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9日，第十一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在上海頒發，讓我想起今年是唐弢先生誕辰110周年，隨即也想起了唐弢先生那張很有特征的臉龐，想起了唐先生濃濃的上海口音，也想起了唐家那份濃濃的上海氣息，還想起了唐先生對我的指導和幫助，想起了有關唐先生的很多事……

回想起來，第一次見到唐先生，還是遠在46年前的1977年夏天。那時候，我和復旦大學的胡奇光等幾位老師一起，前往北京建國門外永安南里的唐弢先生家拜訪他，為的是向唐先生了解他與魯迅先生的接觸過程。因為，當時復旦大學中文系承擔了為《魯迅全集》（1981年版）中的《日記（1927-1936）》做注釋的任務，我也有幸忝列其中。我們那次是為了了解《魯迅日記》中的人和事，到北京和各地遍訪當時還健在的與魯迅先生有過直接接觸的文化界前輩。唐弢先生自然是必須要拜訪的，因為他不但跟魯迅先生有過直接接觸，而且是參加過1938年版《魯迅全集》編校工作的人，還是上海魯迅紀念館的主要創辦人之一。

記得那次我們進門后，唐先生一聽說我們是上海來的，立刻眼睛放光，和夫人一起高興地請我們坐下。首先聊的不是魯迅，而是上海。他家里還放著上海居家常見的小竹椅，看得出，唐先生夫婦有很深的上海情結，看見上海來的人特別親，那種鄉情是溢于言表的。自然，那天的拜訪十分順利，唐先生盡可能詳細地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材料。那次拜訪的印象，至今歷歷在目。

他對青年人特別耐心、特別和善、特別愛護

1980年初，我被借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魯迅全集》定稿階段的工作，前期的注釋稿很多材料需要核實，很多空白點需要填補，還有很多編輯出版方面的技術問題需要討教，而唐先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顧問，于是我就成了唐先生家的常客。在我參加《魯迅全集·日記》注釋定稿、編輯和出版的過程中，我上門請教最多的是兩個人：一個是戈寶權先生，另一個就是唐先生。在唐先生家，我強烈地感受到，唐先生對青年人特別耐心、特別和善、特別愛護。對我的請求，總是來者不拒，對我的問題，總是有問必答。到唐先生家，就是回家的感覺，見到唐先生，就像見到自己家的長輩。

印象特別深的是有一次，我照例吃完晚飯，就從朝內大街人民文學出版社坐101路公共汽車到永安南里，到了唐先生家。唐師母一看是我，就告訴我那天晚上唐先生身體不適，在里屋躺著。我一聽就打算告辭，唐師母卻說，唐先生讓我到里屋去談。我有點猶豫了：“這……會影響唐先生休息嗎？”她說：“不要緊的，進去吧！”我忐忑不安地進了房間，房間很逼仄，床邊就是書柜，唐先生躺在床上，一臉病容，一見我就立刻振作起來，說：“來來，有什么事說吧！”我趕緊說：“唐先生您身體不舒服，我改天來吧。”唐先生說：“沒關系，你的事重要，不能拖的。快說吧！”我把要問的單子遞給他，談了半個多小時，我實在不好意思多打擾，就趕緊告辭了。臨別他還跟我說：“不要客氣，有事隨時可以來問。”那夜的情景，至今還留在腦際。我知道，在他心目中，自己的身體再不好，也沒有《魯迅全集》的事重要。同時，我從唐先生身上看到了一個“魯門弟子”的共同特征：就是魯迅先生那種對年輕人特別的熱心、關心和耐心。

《魯迅全集》出版后，1981年底我回到上海，進入魯迅紀念館工作，那以后，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到北京，到了北京必到唐先生家拜訪。

1982年暑假，我參加了中國魯迅研究會在煙臺舉辦的魯迅研究講習班。講習班請來了唐弢、李何林、王瑤、陳涌、戈寶權、錢谷融、彭定安、林非、陳漱渝等魯迅研究名家授課，讓學員們受益匪淺。從這一點上說，我也可以算唐先生的學生。那次唐先生講的是魯迅的雜文。唐先生講完后，一批學員興猶未盡，聚集在唐先生的房間里聊天，我和陳子善兄也在場。唐先生談起當年的《申報·自由談》，他看著我們幾個說：“你們可以來從中選一些雜文，編一個集子，也是很有意義的。會有讀者的。”當時我和子善兄就自告奮勇接受下來。后來回到上海，我們倆就開始選編，我用上海圖書館影印的《申報·自由談》先選了一個草目，后續由子善兄接續完成，1987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在這本書編輯期間，我和子善同唐先生各有不少書信來往。唐先生給予了很多指導，從選目到排列，以及人物關系的把握等，也讓我學到很多，也可說又當了一回唐先生的學生。

1985年底，為了迎接第二年的魯迅先生逝世50周年紀念日，我和館內幾位同事到北京組稿，準備編輯一本紀念集，也去拜訪了唐先生，請他也寫一篇文章。唐先生看見我們很高興，問了不少上海的情況，很明顯地顯示了對上海的牽掛。其實他一直想再回上海看看，但始終沒有機會。我們說起編紀念集的事，唐先生一口答應了，不久就寄來了他的《草創之憶》一文，詳細回憶了當年創建上海魯迅紀念館的歷程，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寶貴的史料，我們把它編進了《高山仰止》一書。

雖非受業學生，但為私淑弟子

其實，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唐先生的身體就越來越差。1991夏天，聽說唐先生又住院了，很重。我就趁到京辦事，特地去北京協和醫院探視唐先生。那時，唐先生已經在昏迷中，他的一個兒子守在一邊。據說那間病房還正巧是孫中山當年住過的。我默默地在床邊坐了很久。這就是我最后一次見到唐先生，但他卻已經不能說話了。到第二年年初，唐先生就駕鶴西去了。

1999年，上海魯迅紀念館新館建成前，我們在館內設置了一個專題展區，叫做“朝華文庫”，取朝花夕拾的寓意，意在收藏前人的精神文化之花。其中集收藏、展示、紀念和研究四項功能，主要收藏與魯迅先生有直接接觸的文化名人遺澤。其中首批入藏16人，唐弢先生自然是我們首批入藏的對象。為此，我特地跑到北京去找唐師母，希望她能把唐先生的藏書、手稿、書信以及收藏品、紀念品全都捐贈給我館，建一個“唐弢專庫”。

當我滿懷信心再次踏入唐家時，萬萬沒想到，我剛一開口，唐師母就面露難色，緩緩地說：“小王啊！這已經不可能了。因為老唐生前已經答應了別的館。這個要求我沒法滿足你了。”我一聽就急了，脫口而出道：“唐先生是上海的呀！他還是我館的創建人啊！而且唐先生對上海充滿深情，他的遺物入藏我館才是最合適的去處啊！”雖然我明知這話說得有點唐突了，可是唐師母卻說：“你說的也對。但是你太遲了！老唐生前就已經答應人家，而且有承諾的，沒法改變了。”但我還不甘心，就又舉了一大堆理由，然后說，能不能這樣：他們要的是藏書和手稿，您把他們不要的給我，可以嗎？這樣也不違反你們之前的約定。左說右說，最終唐師母終于答應：“那我再去跟有關方面商量商量。”

不久，唐師母果然跟對方達成了共識：把藏書、手稿以外的雜志、紀念品、文具等給我們館。我喜出望外，等到對方取走了藏書、手稿，我們就快速跟進，跟唐師母約定了移交的日子。移交那天，我親自到場，逐件點選。最后一清點，竟然也有近萬件遺物。就這樣，在1999年9月25日魯迅先生誕辰118周年之際，上海魯迅紀念館新館建成開放之日，“朝華文庫·唐弢專庫”也和其他15個首批入藏的文化名人專庫一起建成開放了，這是我對唐弢先生的一個心愿，終于實現了。

2003年，在唐先生誕辰90周年之際，受唐師母之托，我還和同事們一起為寧波的唐弢學校籌辦了一個唐弢紀念室，我們發揮我館陳展策劃設計制作的優勢，在短短一個月內，就用不多的資金，因地制宜，建成了一個小而精的陳列室。揭幕之日，唐弢先生哲嗣唐若昕先生親臨開幕式揭幕，對陳展也表示滿意，讓我很感欣慰。

唐弢先生離去已經30年有余，但在我心中卻還活著。我雖然不是唐先生的受業學生，但卻受教頗多，自以為是他的私淑弟子的，謹以此文紀念為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作出巨大貢獻的唐弢先生！

（作者系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上海交通大學訪問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