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內耗”是2022年互聯網的熱詞。在此之前，它被用于描述一種情緒狀態：大腦思維過度活躍導致注意力、記憶力、自控力等心理資源無謂消耗，自我身心內部時時刻刻在戰斗，嚴重時可能導致心理抑郁、焦慮癥和躁郁癥。“精神內耗”有一定的心理學成因，例如高敏感人格、“過剩意識”往往會導致人時刻處于內耗之中。但在2022年以來一躍成為社會大眾所熟知的網絡熱詞，離不開青年亞文化在社交聊天、網絡互動和視頻媒介中對這類話語的玩梗，一些短視頻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互聯網熱詞的狂歡化。

從近一兩年來的網絡熱詞來看，青年亞文化集中于以言語實驗、造梗狂歡、戲謔反諷的方式在話語層面凸顯自身的存在感，以語言的狂歡在虛擬網絡空間中釋放情緒價值，重申一種存在的合法性。細究以“精神內耗”為代表的社會熱詞，既能夠洞見一代青年人內在的精神癥候問題，也能從他們所身處的社會語境洞悉青年文學創作的精神隱秘、美學偏好與價值追求。

數字時代的信息疲勞綜合征

精神內耗是人在數字化時代的神經危機。它近似神經官能癥，但并非器官機能病變或者心因性障礙，更多的是因神經過度活躍導致的“梗阻病”。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有一個論斷，即從疾病史的角度來看，21世紀并非由細菌或者病毒主導，而是由神經元主導。人類歷史上由細菌、病毒入侵導致的免疫性疾病正在逐步被精神疾病取代。人類正在從“傳染病”時代走向神經系統的“梗阻病”“肥胖癥”時代。

1996年，英國心理學家大衛·劉易斯提出了“信息疲勞綜合征”（IFS）的概念，這是一種由過量信息引發的心理疾病，其主要癥狀包括無法集中注意力、頻繁焦慮、分析能力的癱瘓、抑郁等。尼采曾在《查拉圖斯特拉斯如是說》中曾寫道：“你們，熱愛快速、新穎和異常的你們全體……你們的勤勉乃是逃避……你們在你們的內里沒有足夠的充實的內容去等待——甚至也無法偷懶！”當代人正是在這種“快速、新穎、異常”的信息刺激下，使自身不斷處于大腦過度活躍的、反反復復的“刺激—反應”狀態中。

思維過度活躍是“精神內耗”的表征，也是精神衰竭的前兆。意大利媒介理論家貝拉迪觀察到，人類為了應付日常生活中高速海量的信息流，不得不反復調試自身以重新架構感知與知覺系統，神經系統遭受痙攣，大腦嚴重超負荷運轉，人類有限的注意力、心理能量與敏感度遭受著信息的殘酷剝奪和耗竭。他繼而形象地指出，當科技網絡在速度與形式上騰空躍起時，人類仍然被困于一個需要基本代謝的碳水化合物肉體，并沒有在心理和生理上與虛擬現實世界同步，沒有在接受速度與接受能力上與時俱進。因此，主體只能以軀體的“癱瘓”應對超高信息流的“電擊”，但思維的負荷、精神的壓力仍然得不到有效的釋放。

“正是在赤裸的、極為易逝的生活刺激下，人類變得過度活躍，以歇斯底里的狀態投入工作和生產。”數字時代的人正面臨新的社會結構的“神經剝削”，生命作為一種極為復雜的現象，被簡化成了一種單一的生命效能。

人，還是“數字化蜂群”

福柯規訓社會的理論對人與社會權力結構的洞察至今意味深長。然而，部分哲學家、社會學家已經觀察和捕捉到互聯網時代社會結構的嬗變。韓炳哲認為人正在被新的某種結構性力量所“馴服”——那就是數字時代龐大的信息脈沖、互聯網枷鎖以及數字幽靈。被數字幽靈所圍困的主體是“數字人”，他們被規訓得能對信息的發送與接受進行瞬間反應，他們不是獨立個體，而是一個個數字化的（蜂）群，是物理性的匯集而非心靈、情感與精神上的凝聚，是沒有靈魂和思想、沒有內向性的散狀群體。構成這種“數字人”的大部分正是那些獨自坐在電腦前、與世隔絕、隱蔽而分散的青年。原子化的青年、沒有靈魂與思想的“數字人”、倦怠而疲憊的“精神內耗”，這些表述形象地揭示出了互聯網時代一部分青年的主體狀況和精神特征，不少科幻作品就塑造出這種數字人，思考人的異化與人的主體性問題。

無論是東西方古典哲學亦或現代發展心理學理論都曾告訴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自發地行動，每個人都有義務去成就自身。漢娜·阿倫特在《人的境況》開篇就說：“我打算用‘積極生活’的術語來指示三種根本性的人類活動：勞動、工作和行動。”諸如此類許多觀點曾像沖鋒號角一樣召喚青年人以勤勉的自律、加倍的刻苦去改造世界、完善自我。然而有一種可能是，人越來越無法作為自身完全的主體去勞動、工作和行動，不得不受困于互聯網的控制，以及它對人的肉體、心靈、精神世界無孔不入的入侵。

人的內部系統遭遇一種過剩、飽和而帶來的暴力，而人面對自身所在的外部，則是社會加速內卷化所帶來的暈眩和窒息。“內卷化”最早出自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里夫的·格爾茨的社會學著作《農業的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生態變遷的過程》，為稻作農業生產模式的社會學術語，后被用來泛指過度競爭的社會現象。面對內卷，“積極廢人”“躺平”等社會熱詞應運而生。然而，不少研究者已經指出，這些熱詞背后代表的是一種“抵抗式和解”態度，是數字化時代中青年群體以話語創造、意義爭奪為主要方式的溫和式反抗。

“抵抗式和解”“溫和式反抗”昭示了青年人在社會權力結構更迭中的某種處境。如同批評家劉大先在《青年寫作的整體語境問題》一文中梳理和強調的，“青年”作為一種現代性話語，源自于現代社會尤其是工業革命和科學理性對古典時代農牧積累型經驗的揚棄。如今，啟蒙運動以來文化與社會意義上的“青年”正被生物學意義上的青春取代，而青年亞文化無法再充當觀念的先鋒、美學的前衛和思想的先行者與變革者。當代青年身處被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所主宰的碎片時代，青年文化的亞文化形態被放大，蘊藏著的能量流轉到文化生產消費領域，于是，青年們不僅僅參與著盛大的消費狂歡，同時在以詞語再造、戲謔、反諷和狂歡的方式在話語層面上釋放自己的精神能量。

文化代餐、速讀文學源自扁平化的審美趨勢

從媒介的歷史演變角度看，機械時代人類完成了身體在空間范圍內的延伸，在電力時代，人的中樞系統得到延伸，而在互聯網時代，人的大腦和肢體系統都能通過數碼電流得到延伸。人在賽博化的同時也被媒介深刻改造，而青年往往身處媒介對人的改造的前沿陣地。這不僅是青年個體的精神狀況，也構成某種整體性的青年文化隱喻。

當人生活于這樣一種處境中，對文化代餐的渴望前所未有地強烈——“三分鐘帶你讀完《百年孤獨》”“十分鐘讀完四大名著”“XX簡史”“深度解讀三體宇宙”，以及層出不窮的“小帥和小美”短視頻解說。要快要簡練，要三言兩語概括情節的一波三折，還要提供情感的沉浸和虛擬化饕餮后的滿足感。造成這類扁平快的“速讀文學”大行其道的原因當然是復雜和多層面的，但從主體精神狀態來看，人的神經敏感性、心靈感受力、思想的深度被迫處于高強度運轉的狀態中，人理解事物的方式就會趨向簡單化，對復雜、多義、含混的文學藝術有本能的拒絕心理。文學藝術方式隨之發生變化，意義世界與審美世界無法建構和附著于扁平化的“人”上。有翻譯家和評論家觀察到，近幾年來在全球范圍內的青春、奇幻、網絡和科幻文學作品，具有扁平化、簡單化和同質化的趨勢，這些作品在經過機器翻譯轉化后，幾乎看不出國族背景與地區文化差別。

在這樣一種青年文化語境中重新透視當代中國的青年創作，可以發現，無論是對日常生活的重新注目凝視，還是對處于婚姻、家庭、性別、社會關系之中的人的處境的洞察，抑或對中國古典敘事資源的活化利用，又或者在網絡與科幻等類型文學中恢復人在啟蒙時代的完整性，青年文學必須要作為一種行動意義上的文學，以主體的文學實踐全面恢復人的感知覺系統，恢復人之為人的感受力、心靈力量和藝術表達力。在青年亞文化語境中理解青年創作，可以在小說、詩歌等文本的內外，賦予作品更多文化層面的意義和價值，而這，應當成為未來理解青年文學創作的一種應有視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