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在期刊雜志、互聯網和各種新興媒體的合力下，有關“青年”的話題被反復提及、制造和包裝，與之相關的青年精神、青年生存圖鑒乃至青年文學都成為討論的熱點。在文學領域，“青年寫作”也成為了重要議題，在“眾聲喧嘩”的文學場形成了一股強勁的“青春之風”。

縱觀百年新文學的歷史語境，文學與青年之間始終存在緊密的聯系，進步的、向上的、革命的青春勇氣與新文學的蓬勃氣質也有著天然的聯結。在《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組織的關于青年寫作的“同題共答”中，面對“青年寫作”是否屬于“新潮流”的問題，作家和評論家們都認為，“青年寫作”伴隨著“新文學”的誕生而來，李敬澤更是將其概括為一個“現代性照耀下的‘老話題’”。

既然，“青年寫作”并非一個新話題，為何卻在當下受到如此密集的關注？在不同歷史階段不斷變化和更迭的“青年寫作”，是否在當下還存在別樣的歷史意義？觀察近幾年的作品可以發現，個人化的片段描繪、囈語式的語言方式以及焦慮、迷茫的精神特質似乎已經成為“青年寫作”揮之不去的標簽。在各種討論會上，時代視野的狹窄、歷史意義的缺失和對現實觀照的匱乏也常常被視為青年寫作的不足。雖然這些要素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能夠反映一些青年寫作的特質，但是，依然有許多青年的寫作關注歷史向度的挖掘，以多種形式豐富了當代文學的歷史敘事。

地方史與精神原鄉

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用“戀地情結”來描述人類與其生活環境間的情感紐帶。段義孚關注人的經驗世界與環境的關系，關注人情、人性乃至人的終極命運。在他看來，“戀地情結”是“關聯著特定地方的一種情感”，是一種長久的依戀關系，有利于身份認同的建構和安全感的營造。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語境中，許多作家的創作都有著鮮明的地理坐標，如高密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賈平凹、王家莊之于畢飛宇、拉薩之于馬原……通過對這些地標的描繪，作家的情感圖譜也得以徐徐展開。

近年來，青年作家們也開始在這一領域展開嘗試。他們從故鄉入手，將情感、記憶與風土人情雜糅在一起，展現大歷史背景下的地方變遷。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和《飛行家》等小說集中所收錄的故事大多帶有著強烈的東北地域色彩。作者擅長以懸疑案件為切入，重回20世紀90年代的工業化語境，書寫一代下崗工人的生活困境。《蹺蹺板》以“我”和“我叔”的兩重敘述話語形成了代際間的對話。小說通過破舊的廠房、高聳的鐵門和斷裂的門鎖重回九十年代的改革語境，以冷硬的意象組合回溯一代人的命運轉折，同時通過鐵玫瑰、蹺蹺板等意象，給故事營造了一層浪漫的色彩。當蹺蹺板下的骸骨被挖出，浪漫終被血色籠罩，小說的冷冽氛圍也更加濃厚。《光明堂》以一張艷粉街的地圖導入，經由少年張默的漫游講述兩代人層層交織的命運。當工人們的共同信念隨著改革的大潮隨風而逝的時候，改名為“工人之家”的“光明堂”試圖重新匯聚人們無處安放的精神信仰。但是，在小說的最后，光明堂隨著林牧師的死在大雪中轟然倒塌，短暫的精神寄托也隨之中斷，人們陷入了普遍的失語狀態，不得不再次退回到艷粉街的深處。

雙雪濤借由對地域的獨特感知理解歷史，以東北的時空記憶為線索，刻畫鐵西區的下崗工人群像。在他的筆下，與地方命運緊緊相連的個人命運，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有力的注腳。雖然他們的痛苦與哀愁在龐大的城市面前顯得十分渺小，但當個人匯聚為群體，艷粉街所承載的群體之痛終將抵達每個人的內心深處，而父輩們所承載的地方記憶也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班宇則從城市與人的關系入手展開他的地方敘述。在《逍遙游》《冬泳》《鐵西夜曲》等小說中，班宇以火車站、體育場、游泳池、衛工明渠等城市地標，建立起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關系。通過敘述視角的切換，父輩與子輩的故事層層相連，經由現實的陣痛抵達歷史。與此同時，班宇還擅長以方言拓展地方的文化空間，并以詩性的表達呈現城市深處的歷史痕跡。

與雙雪濤、班宇相比，四川青年作家周愷的地方書寫顯然帶有更大的歷史野心。他的長篇小說《苔》從四川嘉定的地方縉紳李普福家族入手，展開了一段長達20余年的歷史書寫。小說描寫了一對兄弟的不同命運，被抱養進入李家的李世景成為家族的繼承人，而留在農民家庭中的劉太清最終變身為山匪。在描寫人物命運的同時，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科舉、保路運動等重大歷史事件被漸次編織入李氏家族的故事之中，權力的更迭、新舊秩序的轉變、家族的興衰都在兩兄弟的生命際遇中徐徐展開。在故事的主線之外，小說還填充著豐富的民族傳說、民間故事和民俗特色。這些繁密的地方細節，經由茶館、酒肆、煙館等頗具特色的地方空間，通過樂山方言傳達出來，凝練為一幅活潑而豐滿的地方志，為風起云涌的近代歷史提供了另一種民間的表達。

這些青年作家的地方書寫，從生于斯長于斯的生命經歷出發，從細節出發，在歷史的長河中發現了可貴的現實性與當下性，抵達了人類共同的情感共振。

“在島嶼寫作”——個人與歷史的對話

2022年以來，江蘇衛視的紀實類節目《我在島嶼讀書》受到了全國觀眾的喜愛。紀錄片以一間“島嶼書屋”為原點，邀請作家、編輯等愛書人為嘉賓，共同分享閱讀和寫作的經驗。這個節目的命名恰到好處地切中了讀書和寫作的狀態——如島嶼一般，孤獨的、懸置的、陌生的，但又充滿著各種思考和可能。在《揚子江文學評論》組織的同題共答中，作家孫頻也將當下的青年寫作狀態稱為“島嶼化”，即作家在各自的領域中以基本隔絕的狀態寫作。雖然孫頻不太認可這種“島嶼化”的寫作方式，但她也承認，在島嶼寫作是一個動態的成長過程，作家們在不斷地調整、變化，小心翼翼地探尋寫作的多種可能。

從孫頻自己的創作來看，這種“島嶼化”呈現為深入人物內部的挖掘，通過對人性的深層思索尋求一種歷史的張力。在《光輝歲月》中，孫頻借梁珊珊求學、工作的經歷回應著不斷變化的歷史。梁珊珊似乎一直在受著時代的捉弄，在分配工作、遭遇下崗，重回校園的過程中感慨著“人生虛妄”。恰逢千禧年的發展大潮，梁珊珊成為了一名金融從業者。這一次，她謹記時代的物質底色，不斷地迎合時代的主潮，卻又遭遇了金融危機，一夜破產。梁珊珊再度重回校園，希望通過再次提升學歷留在知識的島嶼，可是畢業后卻因年齡而錯失就業的機會，最終回到故鄉，成為了一個有博士學歷的縣中教師。梁珊珊將校園視為島嶼，總是在受到挫折之后試圖返回這一精神家園。但是，隨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坍塌，梁珊珊終于放棄了，她不再追逐歷史的步伐，而是不斷后退，退回到長滿葡萄藤的故鄉。

周嘉寧的《了不起的夏天》回到了2001年的那個令全國沸騰的申奧成功夜。小說以數次和奧運會有關的記憶，回顧21世紀初期的歷史，思考充滿震撼的集體性的情緒。在秦的青春記憶中，這種非凡的激動所造就的莊重感和肅穆感，成為“不可復制的樸素，甚至純潔”，成為今后漫長人生中反復回味的歷史時刻。在21世紀已經過去20多年的現在，似乎少有作品關注這一段歷史，這段歷史往往被視為當下，在文學史的表述中也常常被含混地帶過。事實上，這20多年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如何面對這段歷史，又如何看待一個個輝煌的歷史時刻，或許是青年寫作值得挖掘的方向。

三三也是以細膩的情感描寫和深入的人性探索見長的作家，她在《晚春》《唯余荒野》《鳳凰于飛》《惡有惡報》等小說中，借由死亡切入，以人生經歷、成長際遇勾連家族史和社會史，提供了別具風格的“城市異境”。三三小說充滿著冷酷、陰鷙、暴虐的場景，《唯余荒野》中的早娘和《鳳凰于飛》中的包外婆，以決絕的姿態親手破壞了生活的秩序，而《晚春》中的雅紅的日常行為也透著陰郁、曖昧而危險的氣息，傳達著作者對生活的質疑和不信任。同時，三三還擅長使用歷史元素增添小說的厚度，如孟婆湯、補天的傳說、聊齋故事和《鳳凰于飛》的歌詞，都顯示出作者與歷史對話的嘗試。

幻想、寓言與歷史的多重分身

在當下的文學格局中，如何展開歷史敘事，已然面臨著困境。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歷經反復書寫，已經很難再去發掘新的美學維度。面對這一問題，一些青年作家選取了別樣的形式，如寓言、口述故事或是科學幻想，借此重新觸碰歷史的肌理。

路魆的《夜叉渡河》重回古典小說《聊齋志異》的傳統，書寫家族的夜叉傳說。爺爺是夜叉的后人，因為這一異類的身份屢遭欺辱，弟弟坤葬身水中，父親也在尋找弟弟的途中失蹤，夜叉抓人的可怕宿命一直在這個家族中循環。小說中，真實的歷史與傳說故事不斷交錯、重疊，呈現出一幅亦真亦幻的鬼魅圖景。小說采用《易經》中八卦的名稱給主角命名，強化了故事的傳統特質，而陰陽八卦的轉換又暗示著因果的顛倒，給小說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早在《暗子圖譜》中，路魆就試圖將聊齋故事加以現代加工，小說將傳統文學中的“山魈之子”與現代劇場、霍爾姆茲共鳴器和鏡莊等現代元素相聯系，建構了充滿幻想的敘述體系。路魆的歷史表達并不刻意，他更擅長在顛倒、怪誕的敘事中營造一種獨特的美學氛圍，并將歷史要素自然引入，從而達多重的審美體驗。

陳春成的《竹峰寺——鑰匙和碑的故事》也提供了這種亦真亦幻的歷史體驗。幽林中的古廟，充當橋面的石碑，以及代表故鄉和童年的鑰匙被一同藏起，但這種隱匿的狀態卻指向了歷史的永恒，而作者也在其中找到了抵御無常的力量：“只要我不去動它，它就會千秋萬載地藏在這碑邊，直到天地崩塌，誰也找不到它。這是確定無疑的事情。確定無疑的事情有這么一兩樁，也就足以抵御世間的種種無常了。”而在《〈紅樓夢〉彌撒》《傳彩筆》和《音樂家》中，陳春成同樣從歷史維度尋求一種超越時代的藝術永恒，他以幻想的形式創造出被不斷重寫的《紅樓夢》、無字的筆記本和藏在箱子里的薩克斯，試圖讓它們成為能夠對抗時間與權力的象征物，最終達到宇宙意義上的永恒。

在青年文學創作普遍呈現出細節化、碎片化、個人化等特質的同時，還有很多青年作家們在努力繪制更為廣闊的文學圖譜。為了克服相似的城市生活經驗所帶來的同質化的創作困境，他們再次回到歷史之中，從地方、故土和個人的情感聯結中尋求創作的突破，在對精神原鄉的建構中尋求個性化的符號和圖騰，從有限和局部出發，書寫無限，在處理個人的歷史、記憶和困惑的同時，營造了多重歷史維度的文學空間，也提供了更為豐富的青年創作圖景。

（作者系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