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讀顧農先生新著《歸去來：不一樣的陶淵明》（中華書局2023年7月出版），很是欣喜。顧先生與我，皆已步入衰朽之年，簽贈我的扉頁，他特意題了一句：“此書既出，我也就歸隱了。”數年前他完成的這本洋洋灑灑三四十萬言宏著，多磨之后遂了出版好事；今我拜讀下來，又禁不住能感慨幾句，面世，感慨，均為先前未曾料到的。陶淵明研究，我于門外遠之又遠，豈敢指陳書里得失，然而書名中“不一樣”三字令人眼睛一亮。平素我倆屢次聊及“不一樣”這個話題，現今他訴諸筆端，想來會引起學界矚目。

自古國人有“獨尊”的學術遺習，研學好“隨大流”。要發表一己感悟，往往思慮再三。稍不留意，就被視作“另類”“異端”——很不討喜的標簽，若升級為“邪說”，則禍害近身。現今雖已改觀，但不敢言已盡數消除。每年生產的論文、論著，多得愁人，愁后世學者哪能讀得過來；不讀卻放心不下，有悖窮盡資料的篤實學風。問題更在，這許許多多論文、論著，其說“一樣”者比比皆是。無休止重復誰也不能反駁的“太陽每日從東方升起”的真理，至于升起時間的遲與早，天氣的陰與晴，種種，少見論析。當然，作者、著者也有苦衷，屈從于并無效益卻很有威力的學術評價機制或慣常行徑，只寫東方升起，最為太平無虞。申請立項，答辯學位，不得不顧忌到評委大人的固有學術觀點。坦陳“不一樣”的見解，在年輕學子，豈能不掂量掂量其風險。這本《歸去來》面世便不太順暢，多少與此有點兒關聯。自然科學的規律，近親繁殖易衰，雜交才得強盛。社會科學亦然，當鼓勵創新。罷黜百家必萬馬齊喑，逢學術“亂世”而出英雄。遠眺“戰國”的爭鳴局面，近觀“五四”的更新氣象，照照學術史鏡子，或有助我們看清楚一些時弊。

與“獨尊”相關連，學術主流往往受時代背景掣肘，背景變化主導意見隨之“翻燒餅”。不少民國作家，若干年來受貶不見天日；若干年后又完美得白璧無瑕。例子并不鮮見，時陰時陽的學術環境，我們全經歷過的。就說未得經歷的歷代陶淵明研究，也是一時一個風尚。一度定格他為“田園詩人”，渲染他的閑情。因而魯迅指出，陶詩并非全然不問世事，也有它“金剛怒目”的一面。魯迅本人，被奉作文化“圣人”多年，也曾經一度被說得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魯迅既不是圣人，更不是凡人庸人。有這一面，也有那一面，立體地看，不要被投槍、匕首遮掩了他的“回眸時看小於菟”。他與許廣平斗氣，躺曬臺地上一整夜。此刻的文化斗士，于可敬之外顯露了可愛。聞這些年的陶研時尚，多強調他政治意識強烈，頌揚他忠于前朝東晉政權。人是復雜的，作家的復雜尤加一等。我們不少文學史著作，特別是集體編著的文學史，往往寫成作家光榮榜。學府的文學教育，社會的知識普及，熟知辛棄疾的“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大多不知他還寫過似絕然相反的作品。看《行香子》這一首：

歸去來兮，行樂休遲。命由天富貴何時。百年光景，七十者稀。奈一番愁，一番病，一番衰。名利奔馳，寵辱驚疑。舊家時都有些兒。而今老矣，識破關機：算不如閑，不如醉，不如癡。

再看《西江月·示兒曹以家事付之》：

萬事云煙忽過，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早趁催科了納，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情緒的頹唐，行世的消極，這般放任，毫不掩飾。單就數量言，這類詞作遠多過“氣吞萬里如虎”，此一時彼一時。我們的文學史教科書更不能像體育運動會，只認最高成績。學術研究，不妨“以偏”，也不可“槪全”。

顧先生說，學界已捧陶淵明上了神壇。他在《歸去來》引言里申明：“只有把陶淵明請下神壇，而自己站起來平視這位大詩人，才能看清他的優異之處，”這可謂顧農先生撰寫此著的主旨，我十分擁護請下神壇。說到平視傳主，未免過于謹慎。即使說俯視，又何嘗不可。我無意鼓吹歷史虛無主義，縱容學術態度傲慢。著者大抵不及傳主高明，絕無資格傲視。但借助時代優勢，大可俯視逝去的古人。不論如何杰出的古代作家，自有種種個人的局限以至缺憾，歷史局限尤其難免。如果研究不能居后臨前，居高臨下，歷史豈不沒有前進了嗎？

上面的再度感慨，絮絮叨叨，無甚高論。其實學人們背底下談論多多，我只是敲鍵盤擺上桌面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