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書法愛好保持終身，晚年的書法作品尤為精妙。據沈從文之子沈虎雛回憶，1975年年初，時年73歲的沈從文“在黃永玉的鼓動下，重新以習字作為休息手段，此后并將部分書法作品分贈友好，或償還多年前允諾的舊債”。但不同于書法家們追求的“人書俱老”，沈從文似乎有意反其道而行之，稱晚年的書法創作源于“童心”。例如，他在1975年題贈黃苗子、郁風夫婦的草書條幅中自述，晚年作書“猶復多童心幻念”；在1977年題贈葛鴻楨的章草條幅中，亦稱贈予舊友們的書法是“老而不甚衰，尚復各有童心未盡喪失”的“一點紀念”；同一時期給親友的信中，“童心”一詞也被屢屢提及——何謂“童心”？或可從沈從文晚年的一幅民歌書法中窺見一斑。

這幅《草書湘西看牛伢崽山歌》（下圖）題贈作家李準，創作年份未注明。從落款“書奉李準兄新年哈哈一笑”，可推知為賀歲之作。書法內容別出心裁，不是常見的文人雅詞，而是沈從文記憶中“湘西看牛伢崽”傳唱的俚俗山歌：

其一為“嬌家門前一重坡，別人走少郎走多，鐵打草鞋穿爛了，不是為你為那個”；其二為“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種豆莢。豆莢纏壞包谷樹，嬌妹纏壞后生家”；其三為“你歌莫有我歌多，我歌共有三只牛毛多，唱了三年六個月，剛剛唱完一只牛耳朵”。

熟悉沈從文作品的讀者不難發現，這三首民歌也曾多次出現在沈從文的小說中。它們由《蕭蕭》中的花狗唱出，由《雨后》中的七妹唱出，由《長河》中的夭夭唱出，勾連起沈從文最具代表性的小說，也勾勒出湘西普通男女的性情。淺白的文辭，映照出心靈的樸素；詼諧的趣味，映照出心胸的開朗；豐沛的情感，映照出心性的天真。這些民歌蘊藏著中國人的樸素、開朗而不失天真的“童心”。

這幅書法也鉤沉出兩代作家鮮為人知的友誼。沈從文是李準的前輩，“書奉李準兄新年哈哈一笑”的落款卻透露了他的平易、率真。以文壇“鄉下人”自居的沈從文和同樣來自農村、關注農村的李準，很難不生出鄉黨般的情誼。不過，兩人述及彼此的文字記錄并不多：一則來自1984年沈從文與學者凌宇的長談，沈從文提到“李準喜歡《蕭蕭》”；一則來自李準晚年的散文《伏櫪館素描——我的書屋》，李準寫道，“我屋中的字畫有的常換，有的卻不敢常換”，“有兩個人的書法條幅我是不換的：一個是茅盾先生寫的條幅，一個是沈從文先生給我寫的四首民歌條幅”。那么，沈從文是否曾向李準傳授寫作秘辛呢？在孫蓀的紀念文章《懷念李準》里有一則相對詳細的記錄。孫蓀回憶，李準生前曾談及沈從文對自己的指點，“沈從文對我好著呢，他給我寫過兩幅字。他讀了我的小說后說：‘李準，你寫得太少了。我們年輕時候一年起碼寫十篇八篇，你一年寫三篇兩篇。’這批評很準”。

沈從文讀過李準的作品，沒有留下直接的評價，但不難揣測他讀《李雙雙小傳》的反應。短篇小說《李雙雙小傳》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下的應時之作，也是李準最具影響力的作品。小說以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為背景，講述上進的村婦李雙雙動員思想落后的丈夫，一起為村集體辦食堂的故事。李雙雙潑辣、爽利的“鄉下人”性情無疑是沈從文熟悉的；李雙雙上過識字班，琢磨出的“大作”——“家務事，/真心焦，/有干勁，/鼓不了！/整天圍著鍋臺轉，/躍進計劃咋實現？/只要能把食堂辦，/敢和他們男人來挑戰”——大概也曾逗得沈從文哈哈大笑。村婦寫詩堪稱大躍進時期新民歌運動的縮影，新民歌的淺白、詼諧也與沈從文熟悉的湘西山歌相通。沈從文贈李準的民歌書法頗有些“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的意思。不過，李雙雙的言辭尚有作家“改造”的痕跡，是特定時代背景下典型環境提煉出的典型；相較而言，沈從文筆下的湘西男女無論言辭還是性情更近乎天然，甚至堪稱古樸。實際上，1957年前后，沈從文也曾積極響應“雙百”方針，發表《湘西苗族的藝術》，介紹湘西普通人創造的民間藝術。文中引用的民歌也正是后來書奉李準的三首看牛伢崽山歌。沈從文對湘西農人村婦的樸素“童心”和藝術天賦，更是不吝贊美，“許多山村農民和陌生人說話時，或由于羞澀，或由于窘迫，口中常疙疙瘩瘩，辭難達意。如果換個方法，用歌詞來敘述，即物起興，出口成章，簡直是個天生詩人。每個人似乎都有一種天賦，一開口就押韻合腔”。沈從文還特別提到1956年冬中央民族音樂所的專家在苗鄉錄歌記譜的情景。眾人圍著火盆賞歌，年輕的苗族干部陪同翻譯。這些干部會唱山歌，也受過良好的教育，是當地典型的青年知識分子。輪到他們翻譯時，卻一再搔頭，直言歌中的神韻譯不出。顯然，民歌與現代教育無甚關聯，也絕非思想改造的成果。年過七十的歌師傅與十七歲少女的迎神和歌更是觸發了沈從文的曠古幽思，他不禁感嘆：“似乎就正是兩千多年前偉大詩人屈原到湘西來所聽到的那個歌聲。照歷史記載，屈原著名的九歌，原本就是從那古代酬神歌曲衍化出來的。本來的神曲，卻依舊還保留在這地區老歌師和年輕女歌手的口頭傳述中，各有千秋。”在這個意義上，蘊于民歌的“童心”并非一般的兒童之心，而近乎魯迅所推崇的與精神“本根”聯系的古民“白心”。

沈從文初登文壇時，徐志摩曾鼓勵他多寫反映中國鄉村的作品。徐志摩贊美他熨帖、自然、猶如天成的筆觸，直言對這類作品“獎勵也是多余的，因為春草的發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著人們的獎勵的”。晚年的沈從文鼓勵李準多寫，并贈他民歌草書，大概也有類似的意思——去看春草的發青吧，去聽云雀的放歌吧，去尋那顆“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