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14日唐弢連續寫就《側面——紀念茅盾先生》《一件小事》《“待”“旦”解》回顧了自己與茅盾1936年以來的交往情景，作為對茅盾逝世的紀念。兩位大家有著半個世紀的交往。筆者查詢了《茅盾全集·書信集》，發現收錄的一千多封書信中竟沒有一份寫給唐弢的，而查閱《唐弢文集·書信卷》，收錄有一封唐弢寫給茅盾的信，時間落款為1975年1月2日，大致內容為接到了茅盾推薦的宋某的關于舊詩的解釋的回應。書信往往是雙向交流的，當時很多書信因為各種原因沒有被保存下來，兩人的交往似乎在此中斷，相應的歷史細節也被淹沒在了歷史塵埃之中。為此，筆者翻閱了茅盾日記，發現在日記中記錄了諸多與唐弢的交往往事，希望以此為切入點，再現兩位大家交往的故事。

關于《影梅庵憶語》一書的借閱往來

從1963年2月開始，茅盾日記中開始頻繁出現有關唐弢的記錄。

2月16日：閱報，寫信給唐弢請代借有關《紅樓夢》考證諸書。這些書大部分從前看過，但今天一些印象也沒有了；

2月19日：九時半，唐弢來（托他借有關《紅樓夢》的書籍，他把自己所藏親自送了來）。十時許辭去；

3月4日：今日又從唐弢處借來《影梅庵憶語》及景梅九之《紅樓夢真諦》。二書一為文學研究所藏，一為北京圖書館藏。晚閱書至九時，服藥二枚如例，然而直至十二時許始有睡意，約半小時后入睡；

3月17日：十一時半，全家到四川飯店午餐，同時并約請羅髫漁夫婦及唐弢夫婦。蓋本月六日為小鋼十歲（整十歲）生日，而該時我適生病，故于今日補請她也；

5月26日：前借唐弢之書，已經用完，包裝后擬于明日親自送去；

5月28日：八時送書還唐弢，并談了一小時辭出。

由此可見，在三個月內，兩位大家以包括《影梅庵憶語》在內的紅樓夢主題書籍借閱為契機寫了一封信，見了兩次面，還在四川飯店補辦小鋼10歲生日宴，邀請了羅髫漁夫婦及唐弢夫婦，可見雙方關系之情近。

從1954年10月開始，廣大的紅學研究者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1963年，為籌辦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相關活動，作為文化部部長的茅盾先生接受了發言任務，為此從2月開始借閱《紅樓夢》有關圖書，而他最先想到的借書對象就是大藏書家唐弢。

借到相關圖書后，茅盾先生仔細地進行了閱讀與研究，在5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作札記。中午小睡一小時。下午處理雜公事，作札記，晚續作札記完（按此項札記系自一八一八年至一九二六年有關《紅樓夢》之評注解釋、索隱等書之簡明提要）。”

茅盾先生閱讀了大量《紅樓夢》的資料、研究著述及有關史料，抄、寫了6萬多字的讀書筆記，并完成了論文《關于曹雪芹——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發表在了1963年12月的《文藝報》上。唐弢的藏書成為了這一段紅學研究歷史的重要見證。

關于朱南銑文章《林四娘是抗清戰死的么？》的書信交流

1963年6月之后，茅盾日記中記錄了關于紅學家朱南銑一篇文章的事情。茅盾在6月5日完成了關于曹雪芹報告草稿的修改及補加附注兩條，他致信張僖，請其即付打印，并提到只有四位專家提了意見，四位專家是俞平伯、吳世昌、周汝昌、朱南銑，請張僖幫忙催一催未提意見者盡快提出來。現將7月19日到8月17日之間的日記摘錄如下。

7月19日：上午閱報、《參資》，處理雜公事，中午小睡一小時，下午處理雜公事，閱朱南銑送來《林四娘是抗清戰死的么？》一文，此為駁聶石樵者；聶于六二年六月十七日《光明》副刊《文學遺產》《林四娘的藝術處理》一文中曾謂林四娘抗清而死，曹雪芹于《紅樓夢》中寫老學士閑徵姽婳詞半回中肯定林，足征曹有民族思想云云。朱稿于同年八月寫成，投給“文遺”編輯部，但“文遺”編輯旋以文長（其實不過五、六千字）為辭，謂擬刊于《文學遺產增刊》云云。半年后（六三年二月十九日）“文遺”編輯部又書面通知已將此文編進將要付排之《增刊》第十四輯，并請朱核對其文中之引文，朱當即如命辦理。但今年五月又接信謂改編入第十五輯，并已付排，三個月內可出書。但七月中又接信則謂《增刊》決停，原稿退還云云。此事前后經過一年，在此期間，《文學遺產》出過四十多期，文長在五、六千字者甚多，何以朱稿推三挨四，終于退還？朱因此甚為不滿，將稿寄我，要求公平對待百家爭鳴云云。查“文遺”登刊聶文，確是冒失，而后又護短，不肯在“文遺”上刊出駁聶之朱稿，終于退稿，無怪朱憤憤不平也。擬將此稿轉交唐弢，看《文學評論》上能發表否？晚閱書至九時，服藥二枚如例，于十時半入睡。

8月1日：復唐弢信（唐信蓋為朱南銑稿子而復我上月十九日之信也）。唐信謂《文學評論》非文史性質之刊物，不能刊用朱稿，擬介紹于其它刊物，然亦不能必其刊登，擬請我先詢朱意，并請其諒解云云。又給朱南銑信，并附唐信供其參考。

8月3日：復朱南銑昨日來信，又給唐弢一信，仍然為朱稿刊登問題。

8月17日：八時半唐弢來談半小時。

由此可見，茅盾收到了朱南銑的文章《林四娘是抗清戰死的么？》與書信，在信中朱南銑向茅盾先生說明了文章在發表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向作為文化部長的茅盾表達了不滿，“朱因此甚為不滿，將稿寄我，要求公平對待百家爭鳴云云”。

為此，茅盾第一時間想到了在《文學評論》擔任編輯的唐弢，并致信唐弢附上了朱南銑的文章，很快唐弢回信表達了“《文學評論》非文史性質之刊物，不能刊用朱稿”的意見，為此茅盾就此文章的問題分別致信朱南銑與唐弢，后來“唐弢來談半小時”，想必也是為了此事。

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收藏

1964年底，茅盾卸任文化部長，轉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由于年歲漸長與眼疾的加重，文章幾乎擱筆，日記也越來越少，唯有1967年的兩處提及了唐弢：

7月12日：他們仍在搜集關于左聯的材料，我將過去（解放后，據說是文學研究所唐弢所搜集整理）收到的一份油印材料給了他們。

8月18日：十時許，有文化部聯絡站之楊家聲、劉慶福兩同志來訪，找唐弢所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討論稿，及周揚內部講話打印稿。關于唐稿，我記得兩個月前清理積存文件時看過，但誤記為小開本鉛印者，故當時只從此方面找，卻找不到。

從記錄中可以看到，茅盾兩次提及唐弢編纂的作品，一本是關于左聯的材料，另一本是唐弢所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討論稿，可見后者一直為茅盾所收藏。

本文從茅盾與唐弢交往情景的發掘，試圖發現一種作為現象的友情軌跡，它折射著作家的文化心態，也反映了現代中國文化、文學與學術的諸多癥候。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