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雜篇·漁父》有云：“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后世遂以“杏壇”為“夫子舊居”和最初的講學之處。

宋天圣二年（1024年），孔子第四十五代孫孔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于北，以講堂舊基梵石為壇，環植以杏花，取“杏壇”之名。自此千百年間，論及孔子的杏壇設教，必以“春色滿園關不住”的杏花喧妍為背景。如曲阜孔廟的乾隆《杏壇贊》碑：“重來又值燦開時，幾樹東風簇絳枝。豈是人間凡卉比，文明終古共春熙。”

但顧炎武《日知錄》中提出另一種觀點，他認為“漁父”并不確有其人，“杏壇”也不是一個確切地點，就算有，也在“水中葦間、依陂旁渚之地”，并不在孔子所在的魯國。

顧氏判斷“杏壇”所在的“緇帷之林”并非群植深郁的杏花樹林，我認為這是準確的。原因有三：其一，杏花并非魯地所盛栽，而盛栽于古代的華北、西北，以其性耐旱而不耐濕也。盡管“杏花春雨江南”，但江南的杏花絕不以產果聞名，不過偶植一二株作賞花觀景而已。故水澤之鄉，不可能有成片的杏花樹林。其二，即使密林中偶有杏花一株，但其樹形并不高大，樹蔭也稀疏，顯然不適合在其下聚眾弦歌誦讀。其三，緇者黑，帷者密，這里意謂林木濃翠深碧，而杏花樹林無論花時與否，都不至于“緇帷”。那么，這“緇帷之林”的“杏”究竟是何樹呢？這水澤之中的“杏壇”又在何處呢？《莊子》所言，真的如顧氏所說“皆是寓言”而非實指嗎？

杏樹在上古時已出名，《禮記·內則》提到的吃食有桃、李、梅、杏等，《管子·地員》提到的“五沃之土”中，也有“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的說法。這說明其可賞之花稱杏花，可食之果稱杏子。問題是，除了此杏，上古時是否還有其他樹木被稱作“杏”呢？

當然是有的，那便是銀杏。只是當時其名并無前綴“銀”字，故與杏花之杏重名。

我們來看漢代司馬相如《上林賦》所記長安建造皇家園林時四方進獻的“名果異樹”，不記有“杏”，卻記有“長千仞、大連抱”的“華楓枰櫨”等樹種，這里的“枰”就是今天的銀杏，未言其獻自何方，當出自山東魯地。而同是漢代的古代歷史筆記小說集《西京雜記》則記：“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杏二：文杏，蓬萊杏。”這里的“文杏”和“蓬萊杏”并不是杏樹，杏樹是京城一帶常見的果樹，一點也稱不上“名果異樹”，用不著“遠方”的貢獻，指的應該就是“枰”。

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并序》中也有線索：“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木蘭”狀如楠樹，材質似柏而微疏，古代多用于造船，這里的木蘭與文杏搭配，成為屋頂所用的椽子。與《上林賦》所記其“長千仞，大連抱”相合。總而言之，杏是大材。如果“文杏”為杏花，其材細瘦且不直挺，以之用作棟梁之材顯然是不可能的。“飾文杏以為梁”中的“杏”一定是高大、粗壯、挺直的大材，當與“蓬萊杏”同產于魯地沿海一帶，它便是銀杏。

由于上古園藝水平之所限，西漢時期上林苑修建時，從四方貢獻過來的木蘭也好、銀杏也好，成活率想來不會太高。而死去的那些巨木被用作榱、梁的材料，亦在情理之中。至于《西京雜記》記述漢武帝在上林苑種植文杏和蓬萊杏，并說明文杏“材有文采”，蓬萊杏為“仙人所食”，很可能是因為名木古樹自古被視作神靈，為人們祭拜乞靈所用，巫師在其上刻畫文字、圖像等符號，即“契木為文”，于是文杏年長日久便成了“材有文采”的祥瑞；蓬萊杏為“仙人所食”，則與銀杏千年不衰并被人們視為神靈而祭拜相關。至于杏花的樹齡，罕有超過百年的，即北宋時孔廟的杏壇所植，不管何等“護若神圣”，都不知輪換栽植了多少回。連“名木古樹”名錄也沒有它的份，與“仙人”更是迥不相侔的。

《史記·孔子世家》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宋在今河南商丘，商丘的“大樹”以銀杏為最著。迄今猶多處有古銀杏存活，尤以梁園銀杏樹為最，樹齡達2000年，樹高20米，樹蔭覆蓋近一畝，為中原銀杏之最。所以桓魋所拔除的“大樹”當為銀杏無疑。

回到顧炎武的結論上。他認為“杏壇”之杏不是杏花，這固然不錯，但認為不是實指且不在魯國，則未必然。其實指當為文杏，即今之銀杏，具體可從魯國東郡沿海地帶至今多有銀杏而且是數千百年的古銀杏這一點上得到印證。如今天日照莒縣定林寺的古銀杏，為春秋時魯隱公與莒子的會盟見證，至今已有三四千年，高30余米，粗可十人合抱，覆蓋達一畝余，春夏入秋則濃郁翠碧如“緇帷”，深秋初冬則垂玉流金如錦幕。不僅其材足以制梁，其密蔭如“緇帷”所蔽，足供數十人聚集其下弦歌誦讀。

《史記》認為莊子是宋國蒙城人。“蒙”的所在地今說有三，河南商丘、安徽蒙城和山東曹縣。很可能莊子生于商丘，又到過魯地，可能不僅看到而且經常親近巨大的銀杏。而撰寫《莊子·雜篇·漁父》的莊子學派后人，同樣可能到過魯地、見過巨杏。所以，《莊子》所記“杏壇”，雖非“夫子舊居”而只是其“游”蹤所至，但當在魯國之中；其“杏”，雖非杏花，但當指銀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