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期間，人們紛紛出行，游覽祖國大好河山。山水勝景，往往因人而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便以其出眾的游記創作，為無言山水留下了文字見證。在如今的湖南永州、廣西桂林等地，都坐落著以柳宗元為主題的風景區。千百年前，寂寥的柳宗元隨性漫游，排遣苦悶。而他在永州一揮而就的“永州八記”，更成為古代游記的里程碑之作。

仙駕不可望 世途非所任

相較于柳宗元耀眼的文學成就，他的仕途可謂黯淡至極。對柳宗元及唐代諸多文士而言，先仕途顯赫而后造福天下，是他們的終極理想。司馬遷所謂“立德”“立功”“立言”的序列，一直被后世認可。

青年柳宗元，前景一片坦途。他21歲中進士，26歲通過博學宏詞科考試，先后擔任集賢殿正字、藍田尉。這兩個看似不起眼的小官，其實大有玄機。

“正字”屬九品，卻是文士“起家之良選”“公卿之濫觴”，擔任此官的年輕人，必定是科舉出身、極為優秀，其日常工作以校對典籍為主，實則為靠近中央，積累政治經驗。

唐代又將縣的優劣，簡化為七等，分別是：赤、畿、望、緊、上、中、下，藍田是靠近長安的十余個最為緊要的畿縣，簡要之，政治地位僅次于首都。柳宗元擔任“藍田尉”，自然是難得的歷練。

所以，當31歲的柳宗元回到京城，他的情況可用韓愈之言概括：“（柳宗元）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然而，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柳宗元，在結交王叔文，參與“永貞革新”后，徹底成為“僇人”，亦即受過刑罰的有罪之人。前后反差，令人咂舌。

其實，王叔文政治集團的權柄，主要來自順宗對王叔文的極度信任，而柳宗元、劉禹錫又是王叔文的“左膀右臂”。因此，他們都想在順宗即位伊始，便大展拳腳。可即位不久后，順宗身疾，宮內發生政變，憲宗在眾人擁護下即位，順宗被迫讓位，史稱“永貞內禪”。

對于父皇的近臣，王叔文自然在憲宗那里不受信任，且因為權力更迭，憲宗更要把父皇的“爪牙”一網打盡，方能安心。于是，王叔文一黨分別被“發配”至遠州，柳宗元貶為“永州司馬”。雖無性命之虞，但政治生涯幾乎宣告終結。

唐代的永州，下轄三縣，包括零陵（今湖南永州市、東安縣）、祁陽（今祁陽縣、祁東縣）、湘源（今廣西湘源縣），轄區面積大，但人口稀少，發展水平低，屬于“中州”（倒數第二等），是不折不扣的“南荒”之地。

此外，柳宗元任職的是“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他并不處理具體政務，而只是官僚體系中的“囚徒”，所謂“俟罪非真吏”。唐代官員任職，也都有官舍以供居住，然而，柳宗元無此待遇，初來時借住寺院。

前后對比，我們便能一窺柳宗元命運的劇變。滿腔熱血、一身才華的他，卻在短短一年間，成為永州的“邊緣人”，這種人生軌跡的急轉直下，放到任何人身上，都是顛覆性的打擊。所以，只有理解柳宗元仕途的“悲劇”，方能理解“永州八記”真正的情緒內核。

倚楹遂至旦 寂寞將何言

政治上的失落，沒有令柳宗元屈服，他在努力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從思想上，他依然是“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但在行動上，他進行了兩項切實可行的事情，一是走訪民眾，體察民情，二是討論文藝，創作文章。

關于第一點，我們可在《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兩篇中，看到柳宗元與當地百姓的對話，其中不乏他后來在《捕蛇者說》中所表現出的“愛民惜民”之意。更突出的是柳宗元永州時期的詩歌，比如《田家》三首、《首春逢耕者》等，都傳神地描繪了當地農民悲慘的生活。顯然，植根于百姓生活有感而發的多篇政治論文，皆可視為柳宗元對政治的思考，對理想的不棄。

關于第二點，柳宗元的成就更是令人矚目。除“永州八記”這樣的優秀文章外，柳宗元對于文學、文章創作，集中展開討論，以《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為代表的“論文八書”，也是唐代文學理論不能忽略的重要組成。

柳宗元說：“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某種程度上，他把自己過往“立功”之志，轉向“立言”。柳宗元在文學史上最可貴之處，正在于不僅有完整的創作理念，還將全部理論付諸文章。歐陽修曾說：“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正因為政治上的無望，柳宗元把自己更多的精力轉向文學創作，他并不是一個能安然“躺平”的人。

此外，柳宗元的身體狀況，也頗值得注意。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又說：“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永州的環境極大危害了柳宗元的健康，以此觀之，柳宗元其后以47歲的年齡去世，或與此不無關系。

身體困擾令人心神不安，“出行散心”自然是減緩病痛、撫平心理的好辦法。多處漫游加上文章創作的意愿，最終形成“永州八記”一系列的文章。

需要明確的是，“永州八記”雖常被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但從時間、空間而言，應當被分為兩個部分來考察。

柳宗元第一次游覽，發生于元和四年（809）。他先是在法華寺遠眺，望見“西山之怪特”，于是登上山頂，欣賞到“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的景觀。其后，又從西山繼續西行，探訪未知的風景，于是發現了鈷鉧潭、小石潭。此次游覽的經過，記錄于《始得西山宴游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四篇。

柳宗元第二次游覽，發生于元和七年（812），他沿瀟水“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再次飽覽此地溪流的清幽，這便是其中《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三篇，最后還有記錄此地山中風景的《小石城山記》。

縱然“永州八記”描繪主體不同，甚至景物風格迥異，但相同點是柳宗元將自己的心情，寄托于景物之中，極為強烈。他在《鈷鉧潭記》中說：“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亦即將自己全部的落寞與困頓，通過一泓清潭，加以慰藉。某種程度上，柳宗元確實達到了“散心”的目的。但這個過程也勢必夾雜著無奈——除卻自然美景，柳宗元又能依靠什么，來抒發自己郁悶、孤寂、失落的情愫呢？

予心適無事 偶此成賓主

北宋初年的《文苑英華》，首次將“記”作為獨立的散文體裁，而宋代游記寫作也蔚為大觀，這得益于以柳宗元為首的唐代文學家，更與“永州八記”密不可分。

如果考察文學史上描述山水的作品，便會發現唐代之前，山水文章本不是獨立存在的寫作主題。早期的風景描述，或是存在于地理著作中，如酈道元兼具學理和文采的《水經注》；或存在于書信片段，如吳均著名的《與朱元思書》。

在唐代，文章與情感的關系，發生了較大變化——外物的描述逐漸與主觀的心情相融會。在詩歌上，盛唐的王、孟、李、杜都有很好的實踐；而在文章上，則是柳宗元、元結、李翱等人的開拓。簡要之，正是從柳宗元這里，山水游記，才確立“有我之境”的情景交融寫法。

《玉山丹池：中國傳統游記文學》作者何瞻教授認為：“柳宗元把自己的困境與永州的自然環境聯系起來；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可以借此表達孤獨、沮喪、尷尬、羞恥、拒絕、憎惡和其他所有與恥辱和政治流放有關的感情。”也就是說，柳宗元把永州的山水，作為自己傾訴和排遣的對象，在前后四年的兩次旅途中，我們既能看到一以貫之的苦悶抒情，也能看到隨時間而磨礪的習以為常。

“永州八記”提綱挈領者當數《始得西山宴游記》。柳宗元開篇說：“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這趟旅途本沒有什么規劃，也談不上期待，身體放松和心靈舒緩，當是這次“漫游”的目的。然而，當柳宗元發現西山，并覽勝許久后，他明確感知到“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我們可以把這句話，作為“永州八記”的寫作動機——正是由于被景物深深地吸引、感染乃至“冥合”，他才感到游覽的美好，才會想以文章記述。

具備賞景的心情后，柳宗元對景物的描寫，開始變得“靈動”起來，這也是“鈷鉧潭”兩篇游記的突出特點。比如“（溪流）流沫成輪，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余”“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這些語句多用擬人、比喻；而像“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這樣的語句，更是典型的柳氏風格。這些描寫的共性，是賦予景物生命力，與其說這是一種高超的修辭，不如說是柳宗元心理狀態的外顯。

柳宗元在游覽中，最大的觀念轉變是：作為政治上的失意人，他在山水之中，尋找到世間的“生生之德”，看似悲劇的處境，卻有他人難以體驗的“快樂”。這固然也是一種自我慰藉，當然也是一種逍遙的境界。

柳宗元曾這樣對比道：“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美麗的小丘，農人不理不睬，柳宗元卻視若珍寶。“在自然中發現美好、感悟靈氣”，正是柳宗元把情感和景物相融的關鍵，也是“永州八記”在游記文學中的開創之功。

因此，在后四篇的袁家渴之旅中，我們看到柳宗元更有自主意識地開拓和書寫。他希望自己體驗到的美好，也能夠傳遞給他人，甚至是后人。柳宗元說：“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于世。”又說：“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小石城山記》作為“永州八記”的收束，恰如其分。柳宗元在此文最后設問：造物主為什么把奇絕美景小石城，放在遠離中原的荒僻之地。他給出兩則答案，一是“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亦即安慰像自己一樣的政治失意人；二是“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造物主把靈氣用在石頭而非人的身上。柳宗元的結論是：“是二者，余未信之。”也就是皆不認可。

那么，柳宗元的答案是什么？他怎樣看待這趟旅程呢？簡要之，柳宗元認為造物主沒有偏袒人或物任何一方，自然沒有偏頗于某事某物，自然就在那里，景物也在那里，關鍵是欣賞者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

從“永州八記”中，我們澄澈地看到了柳宗元的內心，也隨著他的內心，認知永州的一山一水。我們既在欣賞別致的風景，更在體悟一個偉大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