一樣沒少長，該讀的書也讀了，工作也還不錯”的女子陳地菊介紹對象。很快就呈現出一幅《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賣油郎獨占花魁》的風情民俗圖畫。看過顏歌“平樂鎮系列”小說的人，都知道，平樂鎮上有東南西北四條街。《五月女王》寫的是南街的故事，《我們家》寫的則是西街的故事，而這部《平樂縣志》寫的則是東街當下時代的故事。當下時代的縣城如何呢？地球人都知道，吃過中午飯的碗還沒放下，手機鈴聲就響了，打麻將的隊伍就開始招集人了。究竟下午全中國的縣城里有多少人打麻將呢？沒有統計過，總之是男女老少很多。尤其是中年大媽、油膩男人是其主力隊伍。風情大媽葉小萱當然是其典型代表，啰啰唆唆“哀怨”了半天，一看時間不早了，說不能耽誤“回去煮飯”，下午還要“約起打牌”。整個第一章多半寫的就是平樂鎮“麻將桌上的風情”，形形色色的中年大媽在麻將桌上交換著女兒們的近況，方言、民俗、世情，焦慮、羨慕、顯擺，紛呈畢現，活色生香，驟然活畫出了一幅時代特征與地方風情共存的生動寫照。第一章很快讓人覺得葉小萱應該是小說的主人公吧，但等第二章緩緩拉開說書人講的故事之后，才發現葉小萱的女兒陳地菊、陳地菊的公公傅祺紅才是小說真正的主人公。小說是圍繞著兩條線索去寫的。一條線索是以陳地菊和傅丹心為主的幾個青年男女的愛情婚姻與成長離合；一條線索是以傅祺紅的工作生活相關的和耳聞目睹的縣城官場生存世相。兩條線索交匯進行，看似普通簡單，卻暗藏玄機，不知不覺惹人入套，時時處處被人設計，人人各有心事，事事處心積慮，貌似順理成章，其實暗流涌動，古今不變的世俗風情底下訴述的卻是時代風氣中的官場腐敗爭斗與地方上的黑惡消長。

平樂鎮上的陳家和傅家，都是兩個安份守已的普普通通的家庭。縣天燃氣公司陳家康和經營房產中介的愛人葉小萱有個獨生女陳地菊，為了孝順父母，從永安市商業投資銀行調回到縣郵政銀行上班。其實是陳地菊發現已婚的支行行長譚軍在和自己相好的同時，又和另一女的相好，在辦公室抱親被人發現成為網紅了。陳地菊不吵不鬧，向譚軍要了50萬分手補償費，向銀行正式辭職后，才回到了平樂，正好郵政儲蓄銀行招人，陳地菊就到那里上了班。陳地菊經人介紹和傳丹心結了婚，傅丹心當然不知道陳地菊在永豐市的這段情事。小說在寫他倆看完電影第一次在“仙客來”賓館做愛時，猴急的傅丹心說“我沒有避孕套”，陳地菊卻從容地說，“你去洗手間看看呢，一般酒店都有的”。用一個精彩的細節為后來的故事埋下了伏筆。（《收獲·長篇小說》2023年夏卷，第32頁）葉小萱一再告誡女兒，一定不能讓傅丹心知道你有50萬的分手補償費。傅丹心的父親是縣里的一大才子，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縣廣播局，因為文章寫得好，又被調到縣政府辦公室寫材料，后被提撥至縣志辦公室當副主任，數十年辛辛苦苦，兢兢業業編寫第二輪縣志。他的母親汪紅燕從縣文化館提前退休，是個溫順隱忍的家庭婦女。倆口的獨生子傅丹心，小學課程由父親在家里辦私塾學完，一上初中成了縣城著名的“神童”，后因與女朋友早戀，被人誣陷為著名的“強奸犯”。這些倒是陳地菊以前就有所耳聞的。高中畢生后自己租了鋪面開了公司，“顯山不露水”地“事業有了進展”。現在兒子又找了個“落落大方，出污泥而不染”的對象陳地菊，并很快簡單辦了十幾桌飯結婚成家。傅祺紅覺得雖然不是十分的“門當戶對”，卻也感到“至為欣慰”。

兩人結婚后因為沒有房子，傳丹心和陳地菊和父母住在一起，這也倒是小縣城常有的情況。作為為人處事苛刻而清高的父親傅祺紅，當然對此事應該是十分著急。就把多年的積蓄近十萬元的存折單子給了兒女，希望他倆看個房子交個首付買個成家住的地方。而與傅丹心真誠相愛、心地善良的陳地菊，卻沒有聽母親葉小萱的話，從自己以前分手補償費里拿出好幾萬，付了定金和首付。喜愛讀書的陳地菊經常到公公傅祺紅的書房找書看，偶爾閑話說起她交房子首付傅丹心還你我分得清等等。這讓處事過于苛刻、過于嚴格的傅祺紅，對兒子起了懷疑，竟問傅丹心把他給他的房子首付款沒有首付干了什么。傳丹心也是為了小家發展，偷偷把父親給的十萬余元投資到朋友的公司想掙每月一萬元的收益，卻被黑社會朋友龍剛騙了。現在父親問自己要這筆錢，傳丹心依靠大老板劉重業的獨生女劉婷姍要回了投資，但也因此牽連進更深的黑社會網絡中，幫龍剛背后的大莊家周六叔操盤“世界杯”的局子，想發一筆大財，卻沒想到龍剛等人早已設好圈套，讓周六叔的干女兒劉婷姍與傅丹心好。這競讓葉小萱還看到劉五妹的女兒劉婷姍“披頭散發，光起個大白膀子”和“同樣光起個膀子”的傅丹心“坐在床上”（同上，第98頁）。傳丹心就這樣被周六叔和龍剛的這個大陷阱套進了三百萬元。這一下，才讓傅祺紅、汪紅燕和葉小萱、陳家康兩親家大大的瞪眼了。但讓傅祺紅沒有想到的卻是，這竟然與縣志辦前主任趙志倫的下臺有關，與縣委書記與縣長一直的明爭暗斗有關。與縣城世俗風情有密切關系的背后更深的“腐敗”與“黑惡”，才真正登堂入室了。

三

《平樂縣志》雖然表面敘寫的是一個縣城世俗風情故事，但涉及到的卻是家族、城鎮、民俗、地方、官場、女性、反腐敗和掃惡除黑等多重主題。在中國，縣城具有典型的小地方特征，有著深厚而廣闊的“縣城文化”特色。縣城雖然人口也就幾十來萬，可能真正有權有勢有點威望的人，也就只有幾百來個人。這幾百人里，可能有二三百個科級以上干部，可能有幾十個有些影響力的各行各業的老板，這其中會有幾個到十幾個有些勢力的大老總，可能還有幾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士。縣城是一個關系大于規則的社會。因為它是一個關系纏纏繞的熟人社會，是一個有圈子、有場子的社會。家族關系、裙帶關系、老鄉關系、朋友關系、同學關系，不僅關系眾多，而且盤根錯節。這當然既有“有關系好辦事”的好處，也有“惹著關系也就惹出大事”的壞處。縣城既是一個安逸穩定的社會，但也一個嚴重缺乏包容性的社會，只要你隨大流過正常生活就好，容不得你特立獨行。當然，也是一個信仰和誠信缺失的社會。因為它總是關系大于規則、大于規矩。縣城里的人說得好，規則都是人定的，政策也是人定的，甚至可以按照你的具體條件制定某個政策。所以，在縣城里如何生存、好好生活，真的是一門大大的學問。因為“縣城文化”太豐富而深奧了。《平樂縣志》的最大特點在于寫活了“縣城文化”，其深刻之處也在于寫出了“縣城文化”的惡劣性與危害性。

傳祺紅是一個老實本分的人，對己對人都是嚴格要求甚至有些苛刻的人，是一個典型的正人君子、正派人，一個干干凈凈、清清白白的知識分子。這個在縣政府辦公室工作了多少年的人，因為在領導身邊工作了多少年，所以才被提拔到縣志辦當副主任。可是，盡管他工作認真負責，但一直都是副主任，提不成主任。盡管他在縣志辦這個文化部門工作了多少年，但是，他是一個嚴重的不懂“縣城文化”、也不去研究“縣城文化”的人。現任縣志辦主任趙志倫被紀委請去談話了，是被他老婆告了，把他和小三進出酒店、利用職務謀私的短信記錄和銀行賬單都交上去了。縣紀委副書記羅書記找傅祺紅了解趙志倫的情況，他“一門正直”、“滿腔老實”地“有一分說一分，有兩分就說兩分”，既“不徇私隱瞞”，也“不漆油加醋”的如實回報了，后來還又正式配合紀委做了調查。倒是趙志倫下臺后，他很快被立正，當上了主任，“喜事連連”，兒子結了婚，娶了個亭亭玉立的媳婦，正等著抱孫子哩，與社會上各個部門打交道也比過去多了。縣人大副主任找他有事辦。縣組織部副部長找他有事辦，竟然還要幫他調兒子進縣政府工作。他思來想去，決定推薦兒媳婦陳地菊去縣政府辦工作，因為人家正缺一個財會人員。兒子傅丹心認為不可能，因為陳地菊的所在單位早已改制，成為企業了，縣人事局都沒她的正式編制，怎么可能隨便進縣政府？但是，傅祺紅堅信“關系大于規則”，說：“有啥不可能的？熊書記已經表態了，這件事情他來幫我辦。郵政銀行的也好，人事局的也罷？還不都是他一句話的事？”（同上，第126頁）結果他根本不了解，這些的背后卻是縣委書記熊國正和縣長聶鋒之間的龍虎相斗。不僅兒媳婦遲遲沒有調到縣政府辦工作，而且兒子傅丹心也被黑勢力巧設陷阱，套牢欠債三百萬。傅祺紅那里知道，兒子口口聲聲說的想用他會“算數”的本事，讓他踢開龍剛“操盤”世界杯的周六叔，就是天山集團的老總周在鑫，也就是當年一手助選聶鋒當上縣長的大后臺，可他也是趙志倫的舅丈人。傅祺紅那里想到，自己當年的“一門正直”、“滿腔老實”卻被人家利用，成了對周在鑫侄女婿趙志倫的“落井下石”。所以，他本想是想去求周在鑫用自己在人家地產公司買的兩套鋪面房不要了，讓人家也不要再逼兒子要那三百多萬元了，卻被周在鑫一頓臭罵，“你啊！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哦，你現在想通了，連七仙橋的鋪面都要拿出來還給我了——只不過我商鋪多得很，難道還饞你遷兩間嗎？”“你們傅丹心那娃娃是個可造之材，可惜了，攤上了你這么個爸！”周在鑫也知道上面在縣里進行“反腐敗”的大調查，說“我也不想要你的鋪子,也不想要你的錢，我只想要你寫份材料，寫清楚當時你說趙志倫貪污、挪用公款是誣陷他的，是你一時鬼迷心竅，公報私仇”，“只要你把這個材料寫了，交到你們政府紀委去，傳丹心欠我的三百萬啊，我就給你一筆勾銷！”（同上，第209，210頁）傅祺紅當然沒有這樣去做，可是又被人家派來的實習生楊伊婧誣陷他以可以安排工作為由引誘她發生了關系。他這才知道“惹著關系就惹出大事”，“一下硬是覺得像地震了”。突然間被一系列內外壓力整出個“滔天大禍”，“滿盤皆輸”，官丟了，家散了，最后自己吃了大把的安眠藥自殺身亡。

再看陳地菊，本是一個心地善良、安分守己的“出污泥而不染”好姑娘。她深刻記取在永豐市與譚軍談戀愛被騙的教訓，含淚冷靜處理了這一被騙的愛情事件。她回到縣里后，碰到自己喜歡的傅丹心，果斷決策，不受父母的影響，兩人先到縣民政局辦了結婚證，才告知雙方父母。她體貼孝順對方父母，沒有鋪張，簡易舉辦了結婚儀式。結婚后，為了購買房子，和傅丹心一條心不分你我，拿出自己的私房錢，交了定金與首付。誰知傅丹心的朋友龍剛要調戲她，她卻不吃這一套，硬把人家活生生惹下。那知人家知道她和譚軍在永豐市的情況，罵她假裝“清純玉女”裝“清高”。這也給她與傅丹心以后的愛情與婚姻生活埋下了一系列禍害，也給龍剛和周六叔等人共同陷害傅丹心埋下了禍根。再加上傅丹心深陷其中，一蹶不振，與劉婷姍又混在一起。這也是陳地菊沒有想到的。加之，陳地菊從郵政銀行往縣政府辦調動一直受阻。她決定辭職離開了郵政銀行。一系列工作單位與家庭內外的不測遭遇與沉重打擊，特別是傅丹心與劉婷姍的婚外戀情，讓陳地菊對平樂鎮徹底失望，對這種歷史悠久、根深蒂固的“縣城文化”十分排斥和厭煩。由于她平時就喜歡讀書，讀了澳大利亞作家考琳·麥卡洛的長篇小說《荊棘鳥》后，決定逃離平樂鎮，逃離“縣城文化”，到澳大利亞去讀金融碩士。

所以，自殺與逃離很明顯地成為了《平樂縣志》這部小說的重要內容和主題。自殺既意味著是對現實的逃避，也意味著以自己身體的最大犧牲去換取更多人的安然生活。自殺很明顯是一種對過往一切的告別，有一種“舍身取義”的味道。對于主人公而言，它肯定是對自己不得不做出的一種抉擇。因此，自殺肯定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解放。而逃離也是某種意義上的解放，這意味著主人公想探求一種適合自己生活的新的生活道路。所以，逃離不是怯懦和無能，而是一種希望能夠抵達自己內心的自覺與成熟。自殺是外爆式的烈變，逃離是內爆式的慢變，但它們都是內里的強大掙脫，都是一種強大的生命蛻變。逃離與自殺最大的不一樣是，對未來充滿了新的希望。逃離不僅僅是一種解放，更是一種對新的希望的勇敢冒險與追求。逃離出去，其實是更深地回到了內心，在看清了世界與社會的復雜性和深刻性的同時，也看清了自己與他人內心的復雜性和深刻性。

四

因此，到現在我們就明白了顏歌為什么在《平樂縣志》采用這種說書人面對聽眾的“三言二拍”式的明清話本小說的手法來寫作的。她這種說書人為聽眾講故事的“模擬情境”，她這種為“諸位看官”大講天道人心“公道話”的語言設計，當然和明清時期那些凌濛初、馮夢龍們的想法是大不一樣的。他們那些明清時期的作家，對自己筆下的人物采取一種超然的態度，而且常常帶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嘲弄意味。我們隱隱的覺得，他們這種嘲弄譏諷之語即使是溫和的，也是以人物的尊嚴為代價的。而顏歌則不同，她是一種與筆下人物貼心貼肺的同甘共苦的寫作，是一種理解式的、介入式的寫作。她采取這種“往后大撒退”的話本小說寫法，要的卻是這種作家與說書人、書中人物的“距離”，也就是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里說的那種“距離”，即人物與隱含作者的道德、智力標準的距離。而正是這種距離，讓我們覺得與小說中所敘寫與呈現的縣城世俗民情有了一種“距離”，是作家對這種縣城世俗風情或者“縣城文化”的大大的解構。

解構當然是一種富有創意的寫作方法和解讀方式。“它針對壓迫性的、邏各斯中心的結構，視其中心為非中心，由此展開能指的自我游戲，揭示邏各斯秩序的自相矛盾，以此將封閉的結構轉化為開放性的話語。”（童明：《解構》，《西方文論關鍵詞》第二卷，金莉、李鐵主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頁）解構不是分析和批判，而是要瓦解二元對立，讓語言和文本在延異中產生新的意義。正如J·希利斯·米勒所說：“解構主義是通過表明文本早已自覺不自覺地破壞了自己立身的基礎來實現其掘基解構的。它并非要肢解文本的結構，而是要證明文本本身已經自行解構了。”（［美］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爾特·哈珀姆著：《文學術語詞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163頁）《平樂縣志》運用明清話本小說這種傳統的“模擬情境”方式,既是對“三言二拍”這種明清話本小說“道德勸戒”文化的解構，也是對現實生活中社會與時代的當下復雜性、豐富性與地方歷史文化的傳承性構成的對立的瓦解與顛覆。《平樂縣志》中的那些由詩詞、打油詩、散曲、俗語、古語等構成的“公道話”，無疑是“遠水解不了近渇”，與當下的現實生活有一些“離皮離骨”。所以，這些與當下的現實生活、人物的具體情境就必然產生了一種解構意義上的“距離”，而這種“距離”所產生的反諷效果，給小說中主要人物悲壯的結局上又添加了一種喜劇的意味。

法國文學批評家安德烈·布勒東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對我們現在經常看到的那種現實主義做出了批評：“以極庸俗的情趣，竭力去迎合公眾輿論……作者將每一段文字都描寫很詳細，卻是毫無任何特色……什么也無法與這類空洞的描述相比擬，那不過是畫冊重疊的畫面……”，以為寫作一種鏡像式的、社會新聞式的小說，就可以贏得一種“強有力地介入到現實與反思歷史”的文學美名（［法］安德烈·布勒東著：《超現實主義宣言》，袁俊生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頁）。而顏歌的《平樂縣志》啟示我們，運用超現實主義的解構方式,可能會讓我們的小說真正去觸及當下的現實之痛與人性之惡，去觸及我們對歷史慣性、文化慣性與現實遭遇共同造成的社會與世界更深層次的矛盾與問題，去抵達文學更深意義上的強勁力量，實現目前小說困境的最新突圍。

2023年7月27日寫于山西孝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