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首位獲茅盾文學獎的“七零后”作家，國慶節前，徐則臣來到老舍劇場，為北京的文學愛好者詳細講解現代文學名家汪曾祺。徐則臣特別提到汪曾祺曾在一次座談會上，對年輕作家提出建議：可能需要補兩門課，一門是古典文學，一門是民間文學。

在徐則臣看來，“汪曾祺這句話放在今天也非常合適，全球化的時代，當標準與審美越來越趨同的時候，讓我們的文學成為我們自己的文學，讓中國故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故事，讓一個當下的中國作家能夠跟老祖宗接上頭，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作家，顯得更加重要。”

1

東海的少年

在我眼里，徐則臣是一位非常清醒的寫作者，不管是文學創作還是日常生活，他都能夠做出有清晰的規劃，對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在不同的路口和關鍵節點，然后想方設法往前跑，找到正確的方法，一個個去實現這些計劃。

我記得和李敬澤策劃《文學館之夜》第一季里的《心多遠跑多遠》”那期節目，我們在陳列一個個談話嘉賓人選時，不約而同把選擇了徐則臣。理由很簡單：因為他那本小說集《跑步穿過中關村》。

這期節目快到結尾的時候，徐則臣說起了還在江蘇連云港東海縣讀高中的往事：“上高三前后，是1995、1996兩年，我跑步可能是這輩子最集中的，那個時候神經衰弱，醫生說最好的方式就是跑步，所以我那時候早上5公里，晚上5公里。每天長跑完，回來沖個澡，睡覺睡得會好一些。”

從地理來看，東海屬于連云港，市區靠近黃海邊。徐則臣家所在的村莊，離黃海大概100里。東海縣過去叫海陵，意思是海邊的高地。徐則臣很喜歡這個舊名，在一些小說里常用這名字作為故事的背景地。

“可能每個人跟故鄉的關系都比較纏繞，小時候你會覺得故鄉乏善可陳，好地方都在別處，就好像生活總在別處，所以我們都要到世界去。現在說到故鄉，我會說它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因為我們的父母、祖先在那里，那是生我養我的地方，那里有我的童年和人之初的記憶。”

1978年，徐則臣出生于江蘇省東海縣青湖鎮尚莊村。父親是村里醫務室里的醫生，原來在小學教書。家里的10畝田地，主要靠母親一個人在地里操勞，每次豐收季節，豐收的糧食全靠牛車拉。很小的時候，他就學會了放牛、種地。

“農村沒什么娛樂活動，水就是我們的樂園，你可以去游泳、摸魚、捉蝦、挖藕、摘荷花，就是玩泥巴，你也得在水邊。看的很多書都是傳來傳去，早就沒頭沒尾，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哦，那是《金光大道》《艷陽天》……他看的第一本完整的嚴肅文學長篇小說是《圍城》，小時候每個假期都會重新看一遍。但我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已經把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都看了。”

在鎮上念初中的時候，學校前頭有條石安運河，江蘇省省內的最大的一條運河。他每天過橋上學，中午常去河里游泳。東海盛產水晶，河邊的沙子經常包著些水晶，他邊走邊撿。初三有一年冬天，自來水管全凍住了，為刷牙洗臉，他得端著臉盆牙具，狂奔去河邊“洗漱”。

高中階段，徐則臣離開老家去了四十里外的縣城讀高中。“我一直想要到世界去。那是一個鄉村少年遙望世界的夢，我覺得我在世界之外，縣城就是那個繁華的世界，是世界的中心，乃至世界的盡頭。”徐則臣回憶說。

在高二的時候，開始寫第一篇小說，到了高三開始寫詩。“我真正想當作家，是在大一暑假，突然覺得作家是個神奇的職業，寫作對我的誘惑很大。”如今，徐則臣是《人民文學》的副主編。十幾年前，他的工作是翻閱自然來稿，十幾年后，他已經承擔起雜志的日常工作。每天的工作需要打開郵箱，但他又怕打開郵箱，因為那里邊動不動就是讀者發來的幾十萬字長篇小說。就算文學身處“邊緣”，“邊緣”上仍然擠滿人，翹首以盼。

2

北上的運河

當我系統閱讀徐則臣的小說后，我發現最難能可貴的的，從寫作開始，徐則臣一直緊跟時代和社會變化，他為文學貢獻了一組鮮活的文學人物，在文學里記錄了70后這一代人完整的心路歷程。

從東海到淮安、南京，徐則臣最后落腳北京。對很多的外地人來說，北京是一個巨大、開闊，同時也是冷暖交織、讓人愛恨纏綿的城市。

徐則臣先開始在未名湖畔的鏡春園租房居住，不到十平米的小屋，房租一個月800塊錢。房子是違建磚壘的，頂上的是石棉瓦，沒法隔熱或保暖。平房生活不方便，廁所是室外的，也沒有洗浴間。

那會兒的徐則臣，經常騎著自行車，從北大出發，四處游走。上班則是坐公交車，穿越中關村再轉北三環，去農展館橋邊的《人民文學》。當徐則臣開始在全國文學雜志開始不斷發表小說，有了稿費收入、經濟條件好一些的時候，他從平房搬到了樓房，在北大西門外的芙蓉里和朋友合租，在老舊的小區里居住，每天爬樓。

徐則臣去西苑買菜的路上，經常能見到辦假證者、賣盜版光盤和假古董販子，還有在北大旁聽的流浪青年，還有在大街上賣苦力的農民工和人力三輪車。除了各種社會“邊緣人”，更有大量心懷“北大清華夢”的外地考研大軍。大量經濟不寬裕的考研學生或社會旁聽生，干脆就住地下室，或者直接租住大街上的旅社的床鋪，每月兩三百塊錢。

2014年，《如果大雪封門》獲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小說寫了幾位青年打工者在北京的生活狀態，以精細的語言和豐富的想象，講述了一個夢想與現實的故事。對這幾位來自南方鄉村的青年來說，大都市的生活恍若夢境，又有各種艱難，但他們卻一直心懷理想。

40歲以前，徐則臣寫出了最重要的兩部長篇小說：《耶路撒冷》和《北上》。

《耶路撒冷》小說講述的是一位專欄作家初平陽回到老家，與幾位兒時伙伴相遇，通過他們各自的人生境遇、理想追求和對往昔生活的回顧，寫出了一代人的生命和精神歷程。

由此，徐則臣的寫作，也逐漸由早期無意識轉變為問題研究式的刻意，“我的寫作要解決問題，清理一部分東西，寫《耶路撒冷》的時候我就想，70年代，這是我的生活，我寫完別人就別寫了，或者說你起碼不能輕易地寫。”那段時間，他在步行十分鐘遠的小泥灣社區租了一間房子，不去單位上班的時候，就去小屋里寫作。

“房東是個小伙子，自己住一間，另一間北向的房子租給我。我們倆都是那種除了上廁所基本不出門的人，所以極少見到對方。《耶路撒冷》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在小屋里寫出的。那間小屋沒有網絡，不寫作的時候我就讀書。偶爾寫寫毛筆字，寫完了貼到墻上自己端詳，看膩了就撕掉重寫。”

在《耶路撒冷》里，徐則臣把他認為的70后這代人面臨的十個關鍵問題，寫在了小說里。

梁鴻最新出版的隨筆集里有一篇《花街的“耶路撒冷”》。文章的開頭寫道：“《耶路撒冷》以一群出生于1970年代年輕人的逃離與重返故鄉之路為核心，探尋當代復雜的現實與精神生活，構筑成‘一代人的心靈史’。”

讓徐則臣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北上》，只是徐則臣計劃中的“大運河三部曲”系列小說的第一部。這是一個有預謀的龐大寫作計劃，也是頻繁出國以后，站在北京的徐則臣，對故鄉流淌的大運河歷史的回眸與審視。

《北上》涉及的時間和空間跨度都很大，前者一百多年，后者一千七百九十七公里，若是用傳統的整一性故事結構，做一個時空的流水賬，這小說沒一百萬字可能都打不住。徐則臣不想整得這么長，那就要找到一種新的重新處理時間和空間的方法。“花了兩年時間，我才找到這種裝置藝術的方式，讓它們碎片化地相輔相成、相呼相應，讓它們相互之間自行產生意義與張力。這個結構也是我對整體性訴求的一個嘗試。”

徐則臣在寫作上的苦心投入沒有白費：兩年時間里，他先后靠短篇小說《如果大雪封門》拿到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耶路撒冷》拿到了老舍文學獎；寫大運河的長篇小說《北上》拿到了茅盾文學獎。

3

回到文化傳統

在徐則臣的寫作規劃里，“運河”系列還有一部長篇小說《南下》，和另外一系列中短篇小說。

寫《北上》，徐則臣把自己對運河的認知做了一個梳理，同時又生發出很多新的問題、故事和想法。這些新的想法，他用了“鶴頂偵探”這個短篇小說系列來呈現，以運河邊上一個鶴頂鎮上的派出所所長的視角，去呈現發生在鎮上的故事。

很多人驚訝徐則臣的這種敘述上的變化。但徐則臣有很清晰的認識：

“我一直想用偵探或者其他類型小說的模式，把嚴肅文學想表達的東西給表達出來。我覺得文學還是應該有可讀性，所謂‘寓教于樂’，嚴肅文學不是要大家看不懂，高深的道理也不是都必須用高深的形式呈現，完全可以平易近人。”

這幾年，徐則臣一方面讀《聊齋》《三言二拍》，在古典文學中得到文化滋養，同時也在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中尋找敘事資源。

徐則臣想讓自己的寫作與歷史與文化傳統接上頭，尋找中國文學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地方，尋找中國文學的獨特性。在他看來，想讓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必須有這種獨特性。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囯人跟別人交流，的確要拿出足夠的、可供通約的那部分東西，讓我們的表達跟別人之間有一個最大公約數。“這公約數越大越好，這是相互理解溝通的前提，否則就是雞同鴨講。”

徐則臣對于文學要表達中國人的生活，要寫好中國故事開始有了一種執念，他越來越覺得，要寫出我們中國人之所以是中國人，一定跟傳統文學、古典敘事資源之間有密切的聯系。他努力想把這個聯系給接上。

這些年，徐則臣的閱讀、寫作，包括個人的興趣，都在逐漸地“往回走”，“并不是說我們老祖宗的東西都是好的、都可以用，不是這樣，而是希望從老祖宗那里得到啟發，找到有用的，或者說看看有沒有可能做點化腐朽為神奇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