忝為在高校中文系從事教學和科研的學者，撰寫學術論文是題中應有之義。所謂學術論文，自有其一整套越來越復雜的學術規范，除了正文，還須有內容提要、關鍵詞、引文注釋、參考文獻等等，不一而足。我也確實按照此規范寫過一些偏重于考據的學術論文，雖然寫得并不很多。這主要是因為我其實更喜歡寫書話類文字，我在內地出版的第一本書，書名就是《撈針集：陳子善書話》（1997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當然，書中所收并非篇篇都是“書話”，還有書評、新書推薦文之類。

何謂“書話”？書話大家唐弢先生在《晦庵書話》（1980年9月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序文中，有過如下的論述：

我以為書話雖然會有資料的作用，光有資料卻不等于書話。我對那種將所有材料不加選擇地塞滿一篇的所謂“書話”，以及將書話寫成純粹是資料的傾向，曾經表示過我的保留和懷疑。

書話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它給人以知識，也給人以藝術的享受。

第一段話意思很明確，書話理應提供新鮮的資料，但僅僅做到這一點還不夠。第二段話更有名，對書話提出了應該具備“四要素”的具體要求，經常被論者引用。我認為唐弢先生把書話的基本特征大致說清楚了。不過，也有論者對“書話”提出過質疑，認為并不存在所謂的“書話”。但我想學術研究本來就應該各種觀點并存，不必也不能強求一律。

在我看來，除了唐弢先生有兩本書，即《書話》和《晦庵書話》以“書話”命名，阿英、趙景深、黃裳等文壇前輩的一部分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字都可歸入“書話”之列，黃裳先生甚至把自己的這類文字總題為“擬書話”，今年 5 月去世的姜德明先生更是名副其實的當代“書話”大家。令人遺憾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學界對他們在不同時期所寫的研讀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話關注不夠。這是很可惜的。好在現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書話的博士論文也已經問世了。

唐弢先生無疑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家，這有他主編的三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為證，也有他寫的一系列研究魯迅和其他現代重要作家及文學史各個階段各種現象的論文為證。但我還是更看重他的書話，因為我從他的大量書話作品中既得到了許許多多他的文學史著作中沒有的現代文學史“知識”，同時也得到了“藝術的享受”，兩全其美，豈不更好？有一次我當面委婉地向唐弢先生表示過這個想法，他笑答曰：你是這樣看的？

作為有名的散文家，唐弢先生提出的書話“四要素”中，有一個是“一點抒情的氣息”，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我雖然喜歡寫書話，多年來樂此不疲，但“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或許還能不同程度地做到，但“一點抒情的氣息”，卻委實難以企及，因為我的文字一向比較枯澀，“抒情的氣息”實在很稀薄。不過，我也努力做了自己的探索。

以唐弢先生為代表的一代書話作家，大都寫一本本具體的書，即以文集、詩集、譯文集等為主，雖然也寫到了與書密切相關的藏書印、藏書票、書籍裝幀等。此后的書話名家已經在此基礎上有所拓展，已經寫到了作家的創作道路和作家間的交游等等。我一方面試圖繼承傳統，繼續寫現代文學史上各種不常見的作品和刊物，注重其版本變遷和校勘，也談談以前研究者較少注意的與書刊直接相關的序跋、廣告、題詞、裝幀、插圖等；另一方面也力圖有所突破，即拓展書話的范疇，不再局限于只談“書”和“刊”，而是進一步擴大到作家某一時期的創作歷程和日常生活，其中包括作家的社團、手稿、集外文、簽名本、已廣告而未出之書、藏書、書信、日記、出版文件、紀念冊、賀年卡、行止、住所、愛好、照片、聲音和錄像等等，對通俗文學作家也給予可能的關注。總之，關于一個作家的成長、一個文學社團的興起和一個文學現象的出現，大大小小，林林總總，方方面面，均在我關注和撰寫之列。

自2012年3月至2020年2月，我為上海《文匯報·筆會》的“周末茶座”版撰寫每周一篇的“不日記”專欄，而后又為香港《明報·世紀》撰寫每周一篇的“識小錄”專欄，近兩年還為上海《書城》月刊、《解放日報·朝花》和《新民晚報·夜光杯》撰寫不定期的專欄，專欄的字數則從開始的八百字增加到而今的一千二百字。這些專欄文字就成了我這些年書話寫作的主要載體，已經結集出版了《不日記》三集，《識小錄》和《梅川千字文》。

在這么短小的千字左右的篇幅內寫書話，當然不可能充分展開，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即便是討論一本書、一冊期刊，一封書信、一段日記，也只能說說某個側面，甚至只能說說某個有意義的細節。但我力爭所說的都應是值得一說的，都應是現代文學史上還未說或很少說到的，都多少會讓現代文學愛好者和研究者感到耳目一新和有所啟發的。盡管我自知不可能每篇都已達到我的目標，個別篇還是急就章，有時甚至產生錯訛，但我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不妨舉兩個例子。一，有位張友鸞，他是現代報人，研究現代新聞史的應都知道他是有名的《新民報》“三張一趙”之一。但很少人知道他也是一位現代作家，即便知道，恐怕也只知道他后期出版的長篇小說《秦淮粉墨圖》，雖然文學史無論現代還是當代都不大可能寫到他。而我發現他早年就從事新文學創作，曾在《創造》季刊等創造社刊物上發表作品，與郁達夫、徐志摩都有過交往。出人意料的是，他后來又轉向通俗文學創作，不是偶一為之，而是持續不斷，有了更大的建樹。于是，我先后寫了關于他的《牛布衣的小說》《汗把濫的五爺》《〈白門秋柳記〉及其序》等書話文字，評介他1930年代至1940年代創作的章回體小說《白門秋柳記》、短篇小說集《魂斷文德橋》和中篇小說《汗把濫的五爺》，為張友鸞在現代文學史上正名。我以為即便中國現代文學史無法寫到他，至少江蘇現代文學史中是不能沒有張友鸞這個響亮的名字的。

二，友人示我兩幅胡適與郁達夫及其他人的合影，這是我們以前根本不知道的。于是我就寫了兩篇書話，分別討論這兩幅合影攝于何時何地，合影中到底有哪些人，為何而攝。第一幅合影攝于胡適 1925 年 2 月到國立武昌大學講學時，當時郁達夫正在武昌大學任教。合影中共有十九人，其他是些什么人，暫不可考，但至少這幅合影佐證了胡適《南行雜記》中所說的在武漢見到“最可愛的”“舊友”的相關記載。第二幅合影有九人，除了胡適和郁達夫及一人暫未認出外，其他六人是周作人、林語堂、陶孟和、凌叔華、陳西瀅和丁西林，照片邊上還有陳西瀅的一句題詞。這顯然是1920 年代北京文壇的一次較為重要的聚會，與現代評論社的活動有關。具體時間雖一時難以考定，但應在1924年2月至1925年1月之間。我以為這是從照片這個角度來觀察現代文學史的新的嘗試。

以小見大的書話寫作有助于促進我對中國現代文學史豐富性和多樣性的新發現和新思考，這點我已深信不疑。將來，若把我的這些書話文字再加以整理，去蕪存菁，重新編排，或許會成為一部與眾不同的有趣的中國現代文學小史，也未可知。“路漫漫其修遠兮”。今后，只要時間、精力和條件允許，我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仍會繼續，真有心得和創見的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學術論文也自當繼續撰寫，而我的現代文學書話的寫作同樣也會繼續，何況我對書話寫作還情有獨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