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舍的小說《阿娜河畔》中，明雙全一家見證了茂盛農場的變遷。他的到來和離開，主導著一個家族的落地、率領一群人的扎根。明家是山東移民，阿娜河畔即將見證一項由外來者協同成就的偉大事業。小說細述明家三代人以不同方式參與戈壁建設的過程，明雙全務農、明中啟任教、石昭美行醫、明千安經商、明珠學農、明麗從業財經。阿舍以明家為基點，從農商醫教等多層面呈現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史。小說中的明雙全和明珠形成呼應，喻示著農墾人從土地出發又回歸土地的命運。

塔里木河是阿娜河更為人熟知的名字，阿娜的維吾爾語含義是母親，它迎接四面八方的青年人匯集新疆屯墾戍邊。他們保留自身攜帶的地方文化，一方面追求個體自身的理想，一方推動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小說《阿娜河畔》有兩個亮點。一是表達了農墾人與時代始終同步。建設者明知外面世界的精彩，卻從不自怨自艾，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主動追蹤最新的技術、最好的教育、最優的經營理念，石昭美自學成為一名醫生，明中啟主持一次次教改，明雙全認同被新人取代。因此，茂盛農場有條件有準備地應對危機和把握機遇。二是作品妥當地處理了個性和共性的關系，生動刻畫湖南人、山東人、上海人、四川人、新疆人，如何逐步轉化為擁有一個共同身份，即兵團人、農場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創造出新質文化，它既是地域文化的集合，又是中華文化的合力，阿舍打造出中國故事的新典型，在當代文學里，阿娜河畔的兵團歲月成為獨特的文學經驗。

小說從現實與日常兩端回溯歷史，將傳統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寫作從宏大創業史中卸力，轉而深耕質樸的情感書寫。作者記錄三批“生產大軍”分別從外來戶變為本地人的過程，見證戈壁的日新月異。明中啟，明家唯一沒有在阿娜河畔出生的孩子，卻成為最堅定的農場守護者，他從父輩經歷中明白人生奧義，“命運就是時間、風、塵暴和四季，命運沒有公平不公平和對錯，也沒有確定的方向和目標，命運就是自然本身”。茂盛農場被奪走又回歸，具體到知識、愛情、家庭、事業，所有人的得失是平衡的。以成信秀為例，她申請援疆，是初代知識分子代表，先后遭遇失家、斷臂、喪夫，屢陷絕境也屢獲勞動者無私幫扶。

很多長篇小說采取迂回策略描寫愛情，而這部作品直接寫“我愛”。明家是主線，石家是其重要支線，石昭美處于兩個家族的連接點。明中啟、石昭美、樓文君與成信秀、石永青、許寅然，兩組情感故事聯動且形成對比，共同詮釋愛情、信仰和責任，尤其是明中啟與樓文君，后者兩次婚姻都刻意繞開對其一心一意的中啟，皆情定上海同鄉。小說沒有武斷地從薄情趨利的道德判斷定性其選擇，相反表達了對其行為的理解和尊重。應該說，這段愛情是作品里份量特別重的部分，它需要調度明家和石家，介入明中啟的個人成長，刺穿石昭美的婚姻，更是折射一代上海知青的命運。“一個人不必非得熱愛自己的故鄉，一個人有權選擇自己的未來與前程，明中啟當然清楚其中復雜的情感因素，以及摻雜的現實利益。”來來回回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抉擇。明中啟從不責怪樓文君，他確對后者的屢次舍棄感到失落，然而堅守純粹的愛已成其信念。小說揭示了另一重秘而不宣的真相。明中啟嘗試以知識去彌合自己與“知識青年”的距離，雖始終求知上進，但實際師承自母親李秀琴與老師尤汪洋，他所接受的傳統與現代教育是民間的、個人的、碎片的，眼界被限定于區域化（農場化）。基于歷史語境和情境，“上海知青”的核心并不落于“知識”，而在其背后的環境與階層，樓文君對“茂盛”沒有歸屬感，“落地”初始，管一歌失蹤事件就加深其對農場日子的疑慮，獲得小學教職后，她事實上脫離了農墾生活。明中啟一直在忽略她與土地的根本斷裂，情動指向行動，上海左右著文君的情感，城市磁場消解著其愛情內驅力，因此中啟一切的真情挽留必然是無效的。明中啟的愛，只能在戈壁蓬勃生長，移植至城市會遭遇水土不服。如果一同回滬，樓文君的前路尚且一片茫然，何況明中啟呢？

三百平方公里的農場，接納他鄉客且扶植本土新人。小說強化對戈壁教育的描寫，它以一所學校、三位老師、一群孩子，聚焦基礎教育，塑造明中啟這一鄉村教師典型，作品強調教育普及是新疆建設中的寶貴財富。1957年，只有14個娃娃的茂盛農場子弟小學成立。歷任教師尤汪洋、明中啟、樓文君，及編外人士李秀琴，都竭力為孩子們創設改變命運的條件。“真正的老師，不僅要有豐富的知識和講解能力，還要有非同一般的耐心和奉獻精神，不僅要讓學生掌握知識，還要關懷他們的心靈。”尤汪洋的話，成為明中啟一生的工作指南。由農場培養的“頭茬娃娃”，在明知城市機遇更好的情況下，依然留在這里。

阿舍精準描繪故鄉的30年之變。她并非將務實進行概念化懸置，而是扎實寫下創業的步驟、舉措和細節。改革線貫通文本，農墾人擁有不容置疑的赤誠，有時有效，有時莽撞，但他們永遠保持主動出擊。創建者明雙全的夢想即為集體心聲，“到處都是綠油油金燦燦的莊稼地，果園里的果實壓彎了枝頭，一筐筐的水果甜得當蜜吃，瓜田里的哈密瓜、西瓜不要錢分給職工，牛奶當水喝，食堂里天天磨豆腐、炸油條、宰豬烹魚，灰土掩蓋腳的馬路上鋪上瀝青，又平又直，黑油油的，一直伸向戈壁灘的盡頭……”改革創新彰顯著三代人的實干精神，茂盛農場的發展不是改革和奮斗的簡單相加，而是兩者的集力共建。

文字令新疆遙遠的過去蘇醒，也同時催動了蟄伏于阿娜河畔的理想主義與樂觀主義，這既是久違的人民創業史，又是新時代的一次創作攀登。即使農場面臨整體搬遷，可茂盛只是個名字，農場是永恒故鄉，不管它如何變化，都“像從前一樣實實在在地存在著，不會消失，也不可能消失。”上海/新疆、城市/鄉村、舊人/新人的差異橫亙在建設者之間，但農場從未排斥過誰，反倒是人根據自身需求選擇對其親近或疏離。它以最原始的形態和最樸拙的情感向世界及人敞開，消化時代錯誤、人生厄運、自然懲罰。小說基本調性是求真向善，擺脫困厄循環，兵團人的傳統是習慣為陌生人悲傷，而一再吞食自己的悲傷。阿舍雖設置了1957、1967、1977三個記憶旋鈕，但她擰開的那一刻是悄無聲息的，閱讀未被節點打斷，由時間之流驅動著徑直向前。明中啟對妻子石昭美說：“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會急著朝前趕，但是，也總是會有留下來守護一方天地的人。”阿舍用這部作品守護阿娜河畔的歷史與文化，更重要的是守護五湖四海的建設者，曾飛揚于此的無怨無悔的青春夢。

（作者系大連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