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到中國現代文學館邀請函，邀我參加為嚴家炎先生舉辦的“求實——嚴家炎學術文獻展暨座談會”。《邀請函》寫道：“嚴家炎先生是當代著名的文學史家、批評家、教育家。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第二代學人的領軍人物，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2014年起，嚴先生陸續將上萬冊藏書、書信、手稿以及書房家具、名人字畫等無償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這些入藏資料數量壯觀，涉及面極廣，豐富了我館館藏，是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手捧邀請函，心潮澎湃，思緒萬千，禁不住想起受嚴老師教導和影響，印象中最為深刻的幾件事。

嚴家炎先生是我最尊敬、最感親切的恩師，沒有之一。我稱他老師，他稱我學弟。二十年前，我和范震威曾為嚴老師寫過一部30多萬字的《燕園風雨四十年——嚴家炎評傳》，2004年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說，我應是最了解嚴老師的學生之一。

我是1970年進入北大中文系的。高中畢業那年，我在縣圖書館就見到過嚴家炎的名字，他在《文學評論》發表的有關長篇小說《創業史》的三篇評論文章，引發一場大論戰。1978年，嚴老師把這幾篇評論文章收入《知春集》中，他在這本書的后記中寫道：“為了保持歷史的原貌，關于《創業史》的幾篇評論均未做改動。今天看來，這些文章在某些觀點上也許不是沒有問題，有些措辭似嫌輕率，現在讀起來有幾分吃驚。”他沒有標榜自己如何正確，這種客觀的、歷史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多么難能可貴。

嚴家炎先生名如其人、文如其人，無論做學問還是為人處世，一向嚴謹縝密，在文學研究領域里，被稱為“嚴上加嚴”，向來一絲不茍。

我曾經在北大出版社出版過一本小冊子《未名湖歲月》，寫了北大中文系十位教授，其中有一篇《燕園吾師嚴家炎》。嚴老師讀后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集內散文都寫得好，筆墨很活，人物音容笑貌躍然紙上。唯因時間較久，間或記憶稍有出入。”嚴老師曾寫過一篇評論我詩歌的文章，我剛收到稿子，第二天又接到他寫來的一封信，信中說：“昨天寄去的稿子，今天想想，在最后一句‘這就是我讀吳寶三組詩《海濱抒情》得到的一些啟示’之前，恢復被我騰寫時刪掉的別林斯基一段話較好。將‘這就是’改為‘這也正是’，這是因為，我并非你所說的‘名人’，而且也寫不出‘名言’，還是借助這位大名人的話為好。”嚴上加嚴可見一斑。時任《北方文學》主編黃益庸親自簽發，轉載了嚴老師評論我詩歌創作的這篇文章《我愛讀這樣的詩》，于是乎，我這個邊遠小城的業余作者，從這里起步，邁進了文學的大門。如果我有一點點創作成果，得益于恩師，我是沾了嚴老師的光。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同嚴老師一直保持聯系。他大約給我寫過20幾封信，還有評論我詩歌創作的手稿，我效仿嚴老師，連同一些作家、學者的書信，一并捐贈給了中國現代文化館。

大學畢業后，我一有機會就去北京看望嚴老師，逢年過節，打個電話像家人般相互問候。前些年，我每次去北大看嚴老師，他請我吃飯，大都選在北大南門對面的海淀飯莊。邊吃邊聊，不知喚起多少對艱難歲月的回憶，其中有歡樂，亦有悲傷。有時我們全家來北京，在他家里吃飯，他還親自上過灶。

1985年盛夏時節，嚴老師應邀去山東講學，回京的途中，特意轉道去我工作的遼寧興城看我。那時我的三個女兒還小，他給孩子們買了玩具，還特意給我帶來一瓶青島的葡萄酒。當提起孩子的名字時，嚴老師還記得，他一本正經道，我寫給你的信中說過，你女兒吳為、吳非，名字起得似有一點道家的味道。在相處的幾天里，我倆無話不談，談得最多的還是一起在京郊鄉下開門辦學的那些日子。因為我有胃病，我提起他曾給我買蘇打餅干，給我郵寄胃藥猴頭菌片，他說記不得了，而我卻沒有忘卻，恍若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