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天星斗，到凝為一條璀璨閃耀的銀河；從涓涓細流，到匯聚成奔涌不息的大江大河，中華文明在交流中融合、凝聚、壯大，漸漸形成密不可分的一體。日前在西安召開的第四屆中國考古學大會上，學者們分享中國考古學最新發現和研究成果，展現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的壯闊歷史長河。

精神信仰的多元一體

早在史前時期，中華大地上已誕生了共同的精神信仰。

“天人合一”是傳統哲學中的重要概念，天人關系也是精神信仰關注的焦點話題。早在紅山文化時期，先民就開始思考這一哲學話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賈笑冰根據考古發現指出，在距今6000年—5000年時，對天地人三界神靈崇拜的祭祀禮儀體系已經形成。他介紹，巫教時代形成的敬天、禮地、法祖的崇拜體系和祭祀禮儀體系是后世禮樂制度的源頭。

隨著時代進步，古人對天人關系的理解也悄然轉變。周初的“制禮作樂”將巫教時代的祭祀禮儀體系轉化為社會管理體系的“禮樂制度”，用于整合、管理社會。春秋戰國之際，漸漸形成以儒、道為代表的諸子百家思想，將“天”或“天帝”的概念從“鬼神世界”轉變為人的“精神世界”“哲學世界”。

“從巫教時代肇始，通過不同的媒介如祭祀集團、個人內心的修養等溝通天人，成為中華文明起源、發展、傳承的核心特質。這是文化認同的基礎，也是多元一體進程的內在動力。”賈笑冰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彭小軍也不約而同地認為，回望歷史長河，統一多民族國家之所以形成，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而共同的精神信仰是此內生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以長江中游為樣本觀察，“越來越多的考古研究表明，推行共同的信仰來收編并齊整‘各式各樣’的地方神祇，在新石器時代已經發端。”

信仰的“標準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個漸進的過程。考古發掘在長江中游的彭頭山、湯家崗、大溪、油子嶺等史前文化都發現了與信仰有關的祭壇、祭祀坑、特殊建筑等遺存，但是這些遺存的共通性僅限于單個聚落內部或鄰近區域，尚未形成更大范圍的、跨區域的信仰標識。直至屈家嶺文化時期，在多個中心聚落均發現了以筒形器、四耳器為代表的物質遺存，這意味著信仰的“標準化”已經出現。

統一的精神信仰，可以團結更多的民眾，匯聚更大的力量。正如彭小軍所說，新石器時代的信仰“標準化”，可以看作是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史前基礎之一。

飲食器物的多元一體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并非僅僅存在于形而上的精神層面，也體現在飲食、器物等物質層面。在數千年前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各區域的方方面面均出現了諸多“共同話題”。

粟作農業，就是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的飲食文化基因之一。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胡耀武梳理了匈奴、鮮卑、蒙古等多民族的人骨同位素數據，發現歐亞草原青銅時代的牧業人群，他們的生存方式及家畜飼養中，源自我國中原地區農耕民族的粟作農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粟作農業將古代的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它是古代民族之間交流融合的‘黏合劑’，為民族之間的融合乃至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和文化基礎。”

“君子比德于玉”。早在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玉器就占據重要地位。對玉的喜愛、尊崇，構成了先民“朋友圈”的共同話題。在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玉器是標志社會等級、身份、地位與禮制形成的核心物質載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國祥介紹，這三支考古學文化的玉器雖各有特色，但也有部分相似的玉器，如紅山文化與凌家灘文化的玉人、龜、斜口筒形器、龍、雙聯璧、環、鐲、璧、鉞等，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的玉璧、鉞、鐲、龍、龜、鳥、魚、珠、錐形器等，都器型相近，表明三支考古學文化之間存在較為密切的交流與互動。隨著各地區以玉器為代表的文化交流互動頻繁深入，中國史前文化的多元一體格局初步形成。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除了祭祀中占據重要地位的玉禮器，兵器也是國家投入大量資源研發制造的器物。從二里頭到東周，隨著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青銅兵器的多元一體格局也越發明顯。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郭艷利認為，由于“統治中心區占據先進的科技優勢及高度的資源整合能力，故能制作出當時最發達的兵器，并將之與政治秩序有機結合，成為各地兵器遵從和模仿的對象”，從而形成了各地作戰兵器的統一性。其多元性則體現于各地的地方特色，同時也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不斷創新。比如，二里頭在石兵器的基礎上以青銅鑄造出鉞、戈、戰斧、鏃，實現了技術和材質上的重大突破。

喪葬習俗的多元一體

喪葬習俗中體現出的多元一體，可能是這一文化特點最“接地氣”的表現了。

新疆樓蘭、和田、喀什等地出土了多具漢唐時期的彩繪木棺。從這些木棺的形制和裝飾圖像上，能夠清晰地看到從多元文化交匯，到以漢文化因素為主體的發展過程。比如，漢唐時期彩棺上的裝飾，存在從最初的獅虎紋到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圖案的轉變，體現了新疆彩繪葬具在適應中原喪葬文化方面的一個過渡。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王煜表示，“這些彩棺反映出本土葬俗吸收絲綢之路各種文化因素，并受到中原葬俗強烈影響的歷史趨勢，也反映出中原文化和葬俗及背后的意識形態通過河西地區逐步向西域傳播和拓展的歷史進程。”

古人墓葬中常有殉葬動物的習俗，如豬、雞、狗等，漢文帝霸陵中甚至有金絲猴、綠孔雀等珍稀動物殉葬。從殉葬動物的種屬、組合、部位、擺放方式等的變化，也能看出文化的變遷。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是歷史上民族融合的典范，而北魏時期的動物殉葬習俗，也受到了民族之間交往交流的影響。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國文說：“經歷了漢末至十六國時期的混亂，中原地區農耕文化凋零，反而在河西和東北地區得以保留和傳承。以上區域農耕文化與拓跋鮮卑游牧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對于北魏墓葬動物殉祭習俗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這在北魏平城地區尤為明顯。”

濟南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郭俊峰則從一個細節發現了文化融合的證據：“啟門圖”是墓葬藝術中常見的圖像，或表現為繪畫，或為雕刻，內容常為一人從一扇關閉、另一扇微微開啟的門縫中露出半身，向外探望。這一題材最早可追溯到東漢晚期，唐宋遼金時期更為流行。他注意到，在埠東村元墓的啟門圖中，開門男子頭戴的是蒙古族人流行的鈸笠冠。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將其民族流行文化因素也帶入了中原和江南。“漢族人的墓葬中出現蒙古族人流行的帽式，展現了元代各民族相互影響、融合的特點。”

在歷史長河中，璀璨絢爛豐富的多元文化如同花瓣般圍繞，組成堅不可分的一體。從生活日用、具體而微的飲食器物，到形而上的精神信仰、涉及幽冥世界的喪葬習俗，都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