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翎，浙江溫州人，海外華文作家、編劇。代表作有《勞燕》《余震》《金山》等。

叢治辰，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張 翎：我一直都很關注災難和創傷題材，其中也包括戰爭。我最廣為人知的小說應該是《余震》，后來被改編成電影《唐山大地震》，也就是說，從2007年起我就在關注災難、戰爭、創傷的問題。

我在國外的職業是聽力康復師，一開始我挺恨這份工作的，好像它拿走了我8小時寫作的時間，但后來跟它也磨合出了溫暖的感覺。因為我在工作過程中接觸到了很多不一樣的人，明白了這8個小時所給予我的營養，如果我不做聽力康復師，是不會擁有的。我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診所里工作了17年，除一些老人之外，接觸最多的就是從各個戰場上下來的退伍軍人，還有一些戰爭難民。雖然我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但他們經歷過，他們身上的創傷和苦難，我是親眼所見的，這對我而言是一種警醒。災難和戰爭是有始有終的，起止可以界定，但它帶給人的災難和影響，是不可界定的，這讓我感觸很深，所以有了《歸海》這樣的作品。

《歸海》是我“戰爭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之所以不叫“戰爭三部曲”，是因為我想講述災難帶給人的影響。《歸海》最早是用英文創作的，名字是《Where Waters Meet》,直譯為“水相連的地方”，或者說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中文版的名字和英文版肯定要有契合的地方，想了很久，最后想到了《歸海》，保留了水的意象。一位飽經劫難的母親，走過千山萬水，從我的故鄉溫州出發，越過太平洋，來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最后帶著對故土的無限眷戀歸家。

寫作這本書，我覺得困難還是挺大的。《歸海》早在我的寫作計劃之中，但我一直在猶豫用哪種語言寫。這是我的第一部英文書，寫作過程中總有一種感覺，就是腦子在找舌頭。腦子里有一千個想法，排著隊要跳出來，但舌頭經常找不到。等到它們終于相見的時候，就產生了一種火光四射的感覺，非常奇特。用第二語言寫作讓我突然年輕了一把，重新找回了當年寫第一本小說時的感覺，也學到了很多新東西。走過這么一遭以后，我感覺自己是有所成長的。

我特別不希望評論家們說我是一個成熟的作家。讓別人成熟去吧！我寧愿慢慢地、磨磨蹭蹭地這兒走走、那兒撞撞，也許會撞得鼻青臉腫，但沒有關系。讓我再成長一會兒吧，我不要那么快成熟。

叢治辰：成熟實際上是衰老的開始，就像張翎說的，“不成熟”才是最好的表揚，“成熟”有時也意味著“懶惰”。張翎在寫作中也確實展現出一種敢于“不成熟”的狀態和勇氣，她每本書的寫作主題，以及對主題和內容的處理方式，似乎都在給自己找麻煩。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作者的特征，就是他/她永遠都不滿足于自己之前的創作，不停給自己找麻煩，但其中又有一以貫之的東西，比如對人性的關注。其實每個人都生活在宏大之中而不自知，好的作家應該把這種現象揭示出來。

我曾經去看望過一個長輩，他是鎮上第一個共產黨員，參加過朝鮮戰爭，眼看著同鄉戰友在離自己三五米的地方犧牲。他是20世紀20年代生人，和《歸海》中的袁春雨差不多。在閱讀時我意識到，在這100多年來的波瀾壯闊的歷史中，每一個中國家庭、每一個家庭成員，其實都有可能隱藏著某種宏大敘事，具有強大的力量。

中國文學中的戰爭題材作品并不少，但可能因為我們的歷史太過波瀾壯闊，所以我們對戰爭題材的書寫還有很多不足。在我們的文本當中，戰爭通常是一個如青銅器般堅硬的東西，寫作者需要在把握戰爭中的人性方面多加努力。在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當中，我們可能完全不會意識到歷史跟我們的聯系，就像我如果沒有跟家里那位長輩聊天，也就不會意識到，一個慈祥、安分甚至木訥的老農，實際上跟那樣一種宏大歷史聯系在一起。把戰爭和人性、和人的日常生活聯系起來，我覺得這是《歸海》的一個發明，也是這部小說特別有價值的地方。

張翎在敘事中層層推進，不斷地埋線，把各種線索編織成一張網，對人性的描寫隨之不斷向縱深發展。小說的結構設計非常精巧，這種設計是為了把故事講得好看、深入，而不是故意給讀者制造麻煩，讓讀者要花費很大力氣才能進入其中，跟讀者“拼智商”。寫作技巧的使用，不是為了“炫技”，而是為了使小說既親切又有門檻。所謂“親切”，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讀進去；所謂“門檻”，就是每讀完一章，甚至每讀過一遍，可能都會有不一樣的發現。這是這本小說漂亮的地方。

說到雙語寫作，可能換一種語言對寫作真能起到正向作用。當我們久處在同一種文化環境、文學氛圍中的時候，很容易會感到一種疲態，這時就需要另外一些東西來刺激，構成一種對照關系。我們的母語也是需要不斷的外來刺激，才能擦亮它本身的光澤。

英文的語調似乎有一種音樂性的綿延，中文相比之下比較干脆，不是黏黏糊糊的，連綴有大量的形容詞。這讓我想起阿城的《棋王》，之前很多作家都是用西方的敘事方式來講中國的故事，很少有作家用非歐式、非翻譯腔的語言去寫作。《棋王》出來之后，立刻引起大家的驚詫，有人談到阿城的語言特別好，好在它很“瘦”。什么叫“瘦”？就是他做了減法，刪掉了形容詞。所有的形容詞都可以用動詞和名詞的組合來替換，描寫都可以通過敘事來完成。

《歸海》的敘事也是如此。小說使用了大量的白描手法，它不大直接寫心情，每個人物的悲痛也好、尷尬也好，包括夫妻之間極其微妙的撕扯，其實都很難用形容詞去描述，但是用名詞和動詞的組合，就把它全都講清楚了。這樣的手法就是白描，是一種最傳統的、中國式的小說手法。所以這也很有意思：一個在加拿大生活多年的人，當她使用兩種語言進行寫作的時候，在另外一套語言系統的映照下，她可能突然發現了自己母語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我還有一點感觸，就是在中國讀者或美國讀者眼里，《勞燕》或者《歸海》都是一部傳奇。這很符合我們今天的閱讀趣味，因為我們今天幾乎是被“傳奇”所籠罩的，每天都能夠看到傳奇，那些新奇的影視作品不斷在刺激我們的神經。但我覺得，中國式的傳奇從來不僅僅是傳奇，中國式的傳奇總是能在日常的層面落到我們內心深處，然后擊中我們。所以我希望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既能注意到它傳奇的一面，也能注意到傳奇中日常的一面，這也是為什么我在發言的時候，會從我個人的經驗談起。我相信這種個人經驗，是每個讀者在閱讀的時候都會被文字激發出來的。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那位長輩一樣經歷了戰爭，但是類似的經歷會在精神層面、尊嚴層面，以種種方式施加于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家族，這是傳奇當中不傳奇的部分。

張 翎：《歸海》實際上就是關于水的傳奇，也是關于女性的傳奇。為什么我一定要使用水的意象？這個跟我對女性的認識有關。女性除了要承受戰爭施加給所有人的那種災難之外，還要承受某種屬于女性的恥辱，這種恥辱不僅是戰爭賦予的，也是我們傳統的社會偏見賦予的。人在面對逆境的時候，總會有某種應對（我不想很俗氣地講“反抗”），我覺得男性的力量是有爆發力的、響亮的，會讓我想起鋼鐵、巖石一類的東西；但女性，比方說小說里的袁春雨（她的名字里也有水），她們的應對方式就像水。水是世界上最能順應環境的東西，把它倒在盆里，它是圓的，倒在木盒里，它是方的。無論什么樣的河床，只要它一進入，立刻就會適應這個環境，所以只要有一條縫隙，它就能夠穿越、能夠存活。“存活”在我的詞典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有存活，才能有所有的可能性，所以我把我的女主人公形容成水。她不是《紅樓夢》里那種潔凈如冰雪的水，而是泥水，雖然看上去是污泥濁水，但她既能夠滋養萬物，也能夠保全自己。她能夠在最艱難的時刻保留性命，在我看來，她是世界上最具有強悍生命力的人。我要向這樣的女性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