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雜篇·漁父》有云：“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后世遂以“杏壇”為“夫子舊居”和最初的講學(xué)之處。

宋天圣二年（1024年），孔子第四十五代孫孔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于北，以講堂舊基梵石為壇，環(huán)植以杏花，取“杏壇”之名。自此千百年間，論及孔子的杏壇設(shè)教，必以“春色滿園關(guān)不住”的杏花喧妍為背景。如曲阜孔廟的乾隆《杏壇贊》碑：“重來又值燦開時，幾樹東風(fēng)簇絳枝。豈是人間凡卉比，文明終古共春熙?！?/p>

但顧炎武《日知錄》中提出另一種觀點，他認為“漁父”并不確有其人，“杏壇”也不是一個確切地點，就算有，也在“水中葦間、依陂旁渚之地”，并不在孔子所在的魯國。

顧氏判斷“杏壇”所在的“緇帷之林”并非群植深郁的杏花樹林，我認為這是準確的。原因有三：其一，杏花并非魯?shù)厮⒃?，而盛栽于古代的華北、西北，以其性耐旱而不耐濕也。盡管“杏花春雨江南”，但江南的杏花絕不以產(chǎn)果聞名，不過偶植一二株作賞花觀景而已。故水澤之鄉(xiāng)，不可能有成片的杏花樹林。其二，即使密林中偶有杏花一株，但其樹形并不高大，樹蔭也稀疏，顯然不適合在其下聚眾弦歌誦讀。其三，緇者黑，帷者密，這里意謂林木濃翠深碧，而杏花樹林無論花時與否，都不至于“緇帷”。那么，這“緇帷之林”的“杏”究竟是何樹呢？這水澤之中的“杏壇”又在何處呢？《莊子》所言，真的如顧氏所說“皆是寓言”而非實指嗎？

杏樹在上古時已出名，《禮記·內(nèi)則》提到的吃食有桃、李、梅、杏等，《管子·地員》提到的“五沃之土”中，也有“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的說法。這說明其可賞之花稱杏花，可食之果稱杏子。問題是，除了此杏，上古時是否還有其他樹木被稱作“杏”呢？

當(dāng)然是有的，那便是銀杏。只是當(dāng)時其名并無前綴“銀”字，故與杏花之杏重名。

我們來看漢代司馬相如《上林賦》所記長安建造皇家園林時四方進獻的“名果異樹”，不記有“杏”，卻記有“長千仞、大連抱”的“華楓枰櫨”等樹種，這里的“枰”就是今天的銀杏，未言其獻自何方，當(dāng)出自山東魯?shù)?。而同是漢代的古代歷史筆記小說集《西京雜記》則記：“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杏二：文杏，蓬萊杏?！边@里的“文杏”和“蓬萊杏”并不是杏樹，杏樹是京城一帶常見的果樹，一點也稱不上“名果異樹”，用不著“遠方”的貢獻，指的應(yīng)該就是“枰”。

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并序》中也有線索：“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木蘭”狀如楠樹，材質(zhì)似柏而微疏，古代多用于造船，這里的木蘭與文杏搭配，成為屋頂所用的椽子。與《上林賦》所記其“長千仞，大連抱”相合。總而言之，杏是大材。如果“文杏”為杏花，其材細瘦且不直挺，以之用作棟梁之材顯然是不可能的?！帮椢男右詾榱骸敝械摹靶印币欢ㄊ歉叽?、粗壯、挺直的大材，當(dāng)與“蓬萊杏”同產(chǎn)于魯?shù)匮睾Ｒ粠В闶倾y杏。

由于上古園藝水平之所限，西漢時期上林苑修建時，從四方貢獻過來的木蘭也好、銀杏也好，成活率想來不會太高。而死去的那些巨木被用作榱、梁的材料，亦在情理之中。至于《西京雜記》記述漢武帝在上林苑種植文杏和蓬萊杏，并說明文杏“材有文采”，蓬萊杏為“仙人所食”，很可能是因為名木古樹自古被視作神靈，為人們祭拜乞靈所用，巫師在其上刻畫文字、圖像等符號，即“契木為文”，于是文杏年長日久便成了“材有文采”的祥瑞；蓬萊杏為“仙人所食”，則與銀杏千年不衰并被人們視為神靈而祭拜相關(guān)。至于杏花的樹齡，罕有超過百年的，即北宋時孔廟的杏壇所植，不管何等“護若神圣”，都不知輪換栽植了多少回。連“名木古樹”名錄也沒有它的份，與“仙人”更是迥不相侔的。

《史記·孔子世家》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xí)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宋在今河南商丘，商丘的“大樹”以銀杏為最著。迄今猶多處有古銀杏存活，尤以梁園銀杏樹為最，樹齡達2000年，樹高20米，樹蔭覆蓋近一畝，為中原銀杏之最。所以桓魋所拔除的“大樹”當(dāng)為銀杏無疑。

回到顧炎武的結(jié)論上。他認為“杏壇”之杏不是杏花，這固然不錯，但認為不是實指且不在魯國，則未必然。其實指當(dāng)為文杏，即今之銀杏，具體可從魯國東郡沿海地帶至今多有銀杏而且是數(shù)千百年的古銀杏這一點上得到印證。如今天日照莒縣定林寺的古銀杏，為春秋時魯隱公與莒子的會盟見證，至今已有三四千年，高30余米，粗可十人合抱，覆蓋達一畝余，春夏入秋則濃郁翠碧如“緇帷”，深秋初冬則垂玉流金如錦幕。不僅其材足以制梁，其密蔭如“緇帷”所蔽，足供數(shù)十人聚集其下弦歌誦讀。

《史記》認為莊子是宋國蒙城人?！懊伞钡乃诘亟裾f有三，河南商丘、安徽蒙城和山東曹縣。很可能莊子生于商丘，又到過魯?shù)兀赡懿粌H看到而且經(jīng)常親近巨大的銀杏。而撰寫《莊子·雜篇·漁父》的莊子學(xué)派后人，同樣可能到過魯?shù)?、見過巨杏。所以，《莊子》所記“杏壇”，雖非“夫子舊居”而只是其“游”蹤所至，但當(dāng)在魯國之中；其“杏”，雖非杏花，但當(dāng)指銀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