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雜變”這個詞，來自蘇東坡短文《書拉雜變》：

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云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嗔，但恐覽者渴睡落牀，難以凌霄耳！

查《漢語大詞典》，在“拉雜”詞條之后，還真有“拉雜變”這個詞條，解釋道：“譏喻模擬古人而堆砌雜湊的作品。”司馬長卿即西漢文學家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司馬相如彈琴，撩臨邛（今成都市邛崍市）富豪卓王孫新寡的女兒卓文君，與之夜奔，貧困潦倒，返回臨邛，開起了小店，相如酤酒，文君當壚，后世傳為佳話。漢武帝劉徹偶然讀到《子虛賦》，大為贊賞，喟嘆道：“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恰好為武帝管理獵犬的官員（“狗監”）蜀人楊得意聽到此話，便對武帝奏稱：“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武帝拜相如中郎將。一直不給相如好臉色的老丈人卓王孫，立馬換上一副歡喜面皮，恨女兒嫁給相如太晚，厚分財產與相如，作錦上添花之榜樣。只是相如不愛做官，常請病假，有錢有閑，與戰國時期的韓非子有一比——“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就愛琢磨著寫大賦。后來漢武帝拜相如為孝文園令。相如針對武帝好“仙道”而作《大人賦》，抒寫“大人”不滿于人生短暫，世事艱難，于是乎乘龍駕云遨游“仙界”，聯想繽紛，辭采絢爛，文末歸于超脫無有，暗含對武帝尚好神仙之道的諷諫。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云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而《漢書·司馬相如傳》只最后一句文字略有小異：“飄飄有陵云氣游天地之間意。”這就是東坡所說的“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云之氣”。

然后，東坡筆鋒一轉，說“近時學者作拉雜變”——即胡亂綴連堆砌一些歷史典故，創作一些“獺祭魚”“點鬼簿”之類的文章，就自比司馬長卿了！并戲謔道，即使長眠千年的司馬長卿不怪罪閣下，但是讀者讀了閣下的“拉雜變”爛文，恐怕郁悶瞌睡得哈欠連天，直接從床上掉下去了，哪里還能像武帝那樣飄飄然有凌云之氣呢！

東坡《書拉雜變》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蘇軾文集》第六十六卷“題跋·雜文”部分，短短五十余字，連類引譬，生動形象，嘲諷諧謔，鞭辟入里！讀好文飄飄飛升，讀爛文沉沉下墜，此誠乃妙喻也。由于近兩年為某出版社編輯雜文年選，在下“周覽泛觀”了很多雜文，不僅感嘆發表雜文的報刊園地正日益減少，更感慨當今雜文質量之良莠不齊。回望中華文學史，從《詩經》、《楚辭》、大漢文章，一直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文學體裁發展到今天，雜文已然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文體。魯迅先生稱雜文是“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因而，短小精悍、議論風生的“輕騎兵”雜文，是最適合于信息化、云時代、科技潮、快節奏這個風云變幻、波瀾壯闊的大時代的。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文學體裁及代表作家。盡管司馬相如憑借一篇《子虛賦》，即“圈粉”武帝，進而成為有漢一代的“賦圣”，為他贏得榮譽和地位。然而，“時運交移，質文代變”，今天來看，除了選入《古文觀止》里的《司馬相如上書諫獵》，寫得精短而流麗，“樸而能華”“委婉易聽”，堪稱上品；其他如《上林賦》與《大人賦》等大賦，均鋪排堆砌，冗長累贅，“繁華損枝，膏腴害骨”，大部分段落亦屬于“拉雜變”文體，聲聞過情，過分油膩。謂予不信，找一篇自己讀讀便知。其實，就連西漢時期與司馬相如同時代稍晚的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亦對其評價：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曰”寫作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

太史公概括得非常到位，相如賦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旨卻是“歸引節儉”，諷一而勸百，與《詩》之刺世疾邪、歸引正途的宗旨，殊途而同歸。這不正是今天雜文的價值和功能之所在嗎？

東坡所貶斥的“拉雜變”文體，其病在于“拉雜”而不在“變”；恰恰相反，其生路卻正在于“變”。“拉雜”，即拉拉雜雜，雜亂無章。就文章而言，專指那些堆砌雜湊的作品。清代文學家、思想家方東樹《昭昧詹言》講過：“世人皆學東坡，拉雜用事，頃刻可以信手填湊成篇，而不解其運用點化妙切之至于斯也。”并說：“李（白）、杜（甫）、韓（愈）、蘇（軾）所讀之書，博贍精熟，故其使事取字，密切贍給，如數家珍。今人未嘗讀一書，而徒恃販買饾饤，故多不切不確。”東坡文章看似信手拈來，“拉雜用事”，實則是以“博贍精熟”的學養為支撐，用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話來形容，“晏元獻（晏殊）、歐陽永叔（歐陽修）、蘇子瞻（蘇軾）學際天人”。那些不肯正經讀書，卻又想展示“豐富學養”的作家，不免左顧右盼，東拉西扯，填湊成篇，最終必然成為“販買饾饤”者。

常聽人說，要敢于說，敢于罵，那才叫來勁的好雜文。我多次撰文講過，“敢說”固然重要，而“說得好”尤為重要。雜文雜文，要既雜又文，雜而不文，還叫什么雜文？那才叫真正的“拉雜變”呢！那么，怎樣才能“說得好”呢？就雜文創作而言，太史公司馬遷所說的“《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就是很好的“參照系”和“方法論”。“《春秋》推見至隱”，是通過具體的歷史故事演進，來揭示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性，即從現象到本質。譬如，莊子的《庖丁解牛》、韓愈的《馬說》和柳宗元的《黔之驢》，就是“推見至隱”的好雜文，都是通過“講故事”來“講道理”的。“《易》本隱之以顯”，則是直接“立論”，從本質聯系到現象。譬如，孟子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為貴》等篇，就是“本隱之以顯”的好雜文，亦即通過對蘊涵深邃哲理的命題論述，來影照事物的諸種現象。

《春秋》的微言大義、褒貶鞭撻，《詩》的怨刺諷喻、順美匡惡，都是最基本的雜文筆法；加之《易》的極深研幾、潔凈精微，更增強了雜文的哲理性與思想美。然而，文體一也，而變化萬端，乃至于無窮，這也正是文學創作之魅力所在。《易》曰：“虎變文炳”“豹變文蔚”。文貴于“變”，有“變”才有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