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書店和楊絳先生淵源很深。

1980年，楊絳寫完《干校六記》，自知在內地難以出版，經三聯書店范用先生手轉寄香港，沒想到香港《廣角鏡》雜志搶先全文刊登了（原打算出單行本），其間去楊絳家取稿轉稿的是董秀玉。不久，范用得知胡喬木對《干校六記》的好評，借勢推動，于1981年出版了三聯書店單行本。此后1987年的《將飲茶》，1988年的《洗澡》，幾乎楊絳所有新作都由三聯書店出版。錢鍾書的《圍城》1947年出版后，內地一直沒有再版，1980年乘思想解放的春風出版了簡體字新版，也是轟動一時，后來還拍了電視劇，堪稱家喻戶曉。他的幾部其他著作也陸續出版。這兩位當時年齡剛過古稀的文人夫婦，引起讀者強烈的興趣。然而他們有一個嚴格的準則：不宣傳，不露面，安心過自己的筆墨日子。可是越是如此，讀者關心愈強。只有不多親友知曉他們這個家庭，父母女兒（錢瑗）三口之間獨特、溫馨甚至是頑皮的一面。由于工作關系，時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總編輯的董秀玉是知曉者之一。作為一位有智慧有眼光的出版家，她曾向楊絳建議，請他們三口互相書寫：女兒寫父母，爸爸寫母女，媽媽寫父女，而后編一本書。

1994年八十四歲的錢鍾書因病住院，1995年底五十八歲的錢瑗因病住院。楊絳奔走在兩所醫院、兩位親人之間。此時她萌生了寫作《我們仨》的念頭。病床上的錢瑗提出，把這題目讓給她。她擬了目錄，寫了幾節，直到去世前六天還在寫。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么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楊絳找了一本很難啃的書《斐多——柏拉圖對話錄之一》進行翻譯，同時整理《錢鍾書集》，由三聯書店出版。借助高強度的工作，冀望使自己的心安頓下來。錢鍾書去世四年后，2002年歲末，她開筆寫《我們仨》，幾乎一氣呵成，2003年春，稿子交到董秀玉手上。

董秀玉剛剛退休。她專心致志編輯了這部期盼已久的珍貴書稿，并請《錢鍾書集》的設計師陸智昌擔當設計工作。通過《錢鍾書集》，陸智昌十分了解“我們仨”的品格和愛好，設計的總體思路是簡樸、醇厚、內斂。盡管如此，編輯和設計師還是反復討論、修改了好多次，單是大改就有三次：起初楊絳拿出家里的照片簿，董秀玉“貪心”，選了很多，全部插到書里，成為一本內容豐富的“圖文書”，可是看來看去，總覺照片影響了文字的純粹，于是忍痛刪減，一遍又一遍；第二次，刪減后的照片插在文字中，又顯得分散，且圖文混排，照片總是隔斷文字，變換文字版式，使文字不夠流暢，于是試著把照片集中，分兩部分插在書中：第三次，感覺黑白照片和附錄圖片印單黑，還有幾幅彩色照片，與全書不協調，另外，圖片說明的文字照排宋體字，也有些生硬。與楊絳商量，請她手寫說明文字，而所有圖片和說明文字都用淺褐專色印刷。另外，三個附錄，也是反復討論的結果，可謂選擇精到。陸智昌選用的封面紙，是一種淺褐色帶皺紋的進口紙，很薄，很軟，像布料，比正文紙還要軟，這在書籍設計中是很少見的。封面書名和作者名、封底題句用深褐色印，書名上方印白色文字：“Mom、Pop、圓o”（即媽媽、爸爸、圓圓）。書脊上只有三聯書店店標，沒有社名，封底連條碼都沒有（放在后勒口）……至此，董秀玉才算滿意。給楊絳先生看，她也首肯。

2003年3月19日，北京SARS肆虐的日子，董秀玉交給我她初編的稿子。記得我坐在辦公室窗前，幾乎一動不動，整整看了三四個小時，抬頭時，太陽已經落到美術館后面了。有種壓抑的感動。我嘆服作者含蓄節制的敘述風格和看似信馬由韁的寫作方式——開頭虛構的長夢（不知怎的，有種《千與千尋》的感覺！）和后面非虛構的內容天衣無縫地融合在一起，前者的氛圍籠罩了后者。我打電話說了我的感受，并認為，這書印十萬冊沒問題；董秀玉說：二十萬冊！她讓我和發行部一起，先做一個營銷計劃。

發行部的同事們商量了幾次，起草了一份《營銷方案》：

計劃上市時間：5月15日

本書的主要幾個賣點和弱點：

1.作者夫婦的影響力；

2.一個特殊家庭的故事，一家三口的親情感人；

3.一位特殊的敘述者和特別的敘述情境……這是本書最令人動容的地方；

4.從內容上看，缺乏一般暢銷回憶錄所具備的諸如傳奇色彩、內幕秘聞、宏大背景等要素。

營銷策略：

1.突出作者夫婦的名人效應，可以做成紀念錢鍾書先生的文化事件；

2.突出本書容易引起大眾讀者共鳴的情感因素，諸如“家庭”“親情”等，突出傳統的家庭觀。

宣傳方案：

1.擬對作者做一次專訪……

2.擬邀以下知名人士對本書進行推介……

3.利用5月15日世界家庭日這個時機加大宣傳……

4.與報紙聯系部分連載事宜……

發行方案：

1.為防止盜版，爭取一次鋪滿市場。但目前銷量很難估計，十萬冊的起印數太冒險，采取事先征訂的方式比較穩妥……

2.可以采用防偽標識，一方面對防止盜版有一定幫助，另一方面也表示出我們對該書的重視，引起銷售商的注意。

4月16日，開印前的工作都已完備，董秀玉來店里和我談營銷的事。有一個天大的障礙擺在面前：北京的SARS越來越厲害，是疫區，書印出來也發不出去。北京各出版社的書發到外地，沒人開包，進不了書店，更搞不了什么活動。在這種情況下，首印多少冊？！只好采取發行部的建議，預先在全國征訂，看看訂數再說。

半個多月后，訂數回來了：一萬多冊。怎么辦？董秀玉認為，楊絳先生已經九十二歲，書稿既然到這個地步了，不能讓她再等，還是先印一版。店里商量了一下，決定先印三萬冊。定價方面，若以一萬冊算，二十五元；三萬冊算，二十二元。可是當時的暢銷書，最好不超過二十元。我建議印三萬冊，但以十萬冊定價，最后定為十八元八角。

6月中旬，書入庫了。真是一本可人又厚重的書！拿在手里感到溫暖。封底小小的、圓圓的銀色防偽標志閃著淡淡的光。見者無不喜歡，楊絳先生、吳學昭老師也滿意。可是三萬冊書暫時只能靜靜地趴在庫房里……

6月24日，中國最后一個疫區——北京被世界衛生組織從SARS疫區名單中排除，同時解除對北京旅行的警告，即所謂“雙解除”。《我們仨》隨即開始發貨，立即成為疫情半年以來第一本上市的高端熱點書。讀者、書店、媒體經歷了好書的饑渴，把所有的熱情都投給了這本書。一周不到，三萬冊已告罄。發行部緊急要求加印三萬冊，可是，陸智昌選用的封面紙遠在國外，一時供應不了。沒辦法，只能用他當時設計而未選用的另一方案，換了一種紙，封面是淡草綠色，印有一家三口的合影。從第三印起，恢復第一印的紙張樣式，此后二十年不變——如此看來，藏有第二印版本的讀者，更有一種紀念意義呢。

當時有些讀者朋友，批評三聯書店沒有眼光，首印最少也應該十萬冊啊！雖是批評，我們也心存感激。2003年7月11日，我在日記中記道：“《我們仨》出版后，已印四次，十二萬冊”。此時距書上市不過十八天。

二十年過去，《我們仨》總印數已達一千萬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