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7日，“中國當代文學新趨勢”學術論壇暨《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優秀論文獎頒獎典禮在青島舉行。來自全國高校6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圍繞“中國當代文學新趨勢”總議題，以及“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當代文學新趨勢”“當下文學寫作的難度與當代文學理論的建構”“新時代文藝創作與‘文學魯軍’的新發展”三個分議題，展開了激烈的思想交鋒與充分的學術討論，為當下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新觀點與建設性意見。現將論壇研討主要觀點整理如下。

一、源流與發展：

當代文學研究發展路徑探索

當代文學創作與研究并行，當代文學研究者在面對當下文學現場的同時，更要對歷史問題進行及時的回顧與反思。針對這一話題，與會者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討論：

第一，當代文學研究路徑的反思。在回顧與梳理當代文學既往研究經驗的前提下，北京大學教授陳曉明提出了歷史化的向度與限度問題，他充分肯定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歷史主義的方法在特定歷史階段的價值，即讓學界從五四以來激進主義的思潮中回歸，正視文學現實；而其存在的問題是缺乏充分的文學審美研究，忽視文學的情感表達。他對比歷史主義方法與當代文學本質時指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一直沒能建構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論方法，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沒能與世界思想體系以及知識譜系實現有效對話。因此他倡議文學研究要回歸文學的本質，回到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體系。山東大學教授張志忠認為，新時期之后的40年，傳統文化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中經歷了“反正合”的過程。80年代文學被激進的文學思潮所支配，對傳統文化缺乏學理性關照，此為反題；90年代文學呈現向傳統文化回歸的趨勢，傳統文化得以重新確認，此為正題；2012年后的文學，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為標志，作家對待傳統文化更具學理化、知識化，此為合題。合題是具有歷史邏輯與現實合理性的必由之路，為當下的文學創作及研究提供參考。

第二，直面時代，堅守傳統。在“文學語言變革問題”主題發言中，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敬文東結合中國文學語言的變遷，認為當下文學創作面臨的諸多問題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語言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向古代詩性的語言取經。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士強和浙江傳媒學院教授趙思運在審視近年來當代詩歌的創作生態時，同樣將目光鎖定在傳統和歷史之中，進而尋找突破與發展的新路徑。王士強將當下詩歌批評的生態問題放置在百年新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指出新詩在發展過程中表現出本土、多元、建設的特點，但仍存在文化保守、影響力萎縮、先鋒性不足等問題。趙思運回顧了口語詩生成的歷史，主張應進一步加強口語詩體建設。

第三，與時俱進，融匯創新。繼承與創新不僅包括辯證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還包括辯證處理外來文化資源融合與轉化的關系，這是當代文學需要不斷回答的現實性問題。北京大學博士胡行舟借用藝術領域中的“演奏”概念指代文學批評的特征與勢能，以理論化的方式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胡行舟認為，“演奏”時的現場空間感與批評所處的場景及其話語效果的實現異曲同工，中西二元對立的邏輯容易忽略兩者之間的復雜博弈與隨之產生的動態勢能，由此看待中國當代文學的新變，有一個重要的維度，就是一定要解決中西方二元對立的邏輯與內部等級化的時間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局限性。山東大學威海校區教授亞思明通過對世界文學中“詠水詩”的考察，認為在世界范圍內，新詩運動在中西方對話中不斷發展變化，且已成為全球現代主義運動的一部分。青島大學教授呂周聚和煙臺大學青年教師湯振談到了西方后現代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情況。兩位老師分別以西方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中國作家余華在韓國的譯介與傳播為例，對現代化視域下中西方文學之間的互動與對話的現狀進行了介紹，同時也提出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資源互滲與影響的重要問題。

二、視域與方法：

中國式現代化與當代性的生成

過去與現在，蘊藏著未來。“中國式現代化”和“當代性”概念的提出與實踐，為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徑與可能空間。論壇研討中圍繞這兩個問題展開了多角度的討論。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當代中國的發展歷史，也是中國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開創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史。以中國式現代化為視域觀照當代文學，可以更加深刻地認識當代文學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位置與價值，把握當代文學書寫的新經驗。吉林大學教授張福貴認為，中國式現代化至少包括三重向度：從橫向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既是中國社會實踐的經驗總結，同時也是人類探討世界文明新形態的一種方案與路徑；從縱向來看，它既是現階段的實踐過程，也是中國百年歷史發展的結果；從內容上看，它既是社會的現代化，也是人的現代化，不能將其簡單的看成一種社會的發展或物化。文學的現代化最終要落腳到人的思想與靈魂，落腳到審美與文本形式的創新，因此，中國文學未來發展的路徑，一定要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與世界同頻共振，講好世界故事。北京大學副教授叢治辰以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學實踐為參照，特別強調文學與歷史、時代之間的關系，認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先鋒性不僅僅是表面形式的先鋒，更應是認知能力的先鋒，要能深入歷史現場并對時代進行總體性的俯瞰與概括，文學不僅能夠表現現實，還能夠“發明”現實。

第二，當代性。近年來文學研究中“當代性”使用頻率頗高，其包含了及時、行進、前沿、實驗之義的特點，既可以自由切入紛繁蕪雜的文學現場，又可以成為闡釋者的一個有力抓手，在進行個性化解讀的過程中顯現新的學術生長點。復旦大學副教授周展安對當代性概念的內涵進行了界定，他認為時間意義上的“當代”與具體的“當代意識”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個客觀事實，具有自然屬性；后者是一個哲學概念或思維方式，意味著研究主體與當代現實之間建立起一種“彼此內在、互質的架構”。當代性的一個重要特質就是時間的疊加與空間化。在他看來，歷史意味著安全，但過度“歷史化”則意味著喪失創造的可能，當代文學研究要不斷地讓“當代意識”綻出。

文學理論或概念的當代解讀也是理解文學當代性的重要維度之一。南京大學教授張光芒聚焦當代文學的敘事倫理，通過文學敘事當中的倫理傾向與價值意識，透視文學在當代發展中的可能取向及其相關問題。他以善與惡、高尚與低俗、崇高與卑鄙這幾組關系為線索，結合王蒙的《岑寂的花園》、閻連科的《風雅頌》、余華的《兄弟》等作品的分析，討論文學敘事中舊倫理與新倫理的過度與演變，以及當下文學呈現出的新的敘事倫理取向。

站在不同的角度，當代性便具有不同的指向與內涵，但無論哪種解讀都是基于對當下文學困境與現實危機的觀察與思考，以及應對的可能。因此，今天以當代性把握當代文學的發展趨勢，本質上也是為了尋找一種創新的力量，建構一種創新的文化語境。

三、地域與科幻：

當代文學發展新趨勢與新問題

本次論壇就近年來文學創作中呈現的新趨勢與新問題，如地方寫作、科幻文學等話題展開充分討論，形成了許多建設性觀點。

近年，“新南方”“新東北”等概念的提出，使“地方寫作”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地方寫作”作為情感、觀念、價值的復合體，有著復雜的內涵和多副面孔。在本次論壇上，“地方寫作”是什么、因何興起及其內容和意義，成為學者們討論的焦點之一。

首先，在概念界定上，許多學者都認同“地方寫作”是一個流動的概念，既包含豐富的自然地理元素，也包含歷史、文化及語言、習俗等社會因素，其內涵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更新，并因研究者的立場及關注點不同，而在具體闡釋時具有理解上的差異性。比如，中山大學副教授王威廉認為“新南方”或者“新東北”，關鍵不在地方，而在于“新”，是否有一種新的經驗被納入中國當代文學書寫中。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慶祥則更關注地方與傳統文化權力的關系，提出“離心”與“向心”兩組概念，認為真正的“地方寫作”永遠有一種先鋒性，具有背離權力文化中心的探索意義。

其次，從興起的原因這一角度，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徐剛從官方的話題組織和個體的懷舊情緒兩個方面進行了論述，并繪制出一張“地方寫作”與傳統文學漸趨融合的歷史版圖。山東大學教授孫基林則指出，近些年興起的“地方寫作”與文學界對寫作主體的爭奪密切相關，反映了當下文學寫作的某種焦慮感與危機感。

再次，從地方性與當代文學關系的角度。山東大學教授周安華以青年女作家的隱秘書寫為切入點，認為隨著大歷史觀寫作的淡化，“地方”成了人們重新介入歷史與自我表達的隱秘方式，地方的視角更能揭示出區域歷史的本質，透視出本土文化的內蘊。山東大學教授于京一認為，地方性具有對抗全球化所帶來的雷同化、碎片化的作用，他將地方性理解為生命主體的周全性和個體與生俱來的文化胎記，在深化“地方寫作”意義的同時，指出了“地方寫作”的限度，認為不能將其泛化、無限度的揮霍。

第四，對“地方寫作”的反思。21世紀以來，以“地方”命名的文學書寫各立山頭，在看似自信從容的外觀下，是充滿文化焦慮的話語爭奪戰，需要警惕作為景觀的地域爭奪背后所隱藏的文化政治權力。《南方文壇》副主編曾攀提出，一要注意現象級文本，一個現象級文本的出現必然攜帶眾多的話語聲音，過多的聲音也必然造成對其他聲音的遮蔽；二是話語之間的交鋒是有益的，但要注意整體的生態平衡與話語的理性建構。山東大學副教授馬春光探討了地方詩歌群體崛起的現象與審美突圍。他認為對于“地方寫作”的探索有兩種方向，要么扎根于地域經驗，要么在廣泛的經驗上寫出具有個性化標識的內容，但其最終都應當回歸到通過地方性更好地彰顯中國性乃至世界性的層面之上。

第五，“文學魯軍”新發展的經驗與啟示。中國海洋大學教授朱自強和中國海洋大學教師段曉琳從山東作家張煒兒童文學創作的情況談及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書寫經驗。朱自強認為，兒童文學是從“高”向“低”的文學藝術，越是為低齡兒童創作，越是顯示出它的難度，應進一步發展低齡兒童文學創作。段曉琳強調兒童文學創作的當代性、本土性與文學性，為新時期兒童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與啟示。山東大學叢新強教授以葉煒新近長篇小說《東進》為例，對當代新“紅色經典”寫作以及傳統文學的復歸與創新問題進行了探討。曲阜師范大學教授李杰俊則以莫言、賈平凹的近作《一斗閣筆記》和《秦嶺記》為例，通過對比兩部著作在人性書寫、文體實驗等方面的差異，探討當代文學與傳統文學的關聯，以及未來文學創新的可能性。

科幻文學也是本次論壇討論較多的話題。21世紀以來，隨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高科技的發展，以及青年科幻作家群的壯大，大量科幻文學作品不斷涌現，并在世界產生一定影響。但目前國內對于科幻文學的研究相對薄弱，科幻文學的特點、科幻文學的創新路徑等問題，還亟待探究。《文學報》副編審行超認為，年輕的科幻作家不再簡單地書寫科幻，而是將其作為一種人文意義上的想象。科幻作家們借助科幻的外衣提出一些敏感的時代問題，如資本主義異化問題、全球生態問題，引起人們的關注與思考，從而為問題的解決創造了一些可能。中山大學副教授、青年作家王威廉認為，科幻文學就是想象未來，科幻是對現實的超越與新的想象，如何讓其更加有深度，突破現有的經驗，實現與世界文明的對話，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河北師范大學教授、青年作家李浩認為，通常意義上的寫作是一種回望式的寫作，是一種對記憶的構成和再造，但也應該認識到寫作里面還有未來的功能。文學當中的未來感是擺脫平庸和媚俗、鍛造超拔力量的源泉。

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新趨勢”的話題是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學術論題，需要不斷探索與跟進。本次論壇以此為總議題，眾多學者進行了多維闡述，論述精彩紛呈，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與理論的發展有著重要學術價值，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也必將產生一定的啟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