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三十歲的“殘稿”

《少水魚》在七易其稿之后，終于寫完了。在小說的結尾，我標注了創作和修改的時間，看著那些日期，我長舒了一口氣，雙眼竟有些潮濕。我盯著“1995年冬，烏魯木齊南山，殘稿”看了很久，雖是那樣標注的，但我1993年到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上學不久就開始構思這部小說，到完成它剛好是三十年時間。

那時能入軍藝文學系讀書，是件很榮耀的事情，似乎就是作家了。我也是雄心勃勃，恨不能馬上就寫出偉大的小說，當時想寫的就是《鄉村詩篇》——我要寫一部《大地碩果》和《喧嘩與騷動》那樣的大作。無奈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寫了三四萬字，就寫不下去了，我便著手寫了另一部長篇小說《黑白》，小說寫了一個叫“黑白”的詩意王國如何崩潰的故事，1995年在《芙蓉》第二期以“長篇未定稿”的形式發表了，我很受鼓舞，便重寫《鄉村詩篇》。

小說是寫在五百字一張的方格稿紙上的，寫滿了幾大本，一共十四五萬字。但還是未能完成，最終只得擱下。

我帶著那摞殘稿，讀完了軍校，隨后去了帕米爾高原、喀什、疏勒、烏魯木齊、成都，從北京到新疆，從新疆到四川，那摞殘稿隨我在不同的軍營里顛沛。數次長途遷徙，共計近二十次搬家，丟掉了很多東西，但那摞殘稿卻一直保存著，即使稿紙發黃、變脆、起卷、磨損、生蟲，竟未被扔掉。很多時候，那部“殘稿”被放在哪個地方，我會兩三年都不知道，但有時翻找東西時又會翻出它，那時便會翻一翻，看幾眼。我發現，小說雖然寫殘了，但李宗羲那個“老不死”的，以及孟金榜、云珠和娥等人的形象卻一直活在心里，那只作為圖騰的白鳥也還在虛空里飛著。它們不死，證明它們是有生命力的，我只有把它們寫下來，才能心安。

但直到2019年，我都沒有想過去寫它，主要是我對鄉村及其詩意的理解都很膚淺，“殘稿”的野心又過大，過于追求一種“詩意”，而這種“詩意”對于小說來說，不具有建設性，只有傷害性。年歲日增，我想我對鄉村的了解會越來越多，會找到理解鄉村的路徑。但我十七歲便入伍進疆，置身軍營，離真實的鄉村越來越遠。我知道的鄉村都是“二手”的，又怎么去寫《鄉村詩篇》呢？

想寫新小說的緣起

2019年，我寫長篇非虛構《扶貧志》時，因為采訪，走遍了湘西鄉村，收集了不少素材，算是對一個局部但具有代表性的中國鄉村有了頗為深入的了解，便又有了寫這部小說的沖動。2020年，受老家南江縣符大綱、楊雄、惠芝涌三位朋友的幫助，我走遍了故鄉的山山水水，了解了它的歷史、風物、民俗、傳說、各類故事，寫了一系列散文，然后，重寫《鄉村詩篇》的想法就更強烈了。

作為作家，我寫作的主旨一直沒有變，還是想通過這部小說去更深入地探索人性的幽微，表現我們所處世界的荒誕。為了做到這一點，我一直都在設法更多地向現實靠近，這也是我一直以來都會去寫一些非虛構作品的原因——這是我不被書齋所拘，能夠走在大地上、曠野間，與這個異常復雜、日新月異的社會保持接觸的途徑。通過這個途徑，我能感受到一個時代的冷暖，感受到不同人物的悲歡離合與痛苦哀愁，這些人的經歷往往也化成了我的經歷，這使我的想象不是憑空產生，而有所依托，我的虛構就有了一個我能感觸到切膚之痛的真實基礎。

我心里涌動著寫這部小說的激情時，有一次，和《小說月報》徐福偉兄通電話，聊起此事，他很高興，鼓勵我一定要寫出來，我答應了。他很快就在百花文藝出版社報了選題，出版社又推薦參加了2021年中國作家協會重點作品扶持項目，并得以通過。這樣，這部小說就不得不寫了。但我用虛構的方式來把握現實的能力一直有些遲鈍。我發現，小說一旦緊貼現實，往往容易流于紀實。我決定另起爐灶。在《少水魚》這部小說中，“殘稿”里的東西除了用到幾個人名和少量細節，其他用得很少，這部小說所呈現的都是新的語言、結構、時空和想象。

除了上述原因，真正讓我摒棄“殘稿”要寫一部新小說的，是老友趙郭明的一句玩笑話。有一次，他向人介紹我時，開玩笑說，盧一萍出生于一個貧苦皇帝家庭。他說的這句玩笑話，也跟我的出生地偏僻、曾有愚昧無知的鄉親多次試圖登基稱帝有關。我把那句話用在了小說的前頭。于是，因為這句話，整部小說的敘述語調就變得荒誕了，有了黑色幽默的味道，所有故事只能重新去想象。為了敘述的方便，我把時間從二十世紀推到了晚清。但它推動小說如流水般自然向前流動，寫作也就順利起來。

至小說寫到最后，“結語”說“上述均為亡魂所述”，的確出人意料，有“歐·亨利式結尾”的效果。

正是用“亡魂所述”，使亡魂能夠把自己在晚清經歷的故事講給現在的“我”聽，這樣，它就脫離了歷史的氛圍而跟現實產生了聯系。我這么做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改變了整部小說的語言模式，避免了“鄉土化”，具有了現代感，所以，用“亡魂所述”，就過濾掉了鄉土小說的“鄉土氣”。因為沒有誰聽亡魂說過話，所以，我可以說，“亡魂都是詩人，講出來的語言就是盧一萍記錄下來的樣子。”這樣做，就給我的小說語言提供了足夠的空間，也避免了讀者對小說真實性的質疑。

我們都是少水魚

相較于“鄉村詩篇”中狹隘詩意的表達，“少水魚”更能觸及人類生存的本質——我們都是少水魚。我在農村長大，自小就時常看到水坑里的魚或蝌蚪因缺水而亡。1989年夏天，我讀高中時，曾獨自一人從四川巴中到離家百余公里遠的閬中旅行，那也是我第一次出門遠行，那次旅行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見到了嘉陵江那么寬的江。“幾水”是我老家南江流經縣城那一段的稱謂，但小說中的原型有嘉陵江的影子。我在江邊徘徊時，在心里問得最多的是，江與河的區別在哪里？為什么嘉陵江是一條江，而不是一條河？這個看似并無多大意義的問題一直糾纏于心，以致我在寫《少水魚》時，還專門寫了一節，標題就是《這是一條江，不是一條河》。那時嘉陵即使流經城市，江岸也沒怎么整治，就是一條野岸，生長著蒹葭、蘆葦、雜樹和野花野草，堆滿了鵝卵石。我走在江岸，在一個水洼里發現了幾條小魚，水洼只有臉盆大小，從印跡來看，原是蓄滿水的，但因多日未雨，我看到時，水深已不到一指，實為泥漿，魚在其中掙扎，至多到次日，它們都會因少水而死。我心懷憐憫地說了句“可憐的少水魚”，然后把它們一一捉入江水中。但魚兒在越來越少、已成泥漿的水里掙扎的樣子，卻再難忘記，我當時就覺得，自己正是其中的一條。所以，當我在二十多年后的某一天清晨，讀到《普賢菩薩警眾偈》中的偈語“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時，頓時愣住，如遭電擊，久久難以回神——這四句偈語不時回響在我的腦海里。在我準備重寫《鄉村詩篇》時，當即就在電腦里敲下了“少水魚”這個小說名，并把偈語作了題記。

這部小說寫完，有四十萬字，由金、木、水、土、火五章及引章、結語組成，總共五十五節。我寫了李氏家族百年的命運遭際，也寫了遠征與遷徙、大義與愛情。其中有戰爭和饑荒的浩劫，也有起義和革命的洗禮。故事的核心是，號稱大唐皇室后裔的李氏家族數代人，從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初，為創建新唐王國，百年間自大巴山南麓流徙到江南，再從東海荒島逆長江遠征到大巴山南麓這樣一個驚心動魄的、帶有荒誕色彩和輪回性質的魔幻經歷，其間經歷了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運動、清帝退位、軍閥割據、辛亥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同時，我將故事和人物置于長江中下游流域直至東海諸島這樣一個宏闊的地域。在這兩個背景中，我寫了“新唐之夢”的荒誕，寫了人為了生存進行的不懈抗爭，寫了刻骨銘心的情愛，以及不得不進行的流徙與遠征，從而揭示了人在多災多難的時代里難以把控的命運。其中，人的不屈不撓、行為的決絕、人心的孤獨、人性的幽微都得到了力所能及的表現。

愛情或情愛，戰爭和殺戮

小說雖然有一個流徙的背景，但是，這還是部愛情小說，有不少情愛的描寫。愛情永遠是小說創作的主題，因為它從來沒有衰老過，我相信，今人與亞當夏娃、伏羲女媧的愛情并無多少異同，情愛也是人類最古老的人性。在我的認知中，愛情也好，情愛也罷——即使是最悲傷的，也有一種瑰麗的色調。所以，在整個文本中，一直有那種緩緩流動的玫瑰色氣韻。這是整部文本最溫暖、最絢麗的色彩之一。這種瑰麗之色在《鄉村詩篇》的“殘稿”中就有，《少水魚》中更濃。對于這一點，并非有意營造，而是在故事的推動過程中，自然而然產生的。情愛場景我其實很少實寫，因為實寫則易流于情色。

《少水魚》看起來，也是一部戰爭小說，其實不然。小說有一條主線，即李氏家族數代人為了“新唐之夢”而進行的絕望的遠征，這個過程都伴隨著殘酷的戰爭，但我并沒有費多少筆墨，只讓戰爭的血腥彌漫期間，采用的是所謂“曲筆”的手法。比如，李宗羲起事之時的十萬大軍，最后余下僅一兩百人，這是夠殘酷的；還有書生孟金榜途經樂壩時，村莊殘破、哀鴻遍野，全村無一幸存，野狗和烏鴉因吃不完的死人肉而養得肥碩，這些描寫其實也是在寫戰爭；李家為登基稱帝進行了長達百年的奮斗，為此，李家兩次被殺得只剩下一口人，這也是夠慘烈的，這當然也是在寫戰爭。

我曾經身在軍旅，雖未經歷真正的腥風血雨，但讀過大量關于戰爭的書籍，特別是近現代歷史中的戰爭，幾乎都有所涉獵。讀多了，反而把自己讀成了一個和平主義者。但凡涉及戰爭，就沒有不殘酷的，所以，我不愿去渲染戰爭，特別不愿意去渲染殺戮。

我完成了“新寓言”四部曲

在我個人的創作中，《少水魚》對我來說算是一次小的突破，我完成了如下心愿：我終于寫了一部純南方氣質的小說，我當年寫《鄉村詩篇》那部殘稿，就想完成這件事；其次，我完成了自己的“新寓言”四部曲，也就是《激情王國》《我的絕代佳人》《白山》和《少水魚》，其分別是我對詩意脆弱性、欲加之“愛”、謊言的生產和“新唐之夢”的粗淺思考和笨拙書寫。四部小說都帶有虛實不定的夢幻特質，承載故事的地域很有意思，《激情王國》是在我想象中的塔克拉瑪干沙漠，當時我還沒去過那里；《我的絕代佳人》也無真實的地方，發生在我虛構的“都城”；《白山》是以世界屋脊為背景；《少水魚》則置于長江中下游流域。

我十七歲入伍進疆后，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年，在北京讀書三年，那時，我這個南方人對南方的認識遠沒有北方深，這也是前三部小說的故事發生地都在北方的原因。我2012年底回到四川后，通過大量的旅行，才開始對南方有所了解，產生了文學意義上的認知。迄今為止，《少水魚》是我第一次在一個廣闊的南方地域里去虛構一個真實的南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