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于何時？

既然知道《古詩十九首》是五言古詩的“詩母”，那誰又是《古詩十九首》的“詩母”呢？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它是什么時候“生”出來的呢？

據說，猴子吃了一個香甜的水蜜桃后，馬上又伸“手”向人要另一個，它絕不會追問水蜜桃的產地，可人在吃水蜜桃之前，就要去弄清楚它產自何地（特產）？它產自何時（日期）？它產自何樹（栽培）？人雖然也屬于動物，但是世上最難纏的動物。

《古詩十九首》讓人心醉，人們自然會固執地問：它作于何時？又作于何人？

為此爭吵了一千多年，可能還要一直吵下去，至今沒有確切的答案，可能永遠也找不到確切答案。

《古詩十九首》產生的年代及其作者，在南朝時就是一本糊涂賬。徐陵編《玉臺新詠》時將其中九首算在枚乘名下，而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則說：“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鍾嶸在《詩品》中卻說“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枚乘活躍于西漢早期，傅毅屬東漢初期，曹植和王粲又屬曹魏。徐陵、劉勰和鍾嶸同為梁人，對作者歸屬和作品年代，三人雖然沒有同臺吵架，但完全是各說各話，而且他們也是道聽途說，“或”“舊疑”云云，顯然他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后來七嘴八舌就更多了，有的說是張衡，有的說是蔡邕。其實，西晉陸機就不知道這些詩的作者，把自己的仿作稱為“擬古”，梁昭明太子編《昭明文選》，在詩題下注得明明白白：“并云古詩，蓋不知作者。”

《古詩十九首》詩題純屬偶然，剛好這些詩歌都沒有標題，剛好是前代傳下來的“古詩”，又剛好收錄在《文選》中的只十九首，所以人們就隨意把它們稱為“古詩十九首”，久而久之這叫法就成了標題。往雅處說，就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或柴可夫斯基第七號交響樂，往俗處說，就像農村叫大郎八郎三妹一樣，有多少個就叫多少，數字完全是湊巧。

既然“不知作者”，為什么冒出來那么多說法呢？越是人人都沒有證據，越是人人都有膽量，反正每種說法都死無對證，因而每種說法都無對錯之分，即使胡說也不會使自己名譽受損，更不會引起任何糾紛，于是，人手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不過，雖然不能指定它們作于何人，也不能考出它們成于何年，但我們可以根據詩歌內容、風格和情調，大致推斷它們產生于哪個歷史階段。也就是說，依據詩里詩外的“蛛絲馬跡”，來復原或接近事情的真相。一直覺得自己有點福爾摩斯的本事，今天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我正好來小試牛刀——

由于西漢避諱極嚴，不避君諱屬于重罪，東漢則不必避諱西漢皇帝。西漢第二位皇帝劉盈，《古詩十九首》中有“盈盈樓上女”“馨香盈懷袖”，可見，這些詩歌大部分或全部不是西漢的作品。《古詩十九首》第一首說到“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郁郁，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余尺。”西漢建都于長安，洛陽不可能如此壯麗繁華，董卓之亂后“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那時洛陽已沒有“雙闕百余尺”的巍峨宮殿，顯然《古詩十九首》不會寫于建安時期，更不會在建安之后。東漢前期班固《詠史》詩質木僵硬，中期以后五言詩才漸趨成熟，從詩風詩藝的角度看，《古詩十九首》這種“動天地，泣鬼神”的杰作，到東漢后期才可能出現。

《古詩十九首》中“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那對死的恐懼，“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那對生的依戀，“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那對功名的舍棄，“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那對愛情的珍視，“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那對愛欲的肯定，還有“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那及時行樂，在在都指向了人的自覺。《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二者在時間上先后相接，在價值取向與情感體驗上又一脈相承，前者比后者可能早幾十年或十幾年，絕大多數詩歌作于漢靈帝與漢獻帝之間。

它們并非寫于一人，也非寫于一地，又非寫于一時。

《古詩十九首》作于哪個時期，基本可以結案了，讀者們對我的推斷信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