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5—2019），中國魯迅學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專攻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有《拯救大地》《遺珠偶拾》《時文瑣談》《小說說小》《漢語別史》《魯迅六講》《不如忘破綻》等。

我老家銅陵在皖南沿江的洲圩地區，天朗氣清之日，站在為了防洪而歷年修建的“大圩埂”上向南面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連綿無際的黃山北麓。

但說來慚愧，我至今還沒去過黃山。為什么？忙唄。忙些什么，不說也罷。

雖然不曾親自爬過黃山，就是現在也沒打算去游覽，但關于黃山的新聞報道，旅游指南，圖片介紹，尤其近年來網絡上各種美輪美奐的航拍視頻，應接不暇。我跟許多人一樣，已經積累了關于黃山的各種間接知識，將來如有機會登臨，大概都能派上用場吧。

回想起來，最初兩次聽人說起黃山而印象深刻，還是大學時代。

一次是在公選課“政治經濟學”的課堂上。某些探索性經濟改革措施怎樣精心策劃，怎樣萬眾矚目，但施行起來往往不免令人失望——說到這一常見的現象，任課老師就用他方言味道十足的“上海普通話”打了一個比喻，叫做“想黃山，念黃山，到了黃山怨黃山”。他說那是當時很流行的一句話，但我此前聞所未聞，一直認為就是他的發明。

轉瞬四十多年，這位老師教的“政治經濟學”，我們一班中文系同學基本都淡忘了，惟有這個比喻記得很牢，微信群里最近還有同學提起。這不僅形象地概括了人民群眾與一些不成熟的經濟政策的動態關系，也適合黃山旅游業開發以來不少游客登臨前后的真實體驗，至今仍然有效。

另一次聽人說起黃山，是在我迄今為止只乘過一次的長江干線的輪船上。

1982年我考上復旦中文系本科，每個寒暑假都要乘“滬銅線”（上海至銅陵）綠皮火車回鄉探親，雷打不動。這趟列車從銅陵到上海，下午兩點左右始發，相當方便。然而從上海回銅陵就痛苦了，總是清晨四點半發車。我要么三點不到就起床，趕頭班公交車，但中間任何一個環節掉鏈子，都可能遲到，白白浪費一張車票。倘若乘晚上十二點的最后一班公交，提前趕到火車站，就必須在車站外面過夜，硬等到開車前一小時才允許進候車室。夏天猶可，冬天就太冷了。無論哪種辦法都很折磨人。偶爾也會去上海老北站附近的同學家借住一宿，但這就等于將自己的不便轉嫁給別人，亦非良策。

可能聽到我經常抱怨假期回鄉乘車之難吧，一位有心的上海同學建議我不妨棄車登舟。他打聽到十六鋪碼頭有上海到武漢或重慶的輪船，經停銅陵，而且有好幾個可供選擇的始發時間。這當然好極了！得到我首肯之后，他很快就幫我預定了一張下午兩點的船票，還冒著暑熱親自送我到十六鋪碼頭，并且帶著他新買的相機，在船頭甲板上請人攝下一張我們兩個昂首天外的合影（可能是過于仰拍的緣故）。

這位上海同學告訴我，乘船的缺點是比火車慢，要在船上過一夜，第二天傍晚才到銅陵。好處是有臥鋪，舒舒服服躺著，還可以隨時踱到前后甲板以及輪船的左右兩舷，飽覽長江沿岸美麗風光。我問他“你乘過嗎？”他說“沒有，但應該是這樣子啊！”

我也覺得“應該是這樣子”，所以告別他之后，就心急火燎，專等開船。

事與愿違，這位上海同學所描述的美麗風光，我并沒有遇到。

這里要插敘一件事。幾個月前，湖北江漢大學舉辦了一場“中國文學史上的長江書寫”學術研討會，我在線上作了一個簡短報告，認為長江雖然號稱母親河之一，但至少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長江書寫”主要還是作家們反映整個長江流域居民的生活，比如沈從文傾情描寫的流經湘西的湖南省第二大水系沅江，就是由洞庭湖入長江的一條支流。除非專門搞干流航運，絕大多數長江流域的居民實際上只會更親近這些支流，跟長江干流則比較疏遠。

早在二十年代初，聞一多就批評郭沫若《女神》缺乏“地方色彩”，因為他在《女神》中簡直看不到“我們的大江，黃河，昆侖，泰山，洞庭，西子”。詩人王獨清1926年從歐洲回國之前，似乎為了呼應聞一多，特地創作了一首謳歌“地方色彩”的詩《動身回國的時候》，他首先一一告別曾經流連忘返的歐洲各國幾條代表性河流，然后筆鋒一轉，“我現在急欲要管的只是黃河，揚子江，只是黃河，揚子江，只是黃河，揚子江”。這種直抒胸臆的寫法，跟聞一多一樣都是將“揚子江”“大江”作為祖國（“地方色彩”）的象征之物，還不算真正的文學描寫。

現代文學三十年，真正寫到長江干流的作品屈指可數。郁達夫1927年底創作的中篇小說《迷羊》，寫主人公帶著女友從安慶乘船至上海。這位神經質作家筆下同樣神經質的男主人公“王介成”心心念念都在女友“謝月英”身上，很少拿眼一顧朝夕相伴的長江。

1940年代初，蕭紅長篇小說《馬伯樂》寫空談家和逃跑主義者（也是典型的“渣男”）馬伯樂在抗戰初期帶著全家由上海出發，乘火車到南京，在南京上船，逃難至武漢。馬伯樂一度以為可以久住武漢，所以經常奔波于武漢三鎮。馬伯樂跟郁達夫《迷羊》的主人公差不多，只想著自己的心事，很少留意每天都要看到的長江。

我的報告最后說到天才作家路翎跟《馬伯樂》幾乎同時完成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其中寫到男主人公、蘇州貴族蔣家三公子蔣純祖，和馬伯樂一樣逃離即將淪陷的南京，先是跟著一班潰散的軍隊，乘一條小船一路向西，經過鎮江，蕪湖，馬當，到達九江。中途還下船，在長江兩岸的窮鄉僻壤狼奔豕突。在九江，蔣純祖遭遇日軍空襲，死里逃生，繼續逆流而上，先是在武漢跟蔣家其他人匯合，再加入流動演劇隊，乘船經三峽，最后抵達重慶。

寫長江干流上的航行，《財主底兒女們》最完整，但路翎也并沒有具體描寫蔣純祖及其同行者們眼中的長江。

總之上述三位作家筆下的人物都心憂國事、家事或個人私事，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的長江激發不了他們任何靈感。對于長江，他們幾乎一律視而不見。

這當然都是后話了，四十年前的我可不像郁達夫、蕭紅、路翎筆下那些人物，毋寧倒更接近詩人王獨清，甚至超過王獨清，不僅要將長江作為象征之物來頂禮膜拜，還想好好欣賞兩岸的無限美景。

但事實證明，除了在長江與黃浦江匯合處有一種浩蕩的感覺，其他大部分時間，長江兩岸基本都是光禿禿的，倒不如坐在火車上，多少還能看到沿線的一些風景。著名的南京長江大橋，也因為是在深夜通過，壓根兒就沒有看到。

起初我還不死心，經常跑出船艙，吹著熱辣辣的潮濕的江風，像“等待戈多”一樣等待著美景突然出現。但看來看去，總是空空如也，最后只好放棄，躺回上鋪，看一本出發前特地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草葉集》。

此次水上回鄉之旅，我的計劃很美好，準備一邊飽覽長江兩岸的壯麗風光，一邊研讀惠特曼的據說總是意象壯美的詩篇，豈不妙哉？不料既無壯麗風光，也看不懂《草葉集》有何特別之處，只是一會兒平躺，一會兒坐起，強迫自己必須在下船之前看完。

計劃中的兩件事，總要完全其中一件吧。

正當不肯認輸的我跟惠特曼進行無聲搏斗的時候，忽然聽到對面上鋪有人問：“小伙子看什么書呢？”

我抬眼看對面，原來是一個面容和善的中年男子。但他的提問很奇怪：無論我或坐或臥，總是高高舉起《草葉集》，他應該不難看見封面，為何明知故問？難道想考考我？或者已經看穿我根本就讀不懂？

這么一想，我就很冷淡地回答他：“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

他似乎并不在乎我的態度，仍然和善地說，“好書，好書，值得一看。”

我挑釁地問他：“你也看過？能說說好在哪里嗎？”

他答非所問，“也說不出好在哪里，只是覺得年輕人不妨看看這一類的書。”

我更加不服氣了：“你是說，惠特曼的詩只適合年輕人閱讀？”

他接下來的回答，就跟黃山有關了——

“我倒不這么看，只是覺得，過了你這個年紀，如果再讀惠特曼，心情可能就不一樣。這就好比一塊石頭，從黃山頂峰滾下來，開始還有棱有角，但經過長時間翻滾，撞擊，落到平地之后，就會變成一個圓球。”

我沒有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一時竟不知所對。

他好像也只是隨口一說，并不打算發表長篇大論。我們的對話突然而起，突然結束。很快就到了馬鞍山采石磯碼頭，這位陌生的中年男子收拾行李，說聲“再見！”，就下船了。

我的記憶力有些特別，比如火車上看到某些陌生人，沒說一句話，也能長久記住他們的容貌與神態，然而四十年前在江輪上跟我討論《草葉集》的這位同行者，我卻始終記不起他長什么樣，連高矮胖瘦都分不清，但他關于黃山滾石的比喻留給我的印象卻歷久彌新，即使從那以后至今，我再也沒讀過《草葉集》，也再沒乘過在長江上日夜奔馳的輪船。

不同年紀的“我”或“我們”，是有棱有角的石頭呢，還是終于變成圓球？倘若硬要將人比作石頭，究竟有棱有角好呢，還是應該渾圓如球？這些看似簡單的道理，真要解答，好像也并不那么容易。

只可惜，當時我竟沒有反問設立這個比喻的長江輪船上那位陌生的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