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時代，美好之物都與金錢和閑暇無關。

創造出最美之物的《花箋》出版了，前面有個獻辭，說是“金婚在即，謹以此書獻給愛妻衛淑娟女士”。因了這句話，我想說說我的妻家和舅家。

我的妻家，也是我的舅家，也是我母親的娘家，我的姥姥家。這么多的家疊合在一起，只是因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我的妻子是我的小表妹。

妻家所在的南連村，在臨晉鎮南邊五里遠的地方。這是現在的說法，擱在七十年前，即上世紀50年代初，也能這么說，可意思就不同了。那時臨晉鎮是臨晉縣的縣城，也叫鎮，跟現在的鎮是兩個概念。1955年吧，臨晉縣跟東邊的猗氏縣合并為臨猗縣，縣城設在猗氏，臨晉才成了真正的鄉鎮。臨晉還是個縣的時候，全縣大點兒的村子有個統稱，叫“三連四代十八卓”，意思是，全縣有三個帶連字的村子，四個帶代字的村子，還有十八個帶卓字的村子。南連村，便是三個帶連字的村子里的一個，可見是個大些，還有名氣的村子。

說了這么多，也不全是說母親娘家的這個村子多么好，暗含的意思，是想比襯一下我家的村子也不錯。要不，南連村的財主家，也就不會把家里的大姑娘嫁到我家了。

臨晉還是縣城的時候，我家在東關口上的韓家場。現在成了鄉鎮，只能說在鎮子邊上，跨過一條土路，就是東關大街。兩家若有什么不同的話，一個是我家在城里，她家在鄉下。再一個是，南連村的衛家，是個生意人家，靠做生意發了財，置下了好多地，解放后劃的成分是地主。我家是個耕讀之家，幾輩子都是讀書人，祖上傳下的地不多也不少，解放后劃個富農剛剛好。一家地主，一家富農，半斤八兩，都在“地富反壞右”的序列里，按說不該在這里做這樣的分辨，我有我的用意，暫且按下不表。

兩個村子的位置確定下來，就該說兩家的走動了。

，總是那些經過打磨的感知力，著眼于日常生活的目光，以及不懈努力的雙手。

母親嫁到我們家，只有十五歲，她的婆婆，是我爺爺的第三任妻子，比她大十歲，其時二十五歲。年歲不大，可是個真正的婆婆，干凈利索，持家甚嚴。再就是我父親早早去了西安，一直在外面打拼，好多年連音訊都沒有。這樣一來，我母親就成了個真正的小媳婦，平日在家帶孩子，侍奉公婆，只有逢年過節，還有“麥罷”這樣的日子，回娘家住上三兩天。我小時候的記憶，母親去南連村，總是帶著哥哥和我。有時我在家里受了委屈，也會獨自跑去向姥姥哭訴，姥姥總是說：“我娃先回去，下次集上我去了，狠狠地嚷他們。”嚷有教訓的意思。于是我便歡歡喜喜地回去，等著姥姥上集時來教訓母親，不等姥姥來，早把受委屈的事兒忘個精光。

獨自去南連村，是大了的時候。上高中，在百里之外的運城，上大學更遠了，是在數百里之外的太原。每逢假期回來，到家的第二天，母親必安排我去南連村看望姥姥，假期滿了，離家前也要去一次。每次我去了，姥姥總會做頓好飯。那時生活艱辛，所謂的好飯，不過是韭菜餃子，白蘿卜包子，頂多炒盤雞蛋。多少年以后，曾聽我的一個表弟說：“你是不知道，孫子外孫好幾個，奶奶最喜歡的，還數你這個外孫。”

我沒體會到那個“最”字，喜歡還是知道的。因了這層喜歡，自我懂事起，姥姥家的事，總牽動著我的情感。兩家都受過不少的苦難，從時間的先后、苦難的輕重上說，姥姥家的苦難在前，分量也重些。

最讓我震驚的一件事，發生在1960年的春天。我上初中二年級，學校就是鎮上的臨晉中學。一天回到家里，聽母親正和奶奶談什么，也不回避我，母親像是剛從南連村回來，跟奶奶說妗子怎么死的。

鎮上拆城墻，通常都是戴帽的地富分子，老頭老太太去“服勞役”。那天村里的隊長竟讓妗子去，妗子才三十出頭，受不了這個侮辱，一氣之下竟跳了門前小巷里的一眼水井。撈上來擱在井臺上的一塊門板上。村里死了人是大事，報上去，公社來人檢驗，來的是公社武裝部的曹部長。武裝部在官池堰上，離“鎮完”（臨晉鎮完全小學的簡稱）不遠，過去我們上學放學路上，有時會遇見。個子高高的，長臉，黑黑的，愛披個軍大衣，看上去很是威武。曹部長到了井邊，妗子擱在門板上，衣衫零亂，雖有遮掩，總是不全，手臂腳踝，裸露在外，皮膚分外白晳。曹部長看了，好半會兒沉默不語，村干部再問，曹部長嘆口氣說了句：“就不是這世上的人。”幾十年了，不知為什么，一想起妗子的死，我腦子里就會閃現出曹部長的這句話。你說是冷漠嗎？時日久了，我竟體味出隱含的同情與感慨。

我不是一個多么善于思考的人，然而在那個年代，南連村的衛家，韓家場的韓家，兩家發生的一件又一件的悲痛事件，如同利器一樣，刺入我的靈魂，成了我思考人生，能深入也能淺出的，最銳利也最堅實的依憑。

事件本身，談不上多少深度，悲痛過去，也就該忘了。加深了思考的力度的，還有這些年來，切身的傷痛，學識的拓展。比如說早先看過王陽明的《傳習錄》，增進了我對心學的理解，近日讀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辨證》，更讓我堅定了對命運的認知。這上頭自家說什么，或許帶上了一己的偏頗，且看著名歷史學家勞榦先生，對傅斯年此書的一個簡明的解讀。在《傅孟真先生與近二十年來中國歷史學的發展》一文中，勞榦先生說：

孟真先生的《性命古訓辨證》，對于中國哲學思想史是一部很重要的典籍。在上卷，他先追溯“性”“命”二字的來源，確定為性字從生而來，命字從令而來。性與生，命與令，到戰國時期用字上還沒有顯明的辨別，雖然思想系統上已經賦予了新的意義了。到了漢代才正式分別使用，因此漢代學者才將古書分別校改，又因為并不能全部改過，這個痕跡現在還可以看出來。在中卷他推論殷周以來的宗教及哲理，與“上帝”觀念的產生及周初“人道主義”的發見，俱有獨到的見解；從性命二字的解釋來推斷孔墨荀孟以及名法的異同及其關系，尤其使人感到不少新的啟發。

抄得多了些，只是想讓我下面的說法更靠實些。不必做更深地剖析，僅僅從“性”由“生”而來，“命”由“令”而來，不怎么聰明的腦袋，也該悟出，早在殷周時代，先民就意識到“生”里有“令”的主宰。這跟后世說的“命中注定”， 更后世說的“歷史的必然”，不也就一脈相承，一氣貫通了嗎？

且看這兩家人的遭際，是否暗合了那個“生中之令”。

姥爺有兩個兒子，我叫大舅、二舅。二舅從小在西安“熬相公”，就是學做生意，解放后當了西安大華紗廠的會計，有兒有女一大家子。在我的感覺上，姥爺家就是姥爺姥姥和大舅大妗子，還有表弟表妹這么一家子人。大舅原先也在西安做生意，家里有妻室且育有一女。舊時人家，講究“有后”，女孩不算，得有男孩子才行。大舅在家是長子，長子得有長孫，女兒都十歲了，還沒有小弟弟，無奈之下，只有另做打算。依了舊時風俗，在西安再娶一房妻室。娶妻如同置產，能好盡量的好。我這個新妗子，十七歲，還是個中學生，更可喜的是，婚后一年便生下了我的大表弟。這時已是1948年，兵荒馬亂，生意不好做，想到老家有房有地，衣食無虞，于是便帶了新婚的嬌妻，還有剛滿周歲的兒子，回到老家，就是前面說的臨晉縣南連村。

回來不久，臨晉縣就解放了，接下來是土改，是婚姻法的頒布。成分定為地主，當下還感覺不到什么，立馬要面對的是婚姻法，一夫一妻，不得有二。 于是他的正妻，我的那個大妗子便嫁了人，女兒留下，由姥姥撫養。大妗子走了，西安回來的這個妗子，也就順理成章成了大妗子，我叫起來，只叫妗子，不加那個大字。在我小的時候，這個妗子是很風光的。眉清目秀，白凈漂亮，一看就不是鄉下人。有兩年正月里，村上鬧家戲，他和我大舅還同臺演過戲呢。不是在村里演，是到鎮上，在泰山廟的戲臺上演。也就是那幾年，又生下一男一女，即我的二表弟和小表妹。

成分這個螺絲，一天天擰得緊了，一個西安的女中學生，如何受得了被當作“敵人”的歧視，眼見得是熬不出頭了，于是便井口一躍，結束了三十一歲的青春年華。這是1960年，三個表弟表妹分別是十三歲、十歲和七歲。若在正常社會里，沒有什么，該上學去上學，該就業去就業，誰也不會怨到什么。然而，有句老話說得好，前頭的路是黑的，誰也不知道日頭落山，走到哪個地頭。

衛家的事按下不表，也說說韓家這邊。

我母親十五歲上嫁過來，我父親也才十五歲，正在鎮上中學上學。十九歲上生下我哥哥，二十一歲上生下我，屬狗，按年份說，已是1947年。那兩年，山西晉南一帶的情形，跟幾年后西安的情形正好相反，可說是兵荒馬亂，人心惶惶。我爺爺怕他的寶貝兒子遭遇不測，便送到西安“學相公”，即去商店當學徒。我父親自恃是個中學生，做不了端屎送尿伺候人的事，正逢上國民黨政府號召青年參軍，許諾怎么以后，可以保送上大學。父親年輕氣盛，又求學心切，便報名參加了國民黨青年軍的207師。洛陽戰役被俘，軍官遣散，他們這一批中學生，整訓后送到石家莊華北軍政大學學習。學習期滿，派到部隊服役，1955年還授了個少尉軍銜，隨即轉業安置在山東德州監獄，當了管教干部。也就在這一年，將母親和我接了過去，轉為城市戶口。我哥哥留在老家陪伴爺爺奶奶。到了1959年，興起一個干部家屬返鄉支援農業的小運動，父親年輕，積極響應，二話不說報了名，隨即將母親和我，還有在德州出生的三弟送回老家，又成了農村戶口。此后多少年，父親單身在山東，只有過年才會回來住上十幾天，有時農閑了，母親也會帶上一兩個小點的孩子去山東看望父親。

這里我說漏了嘴，前面說了，父親還在山西老家時，母親已生下哥哥和我，去了德州又生下三弟，怎么后來去山東還會帶上一兩個小點的孩子呢？有此疑問，是低估了我母親的生育能力，回到老家十幾年間，是跟父親離多聚少，可架不住懷孕率高，十幾年間，接連生下四弟、五弟和六弟。生六弟時已是四十四歲的人了。所以這么一個又一個的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她老想要個女兒，每次懷上，總盼著是個女孩，直到生下六弟，這才徹底失了望。

說了這么多，且是離開衛家的事兒說起的，命意在哪兒呢？這里該說透了，聽的人才會明白。我家是富農，雖說父親在外地工作，遭的罪一點也不少。

舉一件事說，我爺爺解放前是小學教員，解放后做生意，公私合營時吸收為縣商業局干部，任臨晉百貨公司門市部主任。四清時戴上帽子，開除公職，回村勞動；苦熬幾年，摘不了帽子，一時想不開，自縊身亡。這是1970年的事，此前祖母已去世，祖父一死，不說我了，老家村里，我母親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帶著四個男孩子過日子，怎樣的景況，不問可知。還是那句話，前面的路是黑的，他們只能一天一天地過，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若說還有什么信念的話，只有一個，就是盼著老天睜眼，不該老是這么苛待這一家人。

忽然一天，老天真的睜了眼。十年的長夜，也會有同光和塵的一天。日子還是那么艱難，精神的枷鎖是抖落了。對這個家庭來說，最重要的一條是，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參加高考了。1979年，在村里勞動多年的三弟，當著民辦教員的四弟，分別考上大同師范專科學校中文系和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五弟和六弟，因為德州方面落實干部政策，隨母親一起轉為城市戶口去了德州。

現在要做一個數字對比，以1978年為界，看看衛韓兩家的幾個年輕人，年齡數字上有著怎樣的蹊蹺。

衛家——

衛靜安，1948年出生，1978年三十歲，已結婚生子。

衛普安，1950年出生，1978年二十八歲，已結婚生子。

衛淑娟，1953年出生，1978年二十五歲，已結婚生子。

韓家六個孩子，只說前四個——

韓志遠，1944年出生，1978年三十四歲，已結婚生子。

韓石山，1947年出生，1965年考上山西大學，已結婚生子。

韓振遠，1956年出生，1978年二十二歲，初中畢業，在村里勞動。

韓懷遠，1958年出生，1978年二十歲，高中畢業，在村里當民辦教師。

看出來了嗎？肯定不明晰。

原因在于數字不整齊。上面我說我是1947年出生，三弟是1956年出生，中間差了九歲。我的這個1947年，是因為生在了丙戌年的尾巴上，換算成公歷成了1947年的1月3日。而丙戌年在歷書上，對應的是1946年。這樣一來，我跟三弟的年齡，就差下了十歲。再看衛氏三兄妹的出生時間，恰在我的生年到三弟的生年之間的這十年。這樣一來，這十年的相差，依次往后推去，恰恰套在了“文革”十年上頭。等到“文革”過去，三弟是大了些，仍有參加高考的機會。母親的生育能力那么強，恰恰在這十年，就像是知道什么似的，一個也不生。南連村我那妗子，是比她小，可我大舅比我媽還大好幾歲，就那么趕趁著，三年一個，六年之間生了二男一女，其求學時期，恰恰卡在那個難以言說的十年上。這樣就都輟了學，都結婚生子，也就誤了十年之后參加高考的機會。

你能說這里頭，沒有“生中之令”的播弄嗎？

看到這里，你或許會說，噢，韓先生不過是說“命不可違”啊。我不能說你的理解不對，如果就這么說說，我也就不會拉開架勢，寫這么長的文章了。請耐著性子往下看，這才寫了一半，正經要說的話，還在后頭。

還得接著妗子的死往下說。妗子的死，是1960年的春天，所謂的“三年困難”的前期，接下來的兩年，日子更難過，姥爺死了，大舅死了，說是死于浮腫病，實際是什么就不必說了。接連遭此變故，到了1961年秋季，上了初中，正要升入二年級的大表弟，只好黯然退學，回到村里勞動掙工分，成了一個小社員，虛齡也才十四歲。

1962年秋天，我從大表弟退學的那個中學畢業，考上了百里之外的運城康杰中學。假期回了家，準定去南連村看望姥姥，中間還會去上一兩次，有時是陪母親去，有時是我自個兒去。來來回回，去了又去，姥姥家的情形，也就了如指掌。

原先這是個祖孫三代的家庭，有姥姥姥爺，有舅舅妗子，還有兩個表弟一個表妹，日子再艱難也是歡歡喜喜一大家人。現在可好，兩三年間，妗子跳了井，姥爺舅舅撒手人寰，三代人一大家子，眨眼間只剩下年邁的姥姥，還有三個未成年的表弟表妹。說到這里，還得補充一句，前面已說過了，姥姥還有個兒子，我叫二舅，在西安工作，工資不高，妗子是家庭婦女，孩子又多，自顧不暇，鮮有余力照顧山西的老媽，兄長的孩子。孝心還是有的，每當本村有人回來，總要給老媽捎些西安的點心，若是冬天，還會捎上一塊草紙包著，外面蒙著一張梅紅字號商標的臘羊肉。

歡愉眨眼就過去了，苦澀如同長夜，沒個盡頭。

記得有次暑假快開學了，我去姥姥家，大表弟出工，不在家，二表弟要去鎮上初中上學，兩塊錢的學費竟沒有著落。見我來了，姥姥取出一個銀鎖，讓我陪上表弟去鎮上的收購站賣了。記得賣了四塊錢，表弟順便去學校交了學費。那幾年，我看了最難受的還要數大表弟。他比我小一歲，生日差一天，我是臘月十二，他是下年的臘月十三。這樣的生日以虛歲算，過了舊歷年，就叫兩歲。說十四歲上回村勞動，實際上也就十二歲多些。要說，還是個童工。可那個年代農村沒有這一說，苦活累活，照干不誤，能給你全額工分，就是不小的照顧。

大表弟天分甚高。退學后，教過我化學的劉繼信老師，當時是他的班主任，還專程去南連村，勸他重回學校。來家里與姥姥交談后，知道家境實在艱難，才不再說什么。大表弟在村里，一面勞動，一面想著法兒往外“拱”，盼著有一天離開南連村，過上好日子。

有一年暑假，一回來我去了南連村，交談之下，知道他正在苦練吹笛子。吹了幾個曲子給我聽，說了他的打算，練到極致，說不定縣上的眉戶劇團會請他當伴奏的。他把這稱作“曲線救國”。還說坡上某村的王天民，就是笛子吹得好，被縣劇團錄用的。言談間，說他手里這個笛子不好，音不準。我說，我去了運城給你買一支，運城的東街上有個樂器商店，擺著好些笛子。寒假回來，我真的給他帶回一支笛子。他吹了吹，說比他那支好多了。

言談間，又說起他的“曲線救國”，不像上次見面那么亢奮，說吹笛子很有講究的，一個人在村里摸索，難有大的長進。你覺得你行了，聽高手一吹，就知道差的不是一點半點，接著嘆了一口氣，說只怕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我不好說什么，只是有些難受。他看出來了，笑了笑，反而寬解說，打不上水，在水里撲騰幾下，提上來也亮梢些。

亮梢，是我們那兒的土話，指器物在水里浸泡后會因濕潤而光亮。

幾年后，大表弟到了結婚的年齡，關心的不只是姥姥，還有幾個姑姑和素珍表姐，即同父異母，大了他至少十歲的那個姐姐。我常隨母親去姥姥家，有次去了，姥姥攤開包袱給母親看這邊準備好的嫁妝。那年頭女方的嫁衣，都是男方準備的。取出一件，說是“靈娃給買的”，再取一件，又是“靈娃給買的”。那幾年農村結婚，興什么燈芯絨、凡爾丁、直貢尼，在我的印象里，全是靈娃買的。靈娃是素珍表姐的小名。何以靈娃姐有如此本事呢，無他，靈娃姐的丈夫在北京念的大學，畢業后分配到七機部的一個研究院，是工程師。我媽肯定也出過力，三五十塊錢還是會給的。要不姥姥也不會在她跟前，抖落這樣的家底。

那幾年，最困難的還是吃食，在這上頭給了姥姥家很大幫助的，是我的三姨。

三姨父在縣木材公司工作，家里的事全托付給三姨。三姨很能干。姐妹四個，四姨去了西安，姐妹里她最小，在娘家待的時間也最久，跟姥姥的感情分外深厚。幾次不幸之后，娘家只剩下祖孫四人，她就主動承擔起了照顧的責任。先嫁到西關，夫妻感情不合，離婚后帶著兒子在娘家住了兩年，才嫁給我這個在木材公司工作的三姨父。她是農村戶口，嫁過去也只能住在三姨父在農村的家里。這個村子叫南姚村，是臨猗縣有名的大村子，人口多，土地也廣，在那個年代，生產隊分糧也最多。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三姨那幾年，一連生了三四個孩子，且都是女的。農村分糧，是按人口分的，不在乎大小。這樣一來，三姨家的糧食也就有了富余的。而姥姥這邊，全是大人，缺的恰恰是糧食。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三姨捎來話，叫她的娘家侄兒，即我的大表弟二表弟去“帶糧食”，那個“帶”字，在我們那兒有特定的含義。帶者，載也。只是不用牛馬，也不用平車，是用自行車去馱。在我們那一帶，不是窮到揭不開鍋的人家，好賴都有一輛自行車。記不得是我正好騎著自行車去了南連村，還是誰去了韓家場叫上我去的，反正是這次帶糧食，我也去了南姚村。這次去南姚，兩個表弟都去了，騎的是他們家的車子。

去了先是聊天，三姨見了娘家的侄兒和外甥，那個親熱呀，沒見過這陣勢的難以想象。做了好飯，不是餃子就是面條，吃飽喝足，該回去了，三姨領上我們去了她家的庫房，大甕小甕，全是糧食，有麥子，也有苞谷。我們帶著“毛褳”，要搭在車子后座上，不能裝得太滿，而三姨在一旁，只嫌裝得少。那一刻，我的感覺是，女兒是嫁不出去的，什么時候都是娘家的人。

在那個年月，可以說，以姥姥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大的家族譜系。嫁出去的女兒，還有孫女，都在關心著這個敗落得剩下祖孫三代四口人的小家庭。若以軍隊為喻，這里就是最高司令部。部隊是散了，軍心是齊的。不為別的，只為這兒有她們的母親和祖母。

老祖母不光呵護著她的孫兒孫女，同時還為她的女兒們（包括孫女）操著心。

我的婚事，即明顯的一例。

現在人們說起韓石山，覺得是個張牙舞爪的家伙。這不是我的本相。年紀大的人，我只要說上一句話，就該知道我的本相。一個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那個年代，別人是什么樣子，韓石山也只會是什么樣子。按說上的是晉南最好的中學，大學也趕在停辦前上了，可是在婚戀上，我的自卑，實非外人所能想象。不管別人夸我再好，自家知道，是沒有資格愛自己喜歡的女同學的。轉一下念頭，都有褻瀆神明的感覺。人家出身那么好的女孩子，豈是你一個“黑五類子弟”可以愛的！

村里倒是有人給介紹，對方一聽是富農家庭，當下就掛了免戰牌，誰肯雪白的襪子往泥里捺。就這樣，直到大學快畢業了，婚事還沒有著落。母親為此，常常暗自垂淚。女兒（我母親）的心事，母親（外祖母）自然明白。她老人家是個有決斷的人，不知母女倆是如何商量下的，做出個在當年看來，最為無奈也最為周全決斷：干脆將孫女許配給外孫得了。我家富農，她家地主，這樣的婚姻，其時社會上有個粗鄙的說法，叫“烏鴉站在豬背上，誰也不嫌誰黑”。外祖母的說法則是，“誰也別想占這個便宜”。說白了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這肥水是雙向的，對流的，衛家的好姑娘，不流到別人家的田里；韓家的好兒郎，也不流到別人家的田里。

在我，真是大喜過望。再沒有這樣的婚配，讓我舒心的了。娶個出身好的，我會有愧對之感，心里也就不會舒展。娶個姿色平平的，又心有未甘。娶了這個小表妹，可就不同了。知根知底，誰也不嫌棄誰就不說了。最最重要的是，我的這個小表妹，是我那個西安城里長大，不堪羞辱、跳井而亡的大妗子的小女兒，完全繼承了她媽的容貌與膚色。大妗子死時，她才七歲，十年過來，已出落成一個眉清目秀、白白凈凈的大姑娘，且小下我七歲。議婚時十七，結婚時不過十九。

不知為什么，寫到這里，極不相宜的，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1972年，我與小表妹結了婚，由過去的表親，成了衛家的女婿。那時我已大學畢業，分配到汾西縣教書，先是在一個叫它支的村子，又到了一個叫上團柏的村子。就在這時，該是1973年吧，收到大舅子的一封信，襯上復寫紙寫的，大意謂：其弟普安結婚在即，望諸位親戚鼎力相助。30元不算多，10元不嫌少，等于是給了個上限與下限。記得我是寄了20元。錢是寄了，心里并不痛快。我知道這樣的信，還會寄給誰。我家會有兩封，另一封是給德州我父親，他們的大姑父。此外呢， 還有西安的叔父，西安的二姑父，縣城的三姑父，西安的四姑父，北京的大姐夫。滿共也不過七八家，犯得著這樣發文件似的，用復寫紙寫信嗎？

是有些可笑，但那深層的心理，我是能理解的，不過是要顯示他們衛家的氣派罷了。

外人看到這里，說不定會驚訝，你姥姥這個地主婆，當年多么有心計，女兒孫女，一個一個全嫁給了有錢的人——吃公家飯的人。

你要這么說，我不想反駁你。走路都想抄近道，思想要繞個彎兒，也挺費勁的。智力上的事，我們得寬容些。不能說你不對，總是俗了些。這可不是什么心計，而是一種頑強的理念在作用著。

什么都不說了，看看早年間，姥姥為女兒孫女選擇婚配時，男方的情況是什么，或許能窺知她老人家精神上的什么東西。

她有四個女兒，連上她撫養大的，我大舅的兩個女兒，女兒孫女共是六個，其婚配情況如下：

大女兒衛如雅，許配給韓家場韓遵江，其時是初中學生。

二女兒衛如意，許配給馮家卓衛某某，其時在西安學生意。

三女兒衛佩琴，許配給臨晉西關某某，其時在運城師范念書。

四女兒衛悅桂，解放后隨二哥到西安紗廠工作，嫁一工人。

孫女衛素珍，許配給臨晉北關薛起堯，其時在永濟念高中，婚后考上北京工學院。

孫女衛淑娟，許配給韓家場韓石山，議婚時還在山西大學念書。

六人中，在我看來，例外的只有一個，就是四女兒。時當1958年，眼見得在農村沒有盼頭，只好送女兒去西安投靠哥哥，若還在農村，其婚配也會跟她的三個姐姐差不多。再就是，除了四姨父和我，另外幾個夫婿，結婚時全是十幾歲。我父親是十五歲，表姐夫薛起堯，訂婚時還是個中學生。

從女兒孫女的婚配上，能看出姥姥精神上的什么東西呢？

不必費神了，還是我說了吧！

那就是一個堅定的信念：喜歡有文化的人家，喜歡念書念得好的孩子。我和小表妹結婚時，我在呂梁山里的一個村子里教書，何日能出頭，鬼都不曉得，表妹也不是沒考慮過，可你知道老祖母是怎么說的嗎？她對小孫女說：

“憨娃，再苦也要嫁給念書人。”

正是老祖母的這個堅定的信念，促成了也可說是保證了南連村衛氏一門日后的復興。不說復興了，至少也是幾經災禍，沒有淪落。須知，多少人家都沒能扛過那個苦難的年月。

老祖母姓李，娘家是樊家卓，也屬于“三連四代十八卓”之內的村子。祖上是清代的舉人。我小時候曾隨我的母親，去過她的這個姥姥家，門口臺階甚高，門前有拴馬樁，進了大門，二門上的木雕圖案，繁富瑰麗，金飾斑駁。多少年了，看去仍讓人頓生敬意。

依照老祖母的理念，家族興旺的一個重要標志，不是錢，也不是勢，而是家里有念書的人。這上頭，韓衛兩家，都有驕人的成績。韓家的事，前面已說了，衛家在第三代上，也不可小覷。大表弟的兩個孫女，一個在北京工商大學念書，已畢業，今年春上赴英國深造；一個去年就辦了赴美留學的簽證，疫情過后，便去華盛頓大學念書。二表弟的孫女在山西大學電力學院念書，是優秀的學生會干部，去年考上中南大學的研究生，一去了靠演講被選定為學生會干部。外孫女也是去年，考上了太原的中北大學。

我所以在書前寫上那么一句話，不僅僅是紀念我與表妹的金婚，也是為了紀念這個差點淪亡，又于艱難中復興的家族。

【作者簡介：韓石山，曾用名韓安遠、韓富貴。1947年生，山西臨猗人。1970年畢業于山西大學歷史系，任中學教員多年。1984年調入山西省作家協會,曾任 《山西文學》主編。2007年退休。有《徐志摩傳》 《李健吾傳》《張頷傳》《裝模作樣——浪跡文壇三十年》等著作多種。】