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昆明薩爾瓦多酒吧發生爆炸，嫌疑人死亡，無其余傷亡報告。

我很早就想為此寫個小說，一年前終于動筆。當年我還是新華社記者，第一時間就跑到醫院，想從垂死的嫌疑人口中撬出點猛料來，卻未能如愿。此案令人唏噓，誰會對一個酒吧下手？為什么下手？據說炸彈也是嫌疑人自制的，他包著它從滇南某小城來到昆明，一頭扎進薩爾瓦多。據說他本人和昆明關系不大，自殺是因為戀愛失敗、工作無望——與眾多報復社會的壞蛋如出一轍。

多可恨啊，自己尋死也就罷了，何必讓無辜者陪你們一起死？

人人都能從道德的角度譴責暴行，但柔軟的小說家們就該避實就虛——看一看壞蛋們身后的深淵，找一找他們求死的軟肋，或許，才是一部虛構作品的職責所在。唾罵，撻伐，太簡單了。對現實非黑即白的判定，不就因為這些不容置疑的“簡單”？

小說寫成，算是彌補了當年采訪落空的遺憾。

另一條線上的社會學家童瑤則純屬虛構，盡管昆明也的確出現過幾起UFO事件且轟動一時，但研究者是一位老人，與美女童瑤相去甚遠。如何找到李嚴和童謠之間的隱秘聯系是這個小說最重要的東西。大學時代是其一，兩人共有的某種東西是其二，也才是小說勘測的重點。是的，在我看來，苦哈哈的詩人和追逐UFO的專家本質上沒什么不同，都沉迷于“熱愛”無法自拔。如果沉迷是人類最不可救藥的品質之一種，如果偉大的堂吉訶德也無法從除暴安良的幻象中抽身而出，那么，這種沉迷或可稱之為“理想主義”。李嚴、童瑤和堂吉訶德一樣，都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

現在說某某是理想主義者已經有戲謔嘲諷的意思了，但正因為理想主義的稀缺，正因為這些偏執者的罕見，我們才逐漸變成了我們最討厭的一分子，也深知我們永遠成為不了我們戲謔嘲諷的一分子。

但我反感理想主義者隨隨便便就死——死多么容易，堅持就太難了。容易的事情誰都會做，難的事情你做一個試試？眼下，以理想之名赴死，哪怕是意外之死已經很難在小視頻橫行的時代激起滔天浪花了，既無法撼動現實，又不能助你不朽，是為死而不得其所哉。還不如賴活著，不如干下去，像個二百五一樣傻呵呵地干下去（當然，極度的偏執抑郁不在我們討論之列）。所謂意義，不就存在于知難而上、向死而生的堅持之中？草草結束，何談意義？

我自信這是一個迷人的小說。

文本沒什么可說的——小說已然如此，怎么理解，怎么闡釋是讀者的功課，不該由作者再多說什么了。生活本身倒有的說，它神秘而破碎，任何想抓住其秘密的家伙注定徒勞。存在的本質，在我看來正是很大程度的“不可說”。我想，《薩爾瓦多爆炸》多少包含了那些說而不可說的東西——細節、瞬間、剎那、感受、神秘，它們往往構成存在的全部；當我們試圖抓住，它反而從指尖溜走了，而心懷敬畏小心翼翼地凝視那些一鱗半爪，也許有驚人的發現。雖然，你根本說不清楚你到底發現了什么，找到了什么。

是啊，就像詩。很多優秀的詩，到底是什么，意味著什么？詩人李嚴，能給我答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