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日前揭曉，楊志軍《雪山大地》、喬葉《寶水》、劉亮程《本巴》、孫甘露《千里江山圖》、東西《回響》5部長篇小說獲獎。我們約請5位獲獎作家分享他們的創作歷程與創作心得，展現作品背后的大地氣象與文學情懷。

——編 者

為山鄉巨變留影

楊志軍

踏上青藏高原的土地，我總會想起父輩們為之奮斗的一生。1949年，我父親作為大學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路西進，來到西寧，在一家簡陋破舊的馬車店里開始創辦《青海日報》。母親則進入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衛生部轄屬的衛校，之后又考入醫學院，成為青藏高原上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醫生。

以后幾乎年年都有西進的人，有的是個人志愿，有的是組織分配，有的是集體搬遷。來到高原后，所有工作都是從零開始。他們和當地人一起投身火熱的牧區建設，培養了一批批民族人才，用好日子的愿景鼓舞更多人一起前行和追尋。一個地區從落后到進步的足跡是那樣深刻，里面凝聚著父輩們的心血和汗水。他們像高原的花朵一樣堅強綻放，這份生命的飽滿和韌性讓我感動。

父輩們已經遠去，我們這一代人也會漸漸老去。我見證了父親、母親還有那些把整個人生都托付給青藏高原的人們的故事，也見證了草原牧民的生活變遷。我有義務將這些記錄下來，把我的感恩之情講給這片土地聽。以文字保存記憶和歷史，為山鄉巨變留影，就是我創作《雪山大地》的初衷。

由于父輩的扎根，便有了我們這一代對青藏高原的深厚情感。我曾經不知疲倦地行走在雪山大地的懷抱里，從一座山到另一座山，從一片草原到另一片草原。還記得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野牦牛是在通天河左岸的雪線上，20米開外的埡口，它一動不動地望著我。同行的牧人追上來，一把拉住我說：“不要再走啦。”看他疑懼的目光，我才意識到被我發現的不是一頭家牦牛。我第一次看到藏野驢跟汽車賽跑也是在雪線附近，并不平坦的草原上，一群淺棕色和白色相間的生靈就在離汽車不遠的地方突然揚起了煙塵，它們跑得快速而有序。司機說：“只要汽車停下，它們就不跑了。”果然，他一剎車，野驢群的奔跑便戛然而止。

還有許許多多的第一次。多少年后回想起來，我還能感覺到生活在雪線附近的人和動物那種互相守望的姿態，平靜、自信、悠然。《雪山大地》的一部分內容是向讀者展示恢復自然生態的可能性，它既是理想的，更是現實的。青藏高原的雪山和冰川，是我國眾多大江大河的源頭。我在《雪山大地》中不遺余力地描寫人與自然的故事。我相信，理想的環境一定是人類、動物和植物共同營造的結果，一個生物多樣性的世界是一切生命的需要。

涓涓細流終成江河

喬 葉

近些年來，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故鄉之于我的意義和價值。作家福克納曾說：“我一生都在寫我那個郵票一樣大小的故鄉。”在具備文學屬性之后，這枚小郵票便有了它的神奇。它可以無限大，能講出無數故事；也可以走得無限遠，能寄給無數人。票面之內信息豐富，經得起反復研讀，票面之外也有一個廣大的世界，載著人心馳騁翱翔。

我的老家在河南。它“土氣”濃郁，既豐產糧食，也豐產文學。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前輩都以強烈的文學自覺筆耕不輟，中原鄉村成為他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

說來慚愧，作為一個鄉村之子，我年輕的時候一直想在文字上擺脫掉這股“土氣”。經過這么多年生活和文學的教育之后，我方才認識到這股“土氣”是多么豐饒的資源和寶貴的財富，也方才循著前輩們的足跡，想從這“土氣”中獲得滋養。在接連幾部鄉村題材創作之后，隨著《寶水》的完成，我對這種“土氣”的開掘與書寫也抵達了力所能及的最深處。

《寶水》講述了一個小山村的一年。這一年如一個橫切面，各種元素兼備：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植物學的，等等，鄉村題材必然攜帶著這些元素。為了寫這一年，我用了七八年時間準備素材，主要的準備就是“跑村”和“泡村”。“跑村”就是去看盡量多的鄉村樣本，這決定著素材的廣度；“泡村”則是比較專注地跟蹤兩三個村子近年的變化，這意味著素材的深度。跑村是橫，泡村是縱。在跑村和泡村的縱橫交織中，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腳力、眼力、腦力、筆力，確實缺一不可。我個人的體悟是還有一個聽力——聆聽人們藏在深處的微妙心事，才更有可能和他們同頻共振，一起悲喜。

鄉村正在發生著的巨變對于寫作者而言，是一個具備無限可能性的文學富礦。“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在鄉村的現場，我的寫作欲望總是被強烈地激發出來。每次走進村莊，我都會讓自己沉浸式地傾聽和記錄，然后保持誠實的寫作態度，遵從內心感受去表達。時代這個宏闊的詞語滲透在點點滴滴的細節里，這細節又由無數平凡之人的微小之事構成，如同涓涓細流終成江河，其中的每一滴皆為“寶水”。

當你真正地深入生活時，生活必然會回報你，把它迷人的光芒和氣息呈現在作品的質地中。被“寶水”滋潤，被“土氣”滋養，正是我這個鄉村之子得到的最好饋贈。

聆聽來自大地的聲音

劉亮程

我在新疆出生長大，深受新疆多民族文化生活的滋養，《本巴》以及我之前的創作，皆是對這種滋養的回饋。小說中的本巴草原，就是一個多民族和睦生活的美好家園。

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是我國少數民族三大英雄史詩之一。10多年前，我得到一次去新疆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深入了解江格爾文化的機會。該縣是《江格爾》史詩的發源地，縣上有江格爾歌舞團，鄉鎮小學有“江格爾齊”（演唱《江格爾》的民間藝人）培訓班。我在那里欣賞到難忘的《江格爾》說唱。之前讀《江格爾》，覺得很遙遠。現場聽史詩說唱時，突然覺得自己離史詩的世界近了。說唱者聲情并茂，帶我進入史詩中的恢弘場景。尤其在夜晚，天黑下來后，牧民從遠近草場趕來，圍坐在說唱者身邊，人的影子與遠山的影子連為一體，古代與現代、過去與今天連為一體。那樣的時刻，仿佛天上的月亮星星、地上的青草馬匹、刮過草原的風聲亙古未變，人們的微笑和感動似乎也亙古未變。我感受到自己跟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坐在一起，也跟星星月亮和草原萬物坐在一起。

多少年后，當我寫作《本巴》時，好像又一次身處史詩說唱的那個草原之夜，聽到來自遙遠大地的聲音。《本巴》是一部向英雄史詩致敬的作品。史詩所言的“本巴地方”，人人活在25歲，處在最美好最有活力的青春時光。這種對時間的絢麗想象打動了我。于是，在史詩駐足的地方，《本巴》以現代小說的形式開始了講述，將這首“天真之詩”寫了下去。在講故事的過程中，我仿佛有一種史詩傳唱人在星空下放聲言說的奇妙感覺。

我生活的區域，有遼闊的田野、無際的沙漠、漫長的西北風，這種地域空間的無邊無際，使人對時間的認識也不同尋常。《本巴》開啟了一個無邊無際的時間曠野，曠野上的人們往回走會碰到自己的青年和童年，往前走會遇到自己的老年。小說通過對時間的想象與塑造，展現詩性思維與詩意追求。文學和現實之間存在著時間差，在現實中過完的時間，在文學中可以重新開始，這是文學的魅力所在。一部文學作品，看似是在講一段故事，其實是在創造時間、保存時間，在這個意義上，作家正是時間的魔術師。

我希望用一顆現代人的心靈跟一顆古老的心靈去碰撞、對話，希望能書寫一部古老史詩的新篇章，讓更多人關注《江格爾》，關注中國史詩。

讓無名英雄的故事傳之久遠

孫甘露

在少年時代，除了閱讀，我的另一個重要信息來源，就是收音機里的小說連播節目。播音員以不同的音色、語速、口吻，描繪自然景物和社會環境，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刻畫他們的行為和內心活動，為我渲染出外部世界的輪廓，部分形塑了我的價值觀和想象力。

后來從事寫作，包括創作《千里江山圖》時，我總是把寫成的文字讀出聲來，借助聲音來辨認句子是否具有美感，確認用詞是否準確。小說連播還幫助我理解“聲口”的概念，意識到“視角”的作用，以及敘述者聲音和人物內心活動的差異。一如在《千里江山圖》中，既要通過敘事推進情節，又要讓人物隱藏內心活動，維持故事的懸念。可以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長篇小說連播，就是我的小說啟蒙課。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五四運動的研究，對魯迅、茅盾、巴金等現代作家思想和生平的研究，為我展開了百年來社會變遷的文學畫卷。那一代作家在新的語言探索中，講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掙扎著、沖突著、變革著的中國社會，他們豐富而深刻的文字奠定了我對現代城市生活的初步理解。

進入90年代，經濟社會的發展，讓我有條件通過文學之外更多的電影、文獻和器物等，探究現代上海的物質生活，包括衣飾、飲食、商業、交通、居所、報業、出版等，關聯起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風貌，進而探索那個時代人們的社會交往和情感方式。這些聲音、畫面、記憶和想象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千里江山圖》的歷史場景和文學空間。

小說中的故事主要發生在上海，講述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英勇斗爭的事跡。我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上海。醞釀寫作的那些日子，走在街上，我眼前時常會浮現出那些革命先烈忘我奔走的場景。在那個風云際會的時代，涌現了多少英雄，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

紅色題材小說創作有很多成功案例，《紅巖》就是一部示范性作品。也有一些作品主題非常突出，但閱讀起來有些吃力。我意識到，需要找到一種和故事內容更加吻合的講述方式。對于上世紀30年代中共中央特科與國民黨黨務調查科之間驚心動魄的地下斗爭，以“諜戰”這樣一種類型小說的方式來表現，應該是非常契合的。

旗幟飄揚，時鐘滴答，一切都迫在眉睫，年輕的戰士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充滿危險的旅程。我無法完整復原歷史的面貌，只想通過小說的講述，讓讀者一同走進歷史現場，去探尋是什么推動著社會變革并最終改變了中國。江山千里，綿延不息。謹以《千里江山圖》紀念那些隱姓埋名、出生入死的烈士，并讓這些無名英雄的故事能夠傳之久遠。

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回響”

東 西

6年前，我帶著一種放松的心態進入《回響》的創作，但寫著寫著，突然發現很難完成任務。事實證明，我太輕視這個題材了，以為僅憑自己30多年的寫作經驗，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完成。

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創作態度，并時刻問自己：“你寫的作品有意思嗎？和別的作品重復嗎？拜托，別只講故事，能不能來點新意？”這些追問一度是我寫作前的必備思考，但隨著之前幾部作品的順利出版，我有點遺忘它們了。現在遇到寫作難題，才突然像想起老朋友似的想起它們。

一直以來，我都在寫熱氣騰騰的現實，寫那些觸手可及的日常，意在把時代生活的細節通過小說的方式折射出來，為讀者提供生動的參考。《回響》寫的也是當下生活，是正在發生或者說是每個人都有可能面臨的故事。作品通過一樁案件帶出身為警察的主人公的責任感以及她對情感生活的深度思索，在案件偵破過程中主人公一步步重拾信任與愛。

既然要寫破案，那就要有推理知識，但這方面的知識我相對缺乏。為此，我到公安機關采訪刑警，了解他們的工作與生活，還認真閱讀推理相關的圖書。既然要寫心理，那就需要心理學知識，于是我向心理咨詢師請教，系統閱讀心理學著作。補課雖然花掉了我10個多月的時間，卻給了我開足馬力繼續寫下去的底氣。

如何才能寫出新意？我之前接連出版了三部對現實題材展開“正面強攻”的長篇小說，這次我想向內寫，重點寫人物的內心。隨著社會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信息的高密度傳播，我們的心靈變得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敏銳，小說創作理應及時跟上。《回響》就是向人物的內心深處挺進。我將推理小說的形式嫁接進來，結構上采用雙線敘事：奇數章獨寫案件，偶數章專寫情感，最后一章兩線合并。兩條線上的人物都內心翻涌，相互交織形成“回響”。一路寫下來，我找到了有意思的對應關系：現實與回聲、案件與情感、行為與心靈、罪與罰、疚與愛，等等。通過多重投射，小說呈現出人物內心與現實世界的豐富樣貌，為讀者提供觀察世道人心的文學視角。

每次寫作于我自身都有所提升，這次也不例外。在寫作的過程中，人物內心漸漸打開，我的內心也漸漸開闊。《回響》后來被改編成同名影視作品，由我擔綱編劇。劇本創作和小說創作不同，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邏輯的把握、情節細節的推敲等方面也有許多相通之處。這次劇本創作的經歷，為我后續的小說寫作打開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