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里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此言自有其真理性。但若細究，我們或可認為，王國維此言談的是另一個意思：“文體”因時而化、興亡隆替，但“文學”終歸是超歷史的美學或藝術范疇。

毋庸諱言，在當下的文學受眾與普遍的閱讀期待中，短篇小說已然“小眾”。當然，短篇小說的遭際，并不是由互聯網的普及與手機閱讀的興起所導致的。實際上，早在有作家驚呼“文學失去轟動效應”的年代，隨著視聽藝術的異軍突起、隨著娛樂精神的商業化發酵，短篇小說便在“失去轟動效應”的文學中被擠迫至邊緣。互聯網的普及、多媒體技術的涌現、智能手機的推廣以及碎片化閱讀的興起，只是加劇了這種命運。在失去“凝視”能力的一代閱讀風潮中，碎片化閱讀甚至“羞辱”了短篇小說的“篇幅”：因為它不夠“碎”，從而不得不眼睜睜看著各式粗鄙的段子爆屏，甚至不得不驚詫于久遭潛抑的詩歌友鄰忽如一夜突然霸屏。構成反諷一極的是：由于人們在碎片化閱讀之余，仍有對探求“總體性”的內在渴望，因此，長篇小說一躍而為文學品類中最受歡迎的一種。資本的策略性推動，使長篇小說受歡迎的程度被包括銷售紀錄一類的魅人數據、影視改編一類的出圈現象所加持。從文學的專業角度出發，我們大約只能無奈地以“小眾”之謂來看待短篇小說。

然而，就像在神性冰解、世俗凸顯的時代人們追問“詩人何為”一樣，或許，我們也仍然可以追問：短篇小說何為？

兩年半前，在一個學術會議上，我曾就“文化產業時代的文學發展與前景”這一議題發言。我想在這里由此出發，簡單談論一下“短篇小說何為”的問題。

現代意義上的“產業”或“產業化”，是工業革命之后的產物。任何一個產業體系，都不外乎是一個圍繞制造（生產）和市場（消費）而運轉的經濟體系。那么，今天，我們的文化或文學的生產已經“產業化”了嗎？——或許，我們至少得部分地承認，情況的確如此。于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當下的文化或文學，已悄然地改頭換面，從上層建筑——一種特殊的上層建筑，向下“超越”而為經濟基礎，從形而上轉為形而下，來了一次大幅度的“范式革命”。這還是文化或文學嗎？我想旗幟鮮明地指出，產業化的文化或文學，和我們目下談論的文學是兩個概念，前者是產業，后者是事業，這是充滿悖論和差異的兩個大概念。

作為一種必要的區分，我想指出，網絡文學是“產業化”文學的典型樣態。以我的認知，網絡文學毫無疑問的是互聯網經濟的衍生物。互聯網經濟背后有兩個支撐性的物件，一個是技術，一個是資本，這是后工業時代典型的行業聯動式的經濟體系。網絡文學在這個體系中被生產出來，目的是為了產生利潤，產生經濟效益，產生經濟基礎之為經濟基礎的一切，而“審美”“文學性”常常不過是一種為攫取流量而進行的經濟類算法的余數。在網絡文學之外，如果還有其他所謂“產業化”文化或文學，那么，其實質都不過如此而已。

退一點說，雖然今天的文學尚未被完全產業化，但我們確乎已然置身一個勃然興起的產業化時代。產業化的大潮正在沖撞并試圖吞沒我們的文學。別的不說，僅就文學在與它直接相關的其它各類產業的逼迫下，處境也是高度局促的、充滿危機感的。在這種處境下，文學就面臨著被縮略和被化約的命運：今天的人們不再需要通過吟誦唐詩來抒情詠志，因為年輕人更依賴流行音樂來達成這樣的滿足；而敘事的部分則可以通過電影、電視甚至抖音小視頻，來取代我們曾經對小說的熱愛和依賴。

但是，盡管如此，文學仍然不會消亡，它仍然會有作為。在產業化時代，公眾的閱讀和我們今天談論的文學創作之間將越來越不直接發生關系，盡管如此，文化或文學產業仍需要文學提供高端的語言、形式及美感形態，優秀的作家和高端的文學還會繼續存在，在文化產業鏈的高端提供可被復制、可被移植、可被化用的樣本，提供可被稀釋、勾兌的“原漿”。只不過，隨著文化或文學產業的發展、發達和不斷推進，那些無法被公眾直接閱讀的作家，那些在高端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將可能陷入“杜甫式的命運”。我們都知道杜甫生前沒有得到過文學的榮耀，死后一百多年才在韓愈、元稹等人的贊譽下享有殊榮。所謂“杜甫式的命運”，就是說，這些作家很有可能得不到本來應該獲得的回報。這是一個比喻，用來說明作家在文化產業化之未來的處境和命運。未來的作家，全世界的作家，可能都會面臨杜甫式的命運。

短篇小說何嘗不是如此。短篇小說的確是文學的藝術高地，短篇小說在，文學性就在。而短篇小說在今天的作為，一如文學在產業時代的作為，并且，它更是樣本中的樣本，高端中的高端，是針尖的蜜蠟。短篇小說以“杜甫式命運”自況，只是想說明和強調，它不是過時了，它只是以自己的方式為文學事業、為人類精神默默做著重要的貢獻。

王侃，浙江東陽人，文學博士，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國電影等。在各類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出版有《詩與思的維度》《敘事門與修辭術》《時見疏星渡河漢》等著作十余部。曾獲第三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第五屆中國當代文學優秀批評家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