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至2021年，我陸續寫出了《我在北京送快遞》一書的內容；隨后，我就著手進行第二本書《我比世界晚熟》的寫作。2023年3月，當《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時，《我比世界晚熟》已經寫完半年了。因為晚熟和家庭教育的原因，我在離開學校之前，幾乎沒有什么個性可言，對人生、對世界沒有自己的價值標準，而且意識不到人還需要一個這樣的東西。我的心智和觀念都是我真正踏入社會、并不斷地遭遇各種人和事之后，才一點點地成長起來的。因此，我在寫作中，就想記錄下自己的經歷，并進而剖析自我精神“社會化”和“去社會化”的歷程。

我沒有全面分析這個社會的能力，那也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不是一個公共寫作者，而是一個個人寫作者；我在寫作中只關心我自己，但我相信只要無限地深入到個體的獨特性中，必然會在更高的層面融匯于普遍性。畢竟，我不是一個特例或孤立的個體，我出生時和其他嬰兒并無太大區別，同時我肯定是這個時代和社會、某些文化和觀念的產物。當我追究自己是怎么變成今天的樣子，以及我的經歷和處境是如何一點點形成的時候，這一追究的過程必然會發掘出遠比我錨定的目標更豐富的內容。

或許寫作之于我，就像砥礪自己的精神，并非一蹴而成，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對往事進行反思和消化，并體現在語感的不斷澄清和沉淀中。雖然和我本人一樣，它伴隨著無數的缺陷和局限，但完成這次寫作，使我對自己的將來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以及更多的自重和堅持。在這個過程中，我對過往不同時期的自己，以及當時的遭遇和處境等，都不同程度地產生了新的理解、感受和認識；甚至對于我在進行的寫作本身，我的認識也在不斷地發展和深入。

《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后引起了一些社會反響，大概因為這個題材本身就很受關注。為此，我接受了不少采訪，也受邀錄制了一些播客和視頻，以及參與線下的讀者分享會。這些經歷對我來說都是特殊和陌生的，它們豐富了我的經驗、見識和感知，也為我看清楚自己提供了更多角度。和記者、讀者的交流，經常給予我啟發。他們有時會從我意想不到的角度，提出一些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問題。這些問題會推動我的思考、拓展我的認知。

過去的幾個月里，我收獲豐富，盡管這些收獲并不建立在寫作上，但終將體現在寫作上。我對待寫作的態度，這些年來，是有沖動的時候寫一陣，沒有沖動的時候就去做別的事情。我最初選擇寫作，肯定有受到逃避現實困境這個潛在動機的驅使，哪怕它不是唯一的、決定性的因素。但假如不是借助寫作，我大概很難有機會對自己作出那么全面和深入的檢視——當寫作對我具有了這種意義，它就已經不再是一種被動的逃避，而是主動的“成為”——成為那個更完善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