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于一個如魯迅所言的“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時代。百余年來，我們經歷了復雜的經濟形態、社會結構，相應地，建筑在這基礎之上的各種各樣的文學形態及其所蘊含的精神結構、情感形態亦輕重不等地繁雜地共時性地作為既有的文學資源呈現于今日中國的文學界。那么，有哪些文學資源是我們在推動新時代現實主義文學發展時應該著重學習與借鑒的呢？

古代文學中的“風雅精神”

從我個人的視角來看，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譜系，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廟堂、士大夫、民間。廟堂價值譜系的核心是，依據經濟形態、政治結構和社會治理的需要，強調文藝的教化；民間價值譜系的核心是，用文藝來表達個體的愿望和需求；士大夫價值譜系相對復雜一些，因為“學而優則仕”，士大夫和廟堂有著密切的聯系，同時他們意識到“民為載舟之水”，所以有時候又具有強烈的民本意識。因此，這三者的區分只是思考維度上的區分，在實際的歷史中，更多的是處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三種價值譜系中，對民間價值譜系的研究需要加強。特別是在當下，它與全民高度重視自我需求的時代性特征極為吻合。士大夫們的寫作中，也有很多與民間交叉的部分，生動地書寫了民間的現實，這同樣是我們需要不斷去繼承和發展的。

較早體現現實主義精神的，首推《詩經》中的“風”：《關雎》《氓》之男女之情，主要是個人的情感；《碩鼠》之恨之憤，是因自家利益被竊奪而發；即使征戰勝利歸來，也有“楊柳依依、雨雪霏霏”的憂傷。當今時代，在微博、微信等傳媒形態中，時時有“風”刮過。先進的科技與原始的詩歌精神，遠隔著千秋萬代，卻相互呼應著，共同養育著個體生命的自由與自在。

到了“漢樂府”，“風”勢不減。以《木蘭詩》為例，木蘭打仗出于為父著想，并無功名之心，所以，功成名就歸來，對那萬千人求之而不得的“尚書郞”不屑一顧，而只急于“還故鄉”。這里有著民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在與自由。這其中蘊涵著一種健康、強大的精神形態。

中國傳統的經濟形態、社會結構，其積極能量在盛唐時代達于極致。李白的自由個性、杜甫的儒者情懷，體現了這一時期詩歌創作的兩座高峰。杜甫是典型的士大夫，他以一大批樂府詩書寫唐朝社會歷史發展的概況，既記錄史實，也描繪情緒，因此其作品被譽為“詩史”。他這種及時書寫時代、處理現實的能力，一直被后人所稱道。中唐的白居易沿著杜甫的道路往前走，尤其強調詩歌的現實性，提倡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反映民間疾苦。到了晚唐，時代的風云際會，轉化為個人的低語。因此，杜牧“十年一覺”之“夢”，與士大夫的“修齊治平”之“夢”有所區別；李商隱則將時代滄桑轉化為男女之間的私語。當然，他們也寫了許多具有歷史感慨和現實指向的懷古詩。

到了宋代，商業文明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文人的生存空間更具伸展性。最初作為“艷科”的宋詞，慢慢成為了記錄自我情懷和市井生活狀況的重要文體。“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文學與人民的日常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元明清三代之文學，以戲曲和小說為主要代表。戲曲領域的《竇娥冤》《西廂記》《琵琶記》《長生殿》《桃花扇》等，小說領域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題材各異，或講述歷史，或記錄現實，但都寫下了一個個時代的精神風貌。終于，“一切傳統的寫法都打破了”，有了《紅樓夢》的出現。這體現了古代小說的巨大表現力。

從《詩經》到《紅樓夢》，有一些線索是一脈相承的。比如，文學對歷史與現實的記錄，文學對人的生命價值的不斷發現。這些正是五四時期“人的文學”的邏輯起點。所以，五四文學的先賢們雖然聲稱反思傳統，但又大都有著深厚的傳統積累，用現代人文觀念重新發現優秀文化傳統并傳承之。

新文學傳統中的寶貴探索和經驗

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涌現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特別是魯迅、茅盾、巴金、老舍的小說，以深刻的思想和多樣的藝術探索為我們展現了現實主義創作的魅力。

在中國古代社會，“個人”的價值雖然不斷被發現，但總體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所以，五四文學有兩個核心觀念，面對過去的判斷是“吃人”，面對未來的希望是“立人”。五四新文學從這樣三個角度來書寫“個人”：一是表現“個人”的覺醒過程，二是批判資本和權力對“個人”的損害，三是書寫新的“個人”生活形態。具體說來，“個人”的覺醒過程，既是激動人心的，如郭沫若《鳳凰涅槃》中的決絕；是令人陌生的，如冰心《寄小讀者》中的博愛；也是令人迷茫的，如郁達夫《沉淪》中的痛苦；但更是充滿著掙扎而出的痛苦，以及覺醒之后無路可走，而對絕望進行的反抗，如魯迅的小說《孤獨者》《在酒樓上》。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二月》《金鎖記》《呼蘭河傳》《家》等作品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身影。無序的資本和權力帶來的疼痛，給人的感覺更加強烈。吳蓀甫、駱駝祥子、王利發等人的命運，無不帶有時代和社會的烙印。隨著社會生活的改變，也有很多作品表現嶄新的“個人”生活狀態。特別是到了今天，我們物質生活已經有極大的提升，精神上也有了巨大的改變。文學應該呼喚著豐裕物質生活基礎上的新的精神品格的健全，呼喚著代表著這新的人生方式的新人的出現。

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中，從無產階級文學、左翼文學，到延安文學，再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構成了一條相對獨立的文學線索。在這個過程中，各個節點的嬗變、各個構成形態的命運，對發展當下的現實主義創作具有直接的借鑒作用。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深刻地影響了文藝創作的走向。趙樹理承載民間價值譜系的文學，以及“趙樹理方向”的提出，還有孫犁、丁玲、周立波等人的文學創作，進一步擴大了解放區文藝的影響力。進入新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不斷發展，代表性的作品是“三紅一創、青山保林”。這時候的“個體”，是與“集體”融為一體的“個體”。其所體現的精神形態，影響了整整一代國人的青少年時代的精神成長。

從五四時期的“人的文學”，到延安時期（一直延續到前二十七年）的“人民文學”，再到1980年代中后期開啟的“個人寫作”，“個體”的地位在沉沉浮浮之中。這些文學發展的歷史，給了我們豐富的思考空間：如何塑造出能夠代表時代精神的“這一個”？如何表現個體命運與時代現實之間的復雜糾葛？

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每一個時代的文學經典，都為我們提供了能夠代表一個時代精神氣象的典型人物。在這些作品中，人物的命運與時代的發展相互糾葛，共同呈現了那些繁復的歷史經驗。

西方現實主義的批判性與真實性

十九世紀的西方經典現實主義，對于推動當下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現實主義文學要歌頌那些為歷史和社會的發展不斷奮斗、甚至作出犧牲的英雄，也要批判那些自私自利的、阻礙社會發展進步的個體。這當然不是一種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判斷，還是應該考慮到每個人的復雜性，考慮到每一個個體的實際處境。但無論如何，歌頌與批判之間的辯證法，是需要我們進行深入思索的。

以細節的真實，直面并書寫人的生存形態，是巴爾扎克式現實主義呈現新的經濟社會結構下的個體命運的主要文學方式。這一方式也特別適合當下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這個時代的生活是這么豐富，也充滿了各種悖論式的元素。這些經過作家的觀察與提煉，就有可能成為具有時代特征的典型符號。我們只要大略看看新時期以來各種人文思潮在中國大地此消彼長或同時共存并已經滲透于中國各個階層、各個群體的日常生活之中的現實，對此即可了然。于是，回到事物本身，直觀事物本質，重視寫實的力量，就足以克服一些作者思想資源的局限與缺失。恩格斯稱贊巴爾扎克以寫實的力量戰勝世界觀的局限，并將之譽為“現實主義最偉大的勝利之一，是老巴爾扎克最偉大的特點之一”。

近些年來，中國人文學界對史學風范的學術追求，以及對非虛構的重視和實踐，更是說明了這一點。現實主義重新獲得了它的時代性，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新時代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也是如此。理解了歷史的縱深，或許才更有益于我們對現實作出判斷與選擇。

（作者系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