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斗確有其人，我不止一次在寫作中引用他的詩文，對他的名字卻很少提及。因為小說創作要避免引文繁瑣。在《兩座橋》中，行文不再避諱，直接以李光斗作小說人物，并且極力想把這位晚清拔貢呈現給讀者，借李光斗指認歷代鄉紳對鄉土中國的塑造和意義。

光斗先生若讀了這篇小說，一定會說：“小子，你寫的不是我。”

也慚愧，也心虛。似可辯解，亦無須贅言。確實如此，作者對人物的敘述是作者對人物的理解，這種理解是主觀的，也是一鱗半爪的。寫作者無法描述人物全貌，不可能寫出人物全部。我所理解的李光斗與真實的李光斗之間的距離，恰恰是寫作的樂趣。以句子架橋，一步步走到虛構的人物面前，其實是走到自己面前。

我知道李光斗這個名字時只有八歲。正月里，去給親戚拜年。一個人去看石拱橋，發現橋頭石壁上有字，當時大為驚訝。隱約感覺石壁上的字與石碑上的字大不相同。故鄉文化并不發達，人們一生精力耗費在吃、穿、住、用上，很少有人提筆寫詩。我已上小學二年級，用手指肚把石壁上的字摸了一遍，認得的字極少，但它們的神性深深地打動了我。別的孩子最感興趣的是掛在橋下的寶劍，我卻喜歡石壁上的字。回家告訴母親，她說那是李先生寫的。具體內容她也不知道。她在這里受過幾年私塾教育，對李先生敬慕有加，石壁上的內容卻沒認真去讀過。她沒見過李先生，李先生去世第二年她才出生。在街上擺攤賣布的外公不時說起，讓她知道有個先生叫李光斗。讓她記憶最深的故事，是李先生割肉給父親做藥引子。先生的父親常年生病，他效仿古人割股療親，期望父親徹底痊愈。母親贊嘆李先生的孝道時，我在想她和父親生病，我要不要割肉給他們。結論是可以不割，應該多賺錢，送他們看最好的醫生。父母真生病時，我根本沒法請最好的醫生，只能帶他們去普通醫院看病。

很長一段時間，我總以為老家山水沒什么靈氣。幾百年來能被冠以“人物”的人一個沒有出現過。那些出現在書籍里、口頭文學里的人物都在別處。從理性上，我當然知道與這片土地開化遲、教育落后有關。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時任貴州布政使白潢感嘆：“蓋以重山密箐，惟苗犵是見，柳子厚以為非人所居。”老家設縣之初，據《余慶縣志》所述：“余慶地瘠民貧，兼之苗漢雜處，聲教不通，雖舊設白泥、余慶兩土司轄制，然俱為播州屬地，自應龍叛亂后，人民日漸貧弱。”落后可見一斑，同時也反證了鄉村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他們的出現終于讓這片土地有了靈氣和活力。

和所有的舊知識分子一樣，修橋、辦學是自發的，這是深入骨髓的教養和文化。他們面對人生變故淡定、從容，對所做的公益熱情、低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