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想來，這本書的起源也許來自小時候記憶里的江心嶼。我小時候住過外公家在甌江邊的房子。那個房子不小，前面有陽臺，后面臨江，有一道石頭砌成的坎，搭著一個葡萄樹架子。退潮時，涂灘上爬滿小跳魚小螃蟹，漲潮時江里是滾滾黃水，可以釣一種叫黃刺的小無鱗魚。抬眼望去就是江心嶼。西塔是尖頂的，東塔頂卻是平的，長面還長著一顆樹。那時經常會去江心嶼，有時坐船，有時游泳過去。在東塔下面有一個漂亮的建筑群，當時是工人療養院，后來才知這是早年的英國領事館。塔頂原來是有飛檐的，英國人嫌海鳥在上面聒噪，把飛檐拆了成了現在的樣子。

我成長的六十年代是個革命年代。在溫州這個小城里我還是感覺到外國人留下的氣息。我家六四年搬進一個大院，叫財貿宿舍，里面住了地委機關的干部家庭，大部分是北方來的南下干部。我們家住的房子在二樓，看起來是新的，但和下面的結構不一樣，是在一個西式平房上加層的。院子很大，有幾個建筑群，通過十字交叉的長廊，連接著大院中間的一口水泥井壁的深井。院內種著本地不常見的果樹，先前有香蕉樹，后來還剩下幾棵柚子樹。這個大院原來是個修道院，解放后被收了，用來做機關干部宿舍。我就是在這個修道院的房子長大的，一直到結婚后。在我家大院對面還有一個天主教堂，文革中天主教堂變成了一個小紡織廠。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這個教堂內，那時才十六七歲。在英國人造的教堂穹頂下干了幾年的活，心靈一定會留下什么影子的。

我的祖父去世早，我才十一二歲。他是個小老頭，和別人有點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抽一個煙斗。他在世時我搜尋他的那個雕花的柜子，里面有一些早年的外國畫報，尤其印象深是一個金發女郎，一個男的好像往她嘴里喂食什么東西。他的一個盒子里還有一些解放前的紙幣，大概是金圓券之類。那時我聽說過祖父之前在往返上海的客輪上做過茶房頭目。還有一個記憶是他從花邊廠退休的，還記得退休那天廠里打著鼓送來退休證和一把藤椅。多少年過去，一直到2015年左右，我才正式知道祖父在上海還有一個家庭和子女。那年我父親在上海的同父異母的姐姐的兩個女兒要來溫州看望我父親（她們的舅舅），還要去給我們共同的祖父掃墓。我去火車站接她們，雖然從來沒有聯系過，血緣的關系讓我們一下子就覺得很親。她們一開口就說祖父是個很有錢的人。這讓我很奇怪，因為我知道爺爺是個小老頭，窮得都沒什么給我買過什么東西。表姐妹馬上舉證，說祖父自已有一條船，會開著船見她們，每次都會帶著一簍楊梅。她們還說爺爺還有個挑花局，我起先聽不明白上海話挑花局什么意思，后來明白就是個繡花的工廠。她們說的事情有一個細節是那么可信，因為溫州的楊梅是用竹簍裝的，她們肯定是見過才說的出來。還有她們說的挑花局和我所知爺爺從花邊廠退休的也對的起來。或許這個廠之前真是他的，后來被公私合營。我后來寫過一個中篇小說《爺爺有條魔幻船》，發表在《收獲》上。

1976年我離開了教堂工廠去當兵，四年后退伍回到了溫州長途汽車運輸公司工作。這個期間之后溫州民營經濟迅速爆發，溫州人遍布全球每個角落尋找自己的機會。我自己沒想到居然也跑到阿爾巴尼亞呆了五年，然后轉到了加拿大定居至今。我非常幸運的是，在離開故鄉十多年后，在2005年重新開始了寫作，而且產量頗高。在這些作品中，故鄉的早期記憶給了我很多寫作素材和靈感。我很想寫一本完全以溫州為背景的書，像帕慕克寫伊斯坦布爾一樣。我以前在外地出差，如果對面過來一個溫州人，不用聽口音就能看得出來，溫州人的模樣舉止都有很高辨識度。我知道溫州的確有很奇怪的地方，尤其是語言，都說是因為過去和外界隔離閉塞所致。然而溫州人其實很早出洋，歷史上文化名人一大幫，我看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溫州同鄉會照片，一次聚會都有上百人，說明溫州并不閉塞。我很想寫出我幻想中的溫州，或者說文學中的溫州。我心里其實一直早有一張藍圖。我退伍后在汽車運輸公司工作期間，當過辦公室主任，公司的檔案室在我管轄之下。當時溫州的交通十分落后，除了通上海的海輪，其他全靠公路運輸，沒有鐵路和飛機。來溫州搞汽車運輸的都是外地人，是解放后按軍事編制從外地過來的。我管轄的檔案室里面有幾千人的檔案，其中不少是死者 ，無論生者死者，都是和溫州公路汽車運輸有關系的。我私自查閱了部分重要人物檔案，看到很多令人難以忘懷的故事。我管這些檔案箱子叫“鐵箱”，萌生從鐵箱檔案開始寫一部關于最初打開溫州公路運輸的那些人的故事。為此我開始查閱本公司的企業史，浙江交通史，中國交通史，溫州近代史料，眼界慢慢被打開，百年前溫州那段混沌初開時期變得栩栩如生，人物都走馬燈一樣活了起來。很多人物和事件都是小時候刻在記憶里的，比如書里一開始就提到的潘師長。我小學時學農經常會去鄉下巨溪的潘鑒宗大宅，那個房子是我小時候見過最大的房子。知道了主人是個舊軍閥，在段祺瑞手下的。長大后對他了解多了，還知道他的女兒叫琦君，是臺灣有名作家，寫過《橘子紅了》，黃磊演的，溫州有她的文學獎。還有一個是吳百亨，我們那年代的人幾乎都熟悉這名字，現在他創造的品牌“擒雕”煉乳也許還在。他還有西山陶瓷廠，是最有錢的人。電燈公司的創辦人柳雨農人物也有原型，叫楊雨農，他有巨大的花園式大宅在花柳堂，解放前一直是溫州工商界的頭面人物。還有一個人物就是我自己的祖父，他魔幻一樣的人生增加了我寫這部小說的興趣，想要好好寫寫自己先人。小說的主要人物在我的溫州記憶里是找不到的，他沒有人物原型，但存在于我的潛意識里，準確地說，是在我的“鐵箱”里面的眾多魂靈中。我覺得這個家伙像孫悟空一樣還壓在石頭下，在鐵箱里翻著跟斗，撞來撞去咚咚作響。我知道要做開辟公路運輸那么一件事情，安排在一個外來的異鄉人身上比較合適，事實上，溫州的交通運輸也一直是外地來的人在做。因此我虛構出了馬本德這樣一個人物，他的血氣來自于“鐵箱”里眾多溫州公路運輸前人先驅。這個人物第一件要干的活，我讓他用上洪荒之力把汽車拆了抬過高山運入溫州。從這個情節開始，我得慢慢展開我的小說寫作了。

我慶幸把時間定在這一個階段，幾千年的農業文化孤城開始照進工業文明曙光。溫州這地方接受工業文明比較早，地處海邊，和上海和臺灣海路往來密切。地方本身文化淵源好，讀書人多，腦筋開放。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江心島上的英國領事館。傳教士很早就進入溫州，深入城鄉，教會產業遍布城內。我雖然生在溫州，耳濡目染一些事情，但是對于一百年前的溫州情況其實所知甚少。那段時間，我讓自己穿越回到那個年代，唯一的途徑就是查閱資料。可疫情爆發，三年回不了國。手頭剛好有一堆《甌風》書冊，方紹毅先生編的。我幾乎查看了每一篇文章，尋找一點點有用的材料，后來方紹毅給我發來溫州解放前舊報紙數字化的匯編，體量相當大，讓我可以自由在里面爬梳。這些舊報章偶有非常生動的細節，比如記載到朔門頭一場火災，是因為打漁的鸕鶿客為鸕鶿烤火引起的。鸕鶿白天在水里抓魚，羽毛進了水，夜里得用火烤干它們才不會生病。我深知外國傳教士對近代溫州有很大影響，花了很大功夫查找這方面資料，還拜讀了沈迦先生了不起的著作《尋找·蘇慧廉》一書。我后來得知了溫州歷史專家胡珠生寫過一本《溫州近代史》，趕緊在孔夫子舊書店高價買了一本，可是疫情期間無法快遞過來。好在溫州大學的金丹霞老師從大學系統幫我搞來電子版。我記得已故何瓊偉前輩寫過一個吳百亨的傳奇故事，拍過電視劇，達式常演的。我想盡可能多地搜集吳百亨的素材，就千方百計找到這本幾乎已絕跡的書。書買到了，可無法快遞過來。只好讓我妹妹把每一頁拍下來用圖片發給我。

材料是永遠找不完的。到了我認為已經夠我支撐想象力時，我就關上這個門，開始了寫作過程。這個就像日本人三島由紀夫說的：在做好大局構思之后，接下來的活要一鑿子一鑿子鑿出來，沒有別的捷徑。很難說清楚我是先設計情節再添加人物，還是根據人物的行動來展開情節。我覺得是不可區分的，是同一個過程，同一件事情。說不清哪一刀是為情節，哪一鑿為人物。鐵箱里的幽靈變活了，成了馬本德，按照韓敬群總編說法他進入溫州的社交圈像一頭野象闖入瓷器店。我從網絡上找到墨池坊原來溫州文聯所在的那個洋樓是一個平陽的婦女所建。她早年沿街賣玉蘭花賣針線活，后來到了溫州用機器織襪子，發了家成為作坊主。遲玉蓮這個人物就是從這條線索而來的。柳雨農和何百涵則都有真人真事作藍本，《海晏》號船主陳阿昌用了我爺爺真名，故事有虛有實。我為了小說的整體平衡，壓制了寫自己爺爺的沖動，給他分配的文字不很多。我要提一下書中那個英國護士竇維新，我用了她真名。她是個真實人物，墓碑上的文字現在還在永嘉鄉下。她病死在溫州，才36歲。我下次到溫州，一定會到她的墓前獻上一束花。

事實上，當我進入寫作過程，就會被一種力量控制。就是總會想把小說寫成想象力飛翔的作品，超出現實的狀態，就像卡爾維諾寫《樹上的男爵》一樣。而我在寫作中飛翔的基點在于馬本德在金鄉的內湖里看見了水下祖先的戰船遺骸那一刻的意象。十多年前我在加拿大和美國交界的休倫湖的觀光游船上看到過清澈的湖底那些沉船的影子，像是水底下的幽靈。這個意象在我寫到馬本德來到金鄉遇見族人，去觀看祖先的戰船遺骸時突然變得很強烈，它讓我寫出了馬本德和遲玉蓮的故事，還最終讓馬本德帶著族人回歸北方。

歷時三年多，我終于完成這本書稿，并得以問世。溫州自從改革開放之后非常引人矚目，惠譽過半，有很多紀實或虛構文學影視作品說溫州，基本說的都是近幾十年的事情。我這本書是從近代源頭說起，寫出溫州一百年前天工開物時期圖卷。都說溫州神奇怪異，這本書會顯現神奇之前的蛛絲馬跡。話說回來，我寫的已經不是真實的溫州，是一個夢幻中的孤城。所以我用了一個W的代號，為W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