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5—2019），中國魯迅學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專攻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有《拯救大地》《遺珠偶拾》《時文瑣談》《小說說小》《漢語別史》《魯迅六講》《不如忘破綻》等。

前兩天看一篇網文，說高鐵發展迅速，也帶來問題，某些線路客流量上不去，投資與回報嚴重不對等。我非專家，不敢發表意見，但我乘過四十多年的往返銅陵與上海的“滬陵線”，開通高鐵后往西延伸至池州，最近更與京廣線對接，慢吞吞九個多小時的綠皮火車一下子提速到三小時，原先每天一到兩個班次，如今也猛增到從虹橋和上海站始發或經過的十幾趟，盡管如此，還是供不應求。

蘇、皖、贛三省沿江地區的居民乘火車到江浙滬，就依靠這條干線，中途還碰上交通樞紐南京站，客流量劇增，運力總是嚴重不足。現在尚且如此，高鐵開通前的綠皮火車時代就更加擁擠不堪了。

1982年8月底，我來復旦讀大學，從銅陵縣順安鎮火車站第一次踏上開往上海的列車，首先就感受到憋悶。我的終點是上海，有固定座位，那些跑短途的乘客就只能買“站票”，過道和列車連接處全是人。你的座位若靠過道，“站票”朋友會一直斜靠在你身邊。畢竟是十六歲少年，又第一次坐火車，還幸運地買到靠窗座位，盡管擁擠，一路上還是很興奮，至少比王蒙短篇小說《春之聲》描寫的“悶罐子”汽車愜意多了。

第一次出門遠行，無法預料到了上海會怎樣，興奮中總有揮之不去的擔憂。錄取通知書上說有學長接站，但萬一彼此錯開了呢？我會不會迷失在大上海，成為流浪漢？

顛簸了九個多小時，經過無數知名和不知名的車站，終于到了上海北站。還好，在出站口很快找到了復旦來接站的學長們，證明一路的擔憂純屬多余。

那時各大城市都還沒開始搞燈光照明工程，上海號稱不夜城，從車站到復旦，一路卻也并未看到特別高大明亮密集的建筑。不少路段的民房，老舊破的程度甚至超過新興工業城市銅陵。這是東方魔都給我的第一印象。

“長龍”（兩接頭大客車）開到復旦大門口，比我高兩屆的Q學長已等候多時。他也是銅陵一中文科“狀元”，半個月前經高中班主任呂老師介紹，我們已經在銅陵認識了。

寒暄過后才知道，還有一位馬鞍山的S同學跟我乘坐同一趟列車。我們是中文系本年從安徽招收的僅有的兩名新生。S同學見到高大帥氣的Q學長，激動得手足無措，掛在書包上的碩大茶缸頓時滾落到校門口水泥地上。大學四年，他就用這只茶缸從食堂打飯吃，一來深度足夠，給飯堂師傅造成錯覺，打得更多；二來比一般敞口飯盒保溫，他有胃病，不能吃冷食。S同學不像我這般瘦弱，但也并不健壯，然而開學不久“現代文學作品選”課講完《莎菲女士的日記》，我們兩個還是被同學們妥妥地賜下丁玲筆下“安徽的粗壯男人”的稱號。

進復旦頭一天，新生宿舍尚未完全安排好，S同學倒是立即有了住處，我卻只能暫且借宿在Q學長那里。

他們大概定期打牙祭，那天正好被我趕上，滿滿一桌，是同寢室各人從食堂打幾個菜拼在一起，對我這個剛剛從鄉下來的土包子，算是從未見過的大餐了。

大餐之后是神聊。談《九葉集》，談詩人穆旦，談復旦詩社的《詩墾地》，談一個叫李澤厚的大學者新出的《美的歷程》與《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這都沒我的份，只好知趣地上床裝睡。他們的神聊高深莫測，我豎起耳朵，眉毛皺得不成樣子，還是一句不懂。

最后談到將來的畢業分配。有打算去團中央的，有打算去新華社的，有打算去《人民日報》的，有打算留校繼續讀研究生的。最后一位語出驚人，說要回老家某中等城市。人問其故，答曰：“以我大學生的資格回當地，還不娶個一品的？你們凈想攀高枝，那方面只能委屈嘍！”

當年蔡元培執掌北大，首先讓那些從京師大學堂轉過來的太學生明白，大學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八十年代初這幫天之驕子或許還不太知道蔡元培，要說沒出息也真沒出息，滿腦子凈演著范進中舉。路遙小說《人生》被當時大學生們奉為經典，就因為那種不無浪漫的難局，隱隱地可以供天之驕子們寄托一種幸福的愁怨。

我們這屆也都是各地秀才，一方之望，將來升官發財，不僅是親友的期許，自己心里多半也這么想。那時大學生很稀罕，眾人高看，我們自己也當仁不讓。同學之間彼此都把對方看作現在的才子和將來某處的候補官員，學習好壞不重要，順利畢業，分配工作，占據要津，才是硬道理。

S同學剛來時很緊張，他偷偷告訴我，很怕萬一犯錯誤或成績不過關而被學校開除，做不成官了。但這種顧慮很快就自動消除，我們發現（也多虧高年級同學開導）應付考試其實極簡單，如果不做特別的壞事情，誰都可以順利畢業。

這樣一來，學習就成了應付，剛建起“宿舍—食堂—圖書館”三點一線的格局，很快縮成“宿舍”這一點。反正中文系嘛，可以拿一本小說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看幾頁。累了就和旁邊同學聊兩句，或到其他宿舍串門，找個要好的同學出去散散步，談談心。

同寢室一位運動健將，除了運動和“去上海”中心城區商業街采購衣物，大學四年基本就斜躺在床上看小說。楊絳翻譯的《吉爾·布拉斯》和錢鐘書的《圍城》是他的最愛。畢竟是運動健將，這種極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竟絲毫不影響他的健康，跳下床來，仍然是全班最健美的男生之一，什么長期躺臥會損害腸胃、腰椎、頸椎之類的道理完全管不了他。

其實即使你想學，也學不到什么。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學術復興，但這股上升期的精神氣息還沒有強勁地吹進大學。大學尚未及時調整步伐，跟上時代節拍。課程除了極個別的，其余大多數都缺乏吸引力，若專心聽講，反而倒胃口，還不如把聽課當消遣，給教師們編編笑話，聊以自娛。

事后回想起來，別的不打緊，最遺憾的是在這種風氣下，我本來可以獲得實質性提高的英語竟然也被完美錯過。那時精力充沛，記憶力還如高中時代一樣超強，只覺得課堂講授的內容很容易掌握，卻不知學好英語，關鍵根本不在課堂，主要得靠課后練習，不斷鞏固，并盡可能拓展閱讀，強化聽力和口語。不能怪教“公共外語”的老師，上述道理他們苦口婆心不知說了多少遍，但中文系才子們全當耳邊風。

八十年代初，我們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學生們走進大學，“文革”后最初幾屆最有思想的學長們剛剛畢業，他們不僅帶走了成熟的熱情與智慧，也使我們這些沒有多少社會生活經驗、直接從中學應試教育體制走出來的新一代大學生失去了精神接引。大學對于他們，是迅速進入社會意識形態核心的中轉站；對于我們，卻很可能是一個精心制造現代庸人的工廠。

渾渾噩噩中，我們竟無師自通，不等九十年代部分看破紅塵的精英知識分子來教誨，便提前進入了“日常生活”，非常幸運地以自己主動追求的平庸，多少拒絕了這座巨大的工廠蓄意強加給我們的另一種平庸。

比如串門聊天。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卻也其樂陶陶。閑聊著的大學生實在和鄉下老媽子沒什么兩樣，不過家長里短而已，不像現在的大學生，開口就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再就是看電視。整個班級幾十名男生抱著某寢室一臺黑白電視機，集體收看《上海灘》《霍元甲》，不時爆發出野獸般的吼叫。

Z同學常年茹素，面有菜色，但勤于鍛煉，身手矯健。他很快就在五角場的地攤上給自己添置了一件黑色短袖T恤（前胸后背各印一只惡虎），一雙黑色豬皮平跟鞋，一條將精瘦的屁股包得緊緊的直筒小喇叭褲，整天飄灑著自己精心修剪的一頭長發，學著陳真、霍元甲的樣子，在宿舍走廊練習他獨家發明的“Z腿”，就是猛然側轉身體，金雞獨立，將另一條腿筆直踢過頭頂的高度，保持數秒鐘，再慢慢轉圈，朝不同方向隨意屈伸，如金蛇吐信。瘦弱溫良如我輩，經常被當作“Z腿”的假想敵。

高年級看電視的方法就高級多了。中國女排世界杯決賽，他們是數男插著數女坐在一起，關了燈，兩眼濕潤，靜靜地看。自然是看重播。直播太火爆，沒這個條件。

至于電影，五角場的“翔鷹”太貴。校內的“相輝堂”倒是每周一次，但因為便宜，經常一票難求。一部片子可以細細回味一個多星期，有點鄉下“露天電影”的風味。那時候出了校門，整個五角場地區也確乎就是鄉下。

校園里也有一些神童玩古典音樂和吉他之類。我在這方面很慚愧，只知道欣賞鄧麗君，而且是被動熏染，即免費聽室友放錄音帶，漸漸就上了癮，不聽難受。一個愛好古典文學特別傾心于神話研究的老夫子對我們這些鄧迷反感透了，抗議幾次無效，只好躲進蚊帳，生氣地大搖其蒲扇。但我們很快發現，其蒲扇引起蚊帳的抖動，正是小鄧的節拍。

平靜的日子容易讓人有天長日久的安穩之感，而一旦窺破這種安穩的虛假性，則又會生出賈寶玉式的人生無常、盛筵難再的悲哀。每逢寒暑假（更不用說學長們畢業離校），火車站上，輪船碼頭，執手相看，無語凝噎，孤帆（車）遠影，灑淚而歸，是經常上演的劇目。

那時沒手機，沒E-mail，沒QQ，沒MSN，更沒微信。電話費又太貴。一旦分別，只能靠通信保持聯系。但據說最多情的王同學，女友去了北京，兩地書也只堅持了半年。

偶爾也有一些小小的風波。一靜一動，正是平居之道。

五角場一家羊肉湯面館，每到月底，總可以看見一堆堆銀根緊縮的復旦學生聚在一起，滿頭大汗地吃面。但如果不過分揮霍，單靠一個月23元5角的助學金和困難補助，外加父母親友的援助，到隔壁“梅林”去坐坐上海人所謂的“圓臺面”，也并非不可能。

某日，某寢室七君子酒足飯飽，正要撤離，不料又上來好幾道菜。大家也沒多想，迅速各就各位，一頓大嚼，這才聽到鄰桌食客連聲叫屈，原來服務員把他們的菜端給我們了。店家不依不饒，七君子卻早已為了這一頓而囊空如洗。無奈，只好六君子留做人質，一君子急回宿舍，東挪西借，填了這窟窿，方得脫身。

經常有人提出換寢室，因與某室友不和，或喜歡上其他寢室的某同學，渴望及早晤談一室，傾其懷抱。但這就影響周圍人的利益，沖突于是在所難免。

某日，膀大腰圓的未來小說家L同學壓住林黛玉型的未來詩人Z同學暴打，其狀甚慘。詩人并不示弱，雖屈居胯下，猶能伸出雞爪，給小說家胡亂整容一番。

又有一未來學者與一未來領導者，因細故變生不測，兩人從室內打到室外，互相撕扯衣裳。因是夏日，沒什么好撕的，到了走廊，已是全裸而戰。當局者迷，拉架者也不得近身。此之謂酣戰。該領導后來獨當一面，數百人利益系于一身；該學者則握有多個重大科研項目，整天忙得腳不踮地，所出論著無算，但據說只有幾個得意門生才能看懂。

至于彼小說家，自從在班級自辦油印小報發表了一篇《玲玲表妹》而貽笑大方之后，遂憤然擱筆，畢業后先做記者，后下海經商，所積資金漸多。

彼詩人也頗譎詭，1990年代初借道非洲某小國，不投北美而奔南非，很快在那里站穩腳跟，經營起一家小型制造業工廠，雇員數百。某一年全班返校聚會，遍插茱萸，唯少此君，不免有同寢室夏同學深情憶舊，說此君在校，另有一絕，為大家所不曉，就是冬天早晨特別戀床，又不肯委屈肚子，便削尖眼光（此處恐有語病），從蚊帳的縫隙處望出去，一旦有拿飯碗的聲響，就用近乎臨終的聲音哀求：“給我帶兩個饅頭好嗎？”

關于X君也有段子。某日，講現代漢語的金老師為了解釋同音異義字不能混淆，舉例說明：某同學曾于中央食堂門口大書“失物招領”——“偶拾錢包一只，失主請留下‘貴趾’，將登門歸還”。金老師說這位失主可能不敢從命，他固然想拿回錢包，但“貴趾”豈可隨意“留下”？全班嘩然。坐第一排的X君可能聽得格外分明，也就特別興奮，左手拍案叫絕猶嫌不足，右手下意識狠勁前推，書桌轟然倒地，正好砸在“‘趾’耶？‘址！’”乎的金老師的“貴趾”上。

我有一件事特別要感謝X君。那還是在開學初半個月校園軍訓期間，有一天練完正步走，他突然問我看過哪些古典文學名著？我從實招來，只看過半部《水滸》。他很嚴肅地說“那不算。看過《詩經》嗎？”我感到被冒犯了，雖然不知《詩經》為何物，卻隨口答道“看過。”X君立即雙目圓睜，繼續追問“那你告訴我，《詩經》第一句是什么？”我徹底語塞。這次的教訓終生難忘。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道理好懂，實行卻難。

回首往事，總喜歡來點美化，以光當前。這也是人之常情。整天將含手指出屁股的照片掛在外面，總歸不雅。一說到大學生活，各種風雅之事充斥滿紙，令未曾享受大學教育的同胞們神往不已，這也是此類回憶之作的常見風格。

但我搜索枯腸，竟無半點特別高雅的材料，能記住的全是一些謔而近虐的故事。

難道我們這一屆陡然從緊張的高中進入寬松的大學，注定要變得輕佻，缺乏厚重沉穩之風？四年本科懵懵懂懂就過去了。經典沒讀幾本。音樂至今不識簡譜，遑論五線。沒錢旅游，僅滿足于在校園內外散步。偶爾去一趟上海城區，回來便諸多不適，甚至頭痛發熱。后來讀韓少功《馬橋詞典》，才知道這叫“暈街”。找個角落和同樣瘦弱的Y同學打打羽毛球，就算劇烈運動了。籃球、排球或足球場的風光向未領受。至于慕少艾而望望然遠眺，談理想而頭腦空空，生性懦弱而不敢參加任何社團的競選——其首腦聚會，運籌帷幄，開展活動，發布新聞，在我不啻收看新聞節目。

此外，就只剩下一堆明知無價值卻總是那么頑固而新鮮的記憶的碎片了。

上哪兒去找一根金線，編織起這些碎片，使它們縱然沒入塵埃，也還能發出微弱的非物質的閃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