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致巴金書信，1974年10月17日（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1974年10月17日唐弢給巴金寫了一封書信，這封信珍藏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書信庫中。書信篇幅不長，內容豐富，字里行間透著唐弢和巴金之間的真摯友情以及對彼此的牽掛，真摯的話語讓人感動又親切。

芾甘兄：

13日手書收到。《文談》注釋，實為病中排遣歲月之作，曾于72年內部印過一次，后來人民出版社擬公開出版。為魯迅文章作注，難免佛頭著糞之譏。

仰晨同志時來談談，我覺得這個人誠懇老實，篤厚可靠，出身又好，談得較為投機。也時常從他口里，聽到一些您的消息。知道在譯赫爾岑，并常去機關學習。聽說令媛已有個孩子，含飴弄孫，當不寂寞，這是老年的一分安慰。

作協分會情況，我因與上海友人通信較少，但常從外埠來京的人口中聽到一些。

前一時期，我健康較好，秋分前后，又不舒服，但較之去年同期，卻好得多了，那時是進醫院臥床。

匆復，即致

敬禮

唐弢74.10.17

唐弢與魯迅第一次會見是1934年在上海的古益軒。在這里，兩人互通姓名后，魯迅將自己因以“唐俟”為筆名而替唐弢挨罵的事情跟唐弢聊起而相識。唐弢在魯迅指導下參加左翼文藝運動，曾親聆過魯迅先生的教誨，參加了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編校工作，又是國內屈指可數并卓有成就的魯迅研究的前輩和專家。

信中“13日手書收到”，是指1974年10月13日巴金致唐弢的書信中寫到的第一段話——“唐弢同志：《門外文談》收到，謝謝你。你做了一件很好的注釋工作。希望能看到你更多的成績。”所以就有了此信中：“《文談》注釋，實為病中排遣歲月之作，曾于72年內部印過一次，后來人民出版社擬公開出版。為魯迅文章作注，難免佛頭著糞之譏。”可以看出，唐弢為人如此謙虛。

1961年12月23日，唐弢給巴金寫了一封書信，開頭這樣寫道：“巴金兄：北來以后，很少通訊，近況如何？時在念中。”自此，唐弢與巴金開始了書信往來。

1913年出生的唐弢比1904年出生的巴金年輕9歲，但身體多病，這從兩人的書信往來中可以看出。1961年12月23日，唐弢給巴金的信中這樣寫道：“我自來京……只是比在上海時更忙，而身體大不如前，糖尿病倒不嚴重，上月診斷肝功能不好，后來發現尚輕微，只是心臟不好，膽固醇高，而血壓暴跌，由175度跌至110度，高度比原來的低度還低，不知何故，一度曾感覺不舒服，現已稍好。”此時的唐弢先生48歲。1964年10月28日給巴金的信中：“我今年兩度因病住院，上半年是血糖過高……七月初，因冠狀動脈硬化，突患心肌梗塞，再度入院……”自1970年起，唐弢先生的病情逐漸好轉，不但能自理生活，并可獨自策杖出門，1971年參加留京病號學習，能作兩小時發言，經過這段時間休息，健康有所好轉。唐弢在信中對巴金說：“我比你年輕九年，但未老已衰，身體實在不行，心臟固然有病，頭腦也有點糊涂，有時心里想的是這個字，筆下寫出來的卻成了另一個字，你看，這么一封短信，就寫錯了好幾個字，而且動作又自覺遲鈍得很，真是無法可想。”可以看出唐弢先生一直在頑強地同疾病作斗爭。

為此，巴金給予唐弢極大的鼓勵：“你的身體經過幾次大病的考驗，久病成醫，你一定能夠逐漸掌握發病的規律，可以克服大小的難關，還可以爭取做不少的工作。你不能說是未老已衰，你能夠同那樣麻煩的病斗爭多年，而且取得勝利，這已經很不容易了。”朋友的關心，深厚友情，溫暖在心里。

巴金的情況同樣讓唐弢時刻惦記，關心著：“今年北京氣候很熱，越南更不必說，溽暑遠征，勞瘁可知，回上海后望多事休息……”“兄健康情況如何？望多珍攝。”“您的目疾似是看書過多所致，最好看一小時，起來走動走動，看看綠色的東西，可以調節一下。”“從來信看來，你的情緒確實不錯，以后能搞些翻譯，這是很需要的。”

他們兩人不僅通過書信溝通近況，還通過好友了解對方情況。王仰晨（受巴金先生委托的《巴金全集》責編）、陳丹晨到上海時看望巴金先生，對巴金談唐弢的情況，講起唐弢對巴金的關心，巴金很感動，也提到唐弢向王仰晨打聽巴金的消息等。還有臧克家、吳伯簫、王仰晨等人來探望唐弢時帶來一些關于巴金的消息。王仰晨和陳丹晨兩位同志起到了唐弢和巴金彼此了解的橋梁作用。

唐弢先生和王仰晨一起合作過，對王仰晨的評價是誠懇老實、篤厚可靠，其樸實、謹言的工作作風給唐弢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們談得較為投機。在1987年王仰晨致胡真的信中曾這樣說：“……我在上海時和巴公、趙家璧同志談到我的處理意見，他們也以為我的做法是對的；回來后也就此請教過唐弢同志，他也同意我的意見……”由此可見，他們三人之間的思想交流很深。

1971年，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提出的《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圖書出版工作設想（草案）》下達，其中“文學藝術讀物”一節說到魯迅著作：“（四）魯迅著作。魯迅全集、魯迅日記、魯迅書信、魯迅譯文集、魯迅整理的古典作品等，需要重新整理、增補出版。爭取兩三年內完成。同時，對回憶魯迅和研究魯迅著作的作品，宜應適當整理和出版。”

根據國務院召開的座談會的精神，1971年8月間，王仰晨等邀請了當時在京的唐弢、曹靖華、王冶秋等學術界同志參加了座談。而后草擬了一份《關于重印魯迅著作的報告》，送給當時的“出版口”領導小組；等待期間，約請了唐弢、李何林、葉淑穗等同志，先行編就了《魯迅雜文書信選》一冊，對每篇作品還都做了包括闡明寫作的時代背景及中心思想等的題解和較詳盡的注釋。

巴金先生聽人談起唐弢先生在研究魯迅先生的著作，并注釋了《門外文談》一事，認為唐弢先生的身體漸漸好起來了，健康漸漸恢復了，希望唐弢先生在這方面多為人民做點事情。唐弢在1973年10月15日給巴金的信中將注釋《門外文談》一事做了說明：“……去年受托做些魯迅文章注釋工作，不過借此排遣病中歲月而已。《門外文談》注釋了一次，內部印的，現在發現錯誤頗多，正在修改中，將來如能出版，自當送奉。”

1974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門外文談》出版說明中這樣寫道：“《門外文談》最初連載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申報》副刊《自由談》，署名華圉。一九三五年九月，魯迅曾以《門外文談》為書名，將本篇連同其他有關語文改革的四篇文章，由上海天馬書店合印成單行本。其后作者又把它編入《且介亭雜文》。”“本社此次出版單行本，由唐弢同志按魯迅原稿及最初發表的書報，將全文校勘一遍，訂正了幾處錯誤。凡通行的排印本較原稿妥善準確的，仍從排印本。為了便于讀者閱讀原文和了解當時寫作背景，并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釋。”

唐弢應允承諾，將這版《門外文談》寄給了巴金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巴金文庫的藏書中，收藏了《門外文談》這本書，見證了這一段往事。此信第二段中說：“……知道在譯赫爾岑，并常去機關學習。聽說令媛已有個孩子，含飴弄孫，當不寂寞，這是老年的一分安慰。”這封信中提到巴金女兒的孩子，都說隔輩親，這應該就是唐弢先生說的“含飴弄孫”的晚年美好生活吧。

唐弢收到1973年11月16日巴金來信：“……這一年中好幾位朋友對我談起你，談起你對我的關心。我也常常想念你。看到我熟悉的筆跡，感到很親切。……至于我呢，我倒是又老又衰，最糟的是記憶力衰退，現在還在自學外文，但是記生字就沒辦法，今天記住了，到明天又忘得一干二凈，越想越急，不得不服老，不過也還不至于就躺下來，我還在慢慢地向前爬，學外文是這樣的，搞翻譯也是這樣……”唐弢讀后很受鼓舞，在回信中說：“……讀來信，知尚在學習外文，這種精神，極可欽佩……我想俟春暖以后，先爭取自理生活，獨立活動，然后再試做一些工作……”巴金這種奮發努力的學習精神，給唐弢先生以力量。

20世紀70年代交通多有不便，經常是靠書信聯系或是朋友相告。唐弢先生在北京，與上海友人通訊較少，但常從外埠來京的人口中聽到一些，這說明唐弢先生一直在關注著作協分會的情況，即使是旁聽一些也能很好地慰藉一下自己的內心。“前一時期，我健康較好，秋分前后，又不舒服，但較之去年同期，卻好得多了，那時是進醫院臥床。”唐弢先生忍受疾病的折磨，與疾病頑強斗爭多年，與對待疾病的樂觀心態是分不開的。唐弢比巴金小9歲，但并不影響他們的友情，綿長真摯，能夠經受時間的考驗，彼此信任，真誠以待，這樣的情誼怎能不打動人心。王仰晨對唐弢先生的記憶是這樣的：“我和他并排坐在這十分簡樸的小客廳的沙發上，絜云同志坐在我們的對面，聽著我們的閑談，偶或也插上幾句話。那天他的精神和情緒似乎都不錯。我們只是隨便地閑談，談身邊的瑣事，也談國家大事；有使人高興的，也有令人扼腕的。他談得較多，有時還伴著瑯瑯的笑聲。空氣和諧而寧貼。”

唐弢先生有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閱歷，即使是不經意的閑談，也會使人有所收獲，似乎是一座知識的寶庫。他對事業的專一、執著，謹言、求實、鍥而不舍的精神，讓人十分欽佩，刻苦自勵、是非愛憎、嚴謹質樸的學風和作風等等，都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