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有一家出版社收集劉征、沈鵬、周篤文先生的詩詞作品，出版了一本《三賢集》。書里另外收錄了幾位中青年作者的作品，以示“傳承和接力”之意。其中也包括我的一些習作，并在關于我的簡介中，用了“師從三賢”這四個字。當時，我確實從沈先生的書法和詩藝中得到過諸多教益，但和沈先生的直接接觸并不多，因而見到樣書中的這四個字后，我心里很不安，擔心給人造成“攀附名師”的誤會。我的“擔心”被友人轉達給了沈先生，后來在一次座談會上見面時，先生很溫暖地鼓勵了我。隨后我給沈先生寄去一幅自抄的習作，先生也回寄我一幅自作絕句的斗方墨寶。從此真的有幸，與先生結下一份特別的師生緣。

在和沈先生的接觸中，我聽他談書法的時候較少，主要是談詩。

沈先生15歲時就發起創辦文學刊物《曙光》并任主編，文學底蘊非常深厚。沈先生認為，“真正有創造性的藝術必須具備個性。人都偏愛自己的個性，也要學會尊重別人，互相評論而不獨尊于一”。他提出的“宏揚原創，尊重個性，書內書外，藝道并進”的藝術主張，我非常有共鳴，也由此進一步理解了先生個性獨具的書學理念和詩學理念。

我們來看沈先生的一首《閑吟》：

坐井天庭遠，觀書雨露滋。

三餐唯嗜粥，一念不忘詩。

搜索枯腸澀，重溫舊夢絲。

閑來耽異想，隨處啟新知。

雖然名曰閑吟，實則是鄭重莊嚴的自白。其中“一念不忘詩”的傾訴，多么動人心弦。他在詩詞上用功頗勤，用力頗深，用情頗重。他精通詩詞格律，自持頗嚴，自律頗切。我記得多次接聽沈先生的電話，大都是他想起了新作中的某個格律問題，親自來給我講述自己的推敲過程。有一次，沈先生寫了一首《讀某刊貪官榜》，初稿是這樣的：

堂皇冠冕好貪同，革命功勞歷數榮。

登臺誓做守門犬，穩步飆升巨蠹蟲。

賄行人托非關我，財色天然本自情。

法治緣何空一語，再從體制探其真。

這首詩是先生在一場重病之后寫的。詩中的同、榮、蟲、情、真分屬于東、庚、真韻，不是一個韻部。后來先生發現這一問題之后，不顧大病初愈，又很仔細地修改了一遍，改稿如下：

堂皇冠冕錦衣程，勞苦功成榜掛名。

俯首謙恭憐百姓，升官使轉善縱橫。

賄行人托非關我，財色天然本性情。

法治緣何疏漏網，再從體制探分明。

改稿用庚韻，相當于又再次改寫了一遍。考慮到先生已是年過九旬之人，又是在大病初愈之后，其嚴謹詩風，讓我不由得在心中暗暗點贊。

雖然在詩詞格律上如此自我嚴格要求，但是他又不是機械教條地完全死守格律。一篇詩詞作品無論有著多么復雜的思想內涵、多么繁復的情感變化，但都在詩詞格律的動態平衡中尋找到最大公約數，實現其多樣性中的和諧統一。那種片面強調格律“嚴不可犯”理念，其實只是一種“機械的重現”，而不是“審美的重現”。今年3月24日，沈先生在寫給我的一封短柬中提到格律問題，還專門贈來一首絕句：

滴答聲中談節奏，便將形式雙面分。

文豪高氏發聾聵，人處應當大寫人。

這里的高氏，指的是俄國作家高爾基，詩的第四句化用的是高爾基的名言。沈先生在這里特別提到“形式分內在形式與外部形式”的話題。“內在形式”，我理解是詩詞的內在審美規律，“外部形式”，我理解是指詩詞的平仄規則。平仄規則是顯性遺傳，審美規律則是血脈流繼。詩詞格律的歷代承傳和審美重現，不是簡單的原樣重復，而是不同情感需求與生命能量的重新積累與感發。沈先生講授書法時，專門講到“活”法。他比較了一番兒童畫和兒童書法的教學之后，說道：“評選兒童書畫時我常有這樣的感慨：不少（不是全部，也不一定許多）兒童畫還保留著天真的童趣，可是絕大多數兒童書法都是‘小大人’的面孔。教學者只知授人以‘死’法，而不懂得‘活’法。‘活’法才是真正從實踐中得來并啟發實踐的，‘死’法，脫離實際卻貌似艱深，可能連教學者本人也不見得能弄懂。”沈先生強調創作的“原創性”，力主在繼承傳統基礎上發揮潛在的創造能力，求新求變。講的是書法，對詩詞寫作也很有啟發意義。

詩重“活”法，貴天趣。張九齡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中，為什么用“生”字，卻不用“升”字？“升”字是慣性思維、尋常手段，合于“法”而淡于味，這就是“死”法；“生”字則搖曳多姿、神采飛揚，賦予了大海、明月一種非同凡俗的鮮活和生動，是詩家眼光、詩性思維，異于“法”而濃于趣，這就是“活”法。我在給先生寄去的詩話中提到關于這兩句詩的以上理解，沈先生幫我特別補充了一句話：“‘生’字更具有‘海’與‘明月’為一體的感覺，接下句更妙。”

下面例舉一首我很喜歡的沈先生作品：

梅花嶺史可法墓

我來梅花嶺，梅花杳無影。

清氣滿園林，衣冠應未冷！

這首詩的前兩句基本是古絕形式，口語化的句子非常樸素，但用在這里就非常妥帖順暢，同時為后邊的兩個律句做了很自然的鋪墊。沈先生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個性化的美學發現，用的雖然是俗字俗語，卻又空靈玄妙，生趣十足，這也可視作運用“活”法的一個成功例證。

沒有“活”法的“格律溜”，就如同面黃肌瘦、蒼白貧血的蠟像。盡管經過了精心打扮，卻也終究比不上活蹦亂跳的、哪怕有缺陷的真實生命。這也正如沈先生所言：“原創意味著個性，意味著對自己的藝術創作提出個性化的要求，而且必須提出個性化的要求，否則，藝術的本質就失去了。”

沈先生特別重視詩中“言志”，認為“詩，還是要以言志為根本”。他說：“在相對的意義上，題材無論大小之分，‘志’有高低之別。以我個人來說，希望多讀點情深意切、能與讀者平等交流又提高讀者精神境界的詩作，至于何種體裁并不重要。寫真實，指客觀現實的真，而首先是作者意識中的真摯、高遠。硬要為某種統一意志服務，依附某種政治口號，違背了文藝的本體特征。”這一詩學觀點，同樣可以用來觀照他本人的詩詞理念和創作追求。此處不妨例舉一首《吳為山君畫余遇一長老》，沈先生在詩中風趣地進行了一番自我對話：

猶似佛禪猶似仙，偶逢歧路亦逢緣。

海天何處今宵宿？徑陌前程幾度遷。

汝也遠離塵俗去，余兮羈絆網羅牽。

崎嶇總有不平事，大道長留人世間。

他用樸素的語言把心中情志用疑問的形式和盤托出，真摯透明，溫暖熱烈。其中也出現了“歧路”“羈絆”“幾度遷”之類書面語言，但沒有任何板滯感覺，反而流利暢達，氣韻流轉，體現了高超的語感魅力。

沈先生曾經寫過一首辣味十足的《索書》：

工具由人好支配，侈言“心畫”不由心。

眼下紛紛求索者，惟追“福”“壽”抵黃金。

這首詩敘述的是先生書法創作時遇到的一些現實鏡像。去年春節前夕，我曾和詩友一起去拜訪沈先生。先生提到這首詩，笑談如今某些人來索書，最時興的是“福”“壽”二字。也就是說，一些人前來索求書法，往往不是注重內容，而是追求浮泛的福壽之類的吉祥話。沈先生自言一向不大喜歡書寫“福”“壽”，又幽默地表示“為迎合‘需要’，不傷‘感情’……”沈先生認為書法以漢字為本，書法創作者由漢字的形美發揮為藝術，具美感和高尚的意境。書法本身不含功利目的。人活著實在遠非為著“福”“壽”。他說：“尤其是面對損人利己、黨同伐異、毀壞自然等等，還要想方設法謀個人福、壽，如何了得？”書法如此，作詩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記得我曾給沈先生看過一篇短文，題目叫《著一直語》，我在文中寫道：“詩詞之道易也，見所見、聞所聞、書所書而已。有的作品是嚷出來的，有的作品是想出來的，有的作品是仿出來的。脫口而出者妙合無垠，最為高超。”沈先生回函耐心指點，并特意親筆在文中幫我加了這樣一段話：“這里涉及創作的直覺性，也涉及評論的理性。此二者有區別，但從根本上說，也具有一致性。潛意識——顯意識，二者均來自生活的感發和理念的積累，可以互相轉化、相輔相成，而相較而言，潛意識更接近于藝術創作的本真本色之態，更注重妙手偶得之趣。”這一段話，或許可以為研究沈先生的詩詞藝術補充一份直接的理解和感悟。先生自己的詩詞作品，均是本真本色之作。而他關于潛意識和顯意識的辯證分析，則給我帶來更多的聯翩浮想和美好收獲。

今年5月17日，我還曾收到沈先生《暮春讀舊時解放區民歌》的手稿照片，并和先生作過一些交流。后來幾天，也曾收到先生親自打來的電話，還特意相約不時來電繼續交流。先生嚴謹包容的大家風范，總是讓我想起“穆如清風”的古老詩句。我知道先生因病，已經住院一段時間了，但因為常常能讀到先生的新作，反而總感覺他會很快康復，就像前幾次似的。但是沒想到，8月21日下午，同事告訴我：“沈鵬先生逝世了。”忽覺萬千悲涼，驀然涌上心頭。當天早晨有雨，我借雨抒懷，填了一闋《千秋歲》，表達心中的懷念：

雨沉珠墜，凌亂成悲淚。風翼遠，弦聲碎。鵬歸河漢上，情出襟期內。仙客去，筆花萬點藏云旆。 高義饒雄偉，奇境留沉醉。波旋碧，峰飛翠。骎骎兮所盛，颯颯兮其美。心永在，介居一愛綿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