湊巧得很，近幾年寫下的幾個中篇小說，都聚攏在那些衰老或者即將衰老的母親周圍，說不清這到底是因為什么。是已經踏上這段人生行徒的自己的潛意識選擇，還是從這些人物身上捕捉到了之前所曾忽略的生命風景？是下意識書寫一種衰老帶來的命定，還是想通過書寫來改寫那些習以為常的命定？當然，這里的“命定”，并不更多指向容顏、身體與健康，它們當然十分重要，但并非我在這次書寫中想要討論的重點。《愛蓮說》寫了一位經歷電話詐騙的七旬老婦的受騙過程，一稿完成后交給了我信任的編輯，編輯很快回復我，她說敘述邏輯清晰嚴謹，但寫法很冒險，恐怕不能這么發。這個答復沒有使我氣餒，反而讓我感到十分寬慰，因為在我聽來，“敘述邏輯清晰嚴謹”就代表“受騙成立”，而受騙成立則意味著故事和人物的成立。于是，我愉快并迅速地完成了二稿，接著是三稿。

之所以如此在意“受騙的成立”，是因為《愛蓮說》里的愛蓮女士幾乎是在一種清醒自愿的狀況下完成一次被詐騙的夢魘之旅，從始至終，支撐她走完這段歷程的——就是我的編輯所指出的那個“邏輯”。而這個“邏輯”，即等同于這位獨自生活的七旬老婦的人生信條，有此人生信條，她已經別無所求的未來才值得她以這種方式去等待和期待。

那么，已經七十又二的愛蓮女士的人生信條是什么呢？

《愛蓮說》寫到結尾，我突然想起《老人與海》中的那位老人，和被他拉回岸邊的大魚骨架。這件經典作品以及它留下來“大魚骨架”的意象，在更年輕一些的時候讀來使我振奮和敬佩，而這一次卻讓我心傷不已，那一刻，在與愛蓮女士相陪伴過程中產生的諸般情緒與情感，都化為深入骨髓的悲涼。

普通人的衰老能夠給生命剩下什么？他/她的自己與自我還剩下什么？社會將如何面對或者使用他/她的剩余價值？尤其是，一個擁有母親身份的衰老女性將如何安置自己這段剩下的時光？寫作中，我努力將愛蓮女士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來看待，而不是突出她的“母親”身份，這恰好是衰老帶來的便利，她終于有時間作為一個單獨或者孤獨的自己了。作為一個衰老的生命個體，她仍然有她的欲求與渴望，甚至更加強烈和固執，所以，在且看她如何成為衰老的自己過程中，我更愿意使讀者看到的是一個“人”，而不僅僅是一位“母親”。

海風從那副大魚骨架間穿來蕩去，它可能在嘲笑累倒在破爛小屋里的老人，它在說——瞧，看你帶回來的是什么？不過是一個虛妄。愛蓮女士懷著與魔鬼做交易的心理一次次給騙子寄錢，這無法使人理解的荒唐行為顯然無法解釋成為失控與瘋癲，她有自己無法被駁倒的理由：如果放棄，就等于她徹底失去了希望。寫出這一句話時，我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顫，愛蓮女士明知是個夢魘，明知對方是惡魔，也要從中獲取虛妄的希望，因為，心無希望的時光進入夢魘更可怕、更難熬。倒吸一口冷氣之后，我再次望見這因為衰老而猛然凸顯的人之困境。

進入“衰老”這個話題時我必須是小心的，因為它已經被一些結成硬塊的約定俗成和意識形態所覆蓋。一再向這個話題靠近的原因，大概在于我從來不認為自己理解了衰老，說出了一位女性的衰老真正的意涵，它其中很大一部分仍然戴著通過流水線制作的面具向我走來，而我，也就仍舊希望更多摘下那些面具，在一窺其本質之后，用以指導自身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