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鄉土文學創作的杰出代表，高曉聲（1928—1999）因塑造了陳奐生這一繼阿Q之后的典型農民形象而獲得文學界的普遍贊譽，并因此被貼上了“農民作家”的標簽，有不少人見了他甚至脫口而出把他喊作“陳奐生”。把作家高曉聲與筆下的人物陳奐生畫等號，既是因為他所塑造的這個農民形象的生動逼真、惟妙惟肖，同時也是由于他自己的神態、語言包括手上厚厚的老繭已經與農民難以區別。有意思的是，后來還發生過同村的農民主動“對號入座”向他索要稿費之事，這可以看作是小說引起轟動后的“余波”了。

當了二十一年農民

“含著眼淚的微笑”是陸文夫對好友高曉聲作品的評價，可謂知己之語。這是由于高曉聲那過于凄慘的身世幾乎沒有亮色，在一般人看來已是陷入絕境，而他能夠堅強地挺過來，并且還能重返文壇，寫出有深度、有影響的小說，他身上所蘊含的非凡的勇氣和生存的智慧實在令人佩服。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并不平坦的作家之路——

高曉聲1928年出生在江蘇省武進縣鄭陸鎮董墅村一個農民家庭。中學時代因經濟原因曾三次中斷學業，全靠父親的朋友相助才讀完了中學。但他學習很刻苦，尤其是寫得一手好作文，經常受到老師的表揚、同學的傳抄。但他遠超同儕的筆法也曾被老師誤以為他的作文抄自當時流行的《模范作文》一類書籍。這樣的誤解反而使高曉聲深感得意，也更加堅定了他“當文學家”的信心。

1948年高曉聲考入上海法學院經濟系（父親不讓他報考“畢業即失業”的文學系）。不到一年，高曉聲便回到了剛獲得解放的家鄉，考入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就讀（這一屆只招生250人）。這所學校在當時可謂遠近聞名，與高曉聲同期就讀的同學中就有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林斤瀾。

1954年，高曉聲創作的以《新婚姻法》為背景的短篇小說《解約》，刊登在巴金創辦的《文藝月報》上，引起了文壇廣泛關注。那時候他的作品就顯露出了自己的特點：“他的文學語言全像在說話，順溜溜淌出來卻又黏又糯，很有咬嚼，吸引著讀者非看完不可。”（章品鎮語）但這樣的語言并非一蹴而就，高先生曾經透露過古代散文對自己的影響：

“無論寫什么，都會一面書寫，一面默誦，我的腦海里會不斷想起語言的節奏，像樂曲一樣，你一覺得走調，就要反復去修改。”

正當他才華初露，想在文壇大展身手時，一場風暴的來臨中斷了他的文學夢想。1957年，因與方之、陸文夫、葉至誠等青年作家一起組織、創辦“探求者”文學社團和同人刊物，高曉聲被錯劃成右派分子，發回原籍勞動改造，成了一名徹頭徹尾的農民。禍不單行，1959年，與他結婚一年多的妻子即因病去世。此后，高曉聲還因患肺病做手術，拿掉了四根肋骨、切除了一葉肺，才保住了性命。在農村，像他這樣的“半殘”身體只能干些輕活，能在各種“運動”中得以幸存著實不易，但他硬是堅持了下來，直到1979年獲得平反后才重返文壇。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早晨，經過二十一年零十三天，即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早晨七時。”這段“被踢出文學隊伍”的日子成了高曉聲刻骨銘心的記憶。

高曉聲的好友林斤瀾非常理解他的境遇。林斤瀾曾說過高曉聲有兩個“最”：“冤案最冤，婚姻最慘。”但高曉聲并沒有一味沉溺于個人的苦難中，復出后的他把在農村的生活觀察與積累轉化成了小說，于是有了享譽文壇的《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等系列小說。1979到1984年，他連續六年出版六本年度小說集（第七本的出版推后了三年），這樣旺盛的創作勢頭自然是他沉寂日久、厚積薄發的結果。

高曉聲的小說《解約》早在1956年就由我們雜志《中國文學》譯介到了海外。到了八十年代，他連續有7個中短篇小說刊登在我們的刊物上，譯文數量遠遠高出同時期的作家，并出版有英文版小說選集。有一家德國出版的文學雜志還專門刊登了有關高曉聲創作的長篇評論，足見其作品影響的深遠。

溫厚幽默的良師

我原以為享有盛名的高曉聲先生可能不好親近，但一接觸才發現，生活中的高先生是一個毫無架子，性格隨和，很好相處的老前輩。

我當時負責外文版雜志的選稿工作（后來又增加了《中國文學》中文版），平時會大量閱讀發表在全國各類文學期刊上的文學作品，高先生希望我把好的作品推薦給他看，于是我便定期把刊物給他寄到家里，他也因此稱我為“益友”。他在來信中說起“你的樣子我還記得”，還說我和他以前的女友同一個姓，“后來往美國飛了”。這可以說是高先生在不經意間透露的一個小秘密吧。

高曉聲先生好酒是出了名的，甚至發生過因與作家好友喝酒而忘了開會的事。他詳述自己喝酒經歷的散文《壺邊天下》，可以視為一段酒后吐露的“真言”。因為在聚餐時了解到我也喜歡喝點黃酒，和他有“同好”，高先生在來信時也特意提及，希望將來有機會還能“重續雅事”。

我們雜志社很重視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來信，會定期打印出來交給各個文部作為工作成效的一個參考，我們也會把這些意見反饋給有關作家。有一次我把一篇國外讀者對高曉聲的小說評論譯好后寄給他，他很高興自己的作品在海外也有知音。高先生會把刊有他作品的報刊告訴我，讓我“順便看看”，我也會及時寄上我的“讀后感”。他曾談及他的創作狀況，說到最近發了不少散文，但隨即便表示：有時間還是想多寫小說。由此可見小說創作在他心中的分量。

高先生是個很有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幽默在小說中常以“村言土語”的形式來表現：“精明人家的門閂也能舂得米”“說真話，扶著這種人前進，手也真酸”；而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幽默也相當別出心裁。比如，他在70年代末被安排住在24塊錢一晚的兩人間，他會非常心疼地感慨：“一塊錢的骨頭困在十二塊錢的床上。”再如，他受邀給一家位于秦淮河畔的餐館題字，他先寫了一句：“千里長江入秦淮——”看上去頗有氣勢，正當大家猜想他會以怎樣的妙筆束尾時，他卻有點慢條斯理地寫下了很“白”的四個字：“休息一下”。這也是他慣用的幽默手法。

有一段時間我沒有收到高先生的來信，后來才得知他是因病住院了。出院后他便給我寫信，還不忘調侃幾句：“這一年來，老毛病不斷上新臺階，大有送上高樓拔矮梯，送掉我的小性命。”完全是高曉聲式的幽默。幽默過后，他又嚴肅地思考了一下生死問題：“從前對于死，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你想，一個人的靈魂是怎么離開身體呢？從哪一個洞里鉆出來呢？現在好像死過一次了，才明白不是讓靈魂鉆出軀殼，是軀殼拖住了靈魂不讓它自由。”這樣的體悟如果不是經歷過生死考驗的人是難以領會到的。

對于我這個年輕人，高曉聲先生經常是鼓勵有加。我曾經寄給他一本我翻譯的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長篇小說《星游人》，請他提意見。高先生認真閱讀后告訴我他的體會：“我青年時代也很喜歡杰克·倫敦的小說，你說他是個硬漢作家，我贊成，推頌一點說，他是個硬派作家的代表，野性十足，一派龍吟虎嘯，讀來既驚心動魄又膽壯態雄。”這樣精準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而又個性獨具。

那些年高先生不時會去國外訪問，他都會在來信中詳細告知，并順便問我有沒有需要他幫忙辦的事。他給我寄來新出的作品集，會非常謙虛地在扉頁寫上請我“評正”的字樣。我正為他旺盛的創作精力感到慶幸，沒想到就在我編選英漢對照版的《高曉聲小說選》時，突然得知了高先生去世的噩耗，震驚之余深感極大的惋惜。他的慈祥的笑容似還在眼前，轉眼間就已駕鶴西去，真是令人痛心萬分。從此我失去了一位良師，一位溫厚的作家朋友！

美食家請客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到南京采訪作家儲福金時，正好碰到《天津文學》的編輯康泓向他約稿，為人實誠的儲福金讓我們退了旅館，請我倆到他家住下，免得我們來回奔波，我也算是近距離感受了一番作家的日常生活。

時任江蘇省作協專職副主席的趙本夫先生非常支持我們的工作，特意安排了一次聚會，邀請正在南京的作家們參加，我就是在這一次聚會上同時見到了陸文夫和高曉聲兩位前輩作家。

陸文夫先生是我們雜志的重要作者，他的《小販世家》《美食家》《清高》等小說就是由我們刊物譯介到國外的，他的中篇小說《美食家》中對蘇州美食的精彩描寫讓法國讀者大開眼界，更是令巴黎的大廚們深深著迷。他也是第一位被授予“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的中國作家，可見他在法國受歡迎的程度。我在北京曾見過一次陸先生，當時他作為兩會代表來北京開會，就住在離我們單位不遠的奧林匹克飯店，我們總編派我去給他送我們新出的雜志，順便請他對我們的刊物提些意見。陸先生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謙和儒雅的風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一次在南京見到他，我自然是格外高興。高曉聲先生則是初次見面。當時我就坐在他旁邊，因為我能“聽懂”他口音很重的常州普通話，高先生顯得很高興，因此他跟我聊得也比較暢快。

我和康泓在南京完成了各自的工作任務后，結伴到蘇州、無錫等地游玩，正好高曉聲先生準備回常州，于是我們三個人便一路同行。陸文夫先生頭一天先回到了蘇州，當我們第二天中午到達時他已選了一家雅靜的餐館等候我們了。

由陸文夫先生這樣一位名聲在外的“美食家”請客，我的心中還是頗為激動的。

我們兩個年輕人當時正處于“吃嘛嘛香”的年紀，陸先生親自點的菜更是令我們食指大動。陸、高二位先生是知交傾談，“君子在酒不在菜”，品著黃酒，細聊近事，很少動筷子。但新菜上來時陸先生會立即停住話頭，勸我們倆多吃，完全是長輩對晚輩的關愛。其中有一道用太湖名產制作的“蟹粉銀魚羹”令我至今難忘，用陸先生的話來說屬于“料真味正”的類型。尤為別致的是，銀魚羹是盛在一個大蟹殼里端上來的，以鮮吊鮮，堪稱雙美。記得陸先生當時還非常認真地強調了一句：“這道菜他們燒得蠻不錯的。”要知道陸先生在用餐時通常是不輕易下評語的，如果廚師聽到了他這樣的夸贊一定會開心得不得了。

陸先生曾經頗為自豪地說過，他對菜肴的點評，廚師們可以拿去評職稱的，足見他在蘇州美食界的威望。能夠享受這樣的美食，我們也可以稱得上是有口福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